韩愈的教育观

韩愈（公元768―824）的称号，大家最熟悉的他是文学家，其次是思想家，其实，韩愈还是中国教育史上一个杰出的教育家。之所以这样说，首先是因为他有过从教的经历：他作过四门博士、国子博士（此处“博士”即教师，如明代宋濂《送东阳马生序》云：“今诸生学于太学，……有司业、博士为之师，未有问而不告，求而不得者也。”）、国子祭酒（此处“祭酒”为古之学官名，即今之校长，与祭祀喝酒无关）。韩愈在任潮州刺史期间，还捐资助学，大力兴办乡校，促进了当时潮州教育事业的发展。其次，是因为他有教育教学理论。韩愈教育理论方面的专文有两篇：《师说》和《进学解》。《师说》是我国教育史上第一篇专门论述教师问题的文章。在这篇文章中，韩愈首先，也是历史上首次给“教师”下了定义：“师者，所以传道受业解惑也。”这个定义揭示了教师的职能：“传道、讲授、解惑。”“传道”是思想道德方面的教育，即今之所谓育人；“受业”是文化知识方面的教育，即今之所谓教书。这两条即已道尽教育的全部。“解惑”就是解决“传道、受业”过程中学生产生的困惑，这一条既涉及到教师的职能，也涉及到教学过程中的教学方法，即教学过程就是解惑的过程，教学方法就是问答，且是学生问，老师答。这个定义极为经典，千年之后的今天，仍有价值。能达到这个标准的，即可视为合格的教师，可惜的是，达不到这个标准的还大有人在。有些人摭拾一点西方教育理念的皮毛，迎合某些政治或世俗的需求，妄言其已经过时云云，真是可笑亦复可悲。在揭示了教师职能的基础上，韩愈强调了教师的重要地位。他说：“人非生而知之者，孰能无惑？惑而不从师，其为惑也，终不解矣。”把教师的地位作用与人的知识来源联系起来，认为在教学过程亦即学生成长的过程中，教师是不可或缺的因素，这称得上慧眼独具。如果你认为人是学而知之，知识是后天通过学习才获得的，你就会认为教师是重要的；如果你认为人是生而知之的，即知识是先天就有的，教师的作用自然就大打折扣。而认为人是生而知之，知识是先天就有的，这是唯心主义的先验论。所以，凡过分强调学生的主体地位，贬低削弱教师地位作用的教育理论，往往是先验论或是受先验论影响的。苏格拉底为什么认为教师只是个接生婆？因为他认为知识、美德不是从外面灌输给人的，是人的心中先天就有的。杜威为什么主张“儿童中心”，说要让儿童变成太阳，“教育的一切行为则围绕着他们转”？也是因为在他看来，“教育不是把外面的知识强加给儿童或青年，而是要提高人类与生俱来的能力”。新课改以来似也有过分强调学生的地位削弱教师地位的倾向，强调学生的主动学习，教师只是“组织者”“促进者”，这后面似乎也有先验论的影子。当然，新课改不是宣扬生而知之的，是假设学生天生就有学习兴趣、学习能力的。如朱慕菊的 《走进新课程》 中就说：“在教育活动中，作为完整的人而存在的学生具备全部的智慧力量和人格力量，而且体验着全部的教育生活。”我不是说“学生中心论”错误，但过犹不及，如果因此而贬抑教师的作用削弱教师地位，可能也有不妥，甚至是一件危险的事。现在校园暴力愈演愈烈，已惊动国家部委下文，惊动总理作批示，惊动两会成热议话题，我总觉得，这与贬抑教师作用削弱教师地位的倾向不无关系。韩愈还科学地界定了师生之间的关系。师生应该是怎样的关系？《学记》中早有主张，叫“教学相长”――教师学生是相互促进的。韩愈在《师说》中对此作了进一步的说明，他说：“弟子不必不如师，师不必贤于弟子，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如是而已。”韩愈的师生关系是动态的，是双向的，可以在一定的条件下相互转换。这条件就是看谁先“闻道”、谁的专业素养更精深。比之现在的要么是以教师为主，要么是以学生为主的二元思维，韩愈的思想似乎更为科学。《进学解》是韵文，实际上是一篇赋，且是汉赋主客问答的方式――先由韩愈就学习的问题提出自己的看法，再由学生提出疑问，最后是韩愈就学生的诘问进行申辩。《进学解》表面上是一篇专门论述学习问题的文章，但韩愈的重点实不在学习，是借学习之杯勺，浇胸中之块垒，换言之，是为自己受到的不公平的待遇发而牢骚。但本文却只能从学习的角度来解读它。从学习的角度来解读《进学解》，我们可以认为，它是从两个方面谈学习的：一是应该怎样学习，亦即学习的要求；二是为什么学习，亦即学习的意义。应该怎么学习？依本文可概括为四个字：勤（“业精于勤，荒于嬉”“口不绝吟于六艺之文，手不停披于百家之编”“焚膏油以继晷，恒兀兀以穷年”……）、思（“行成于思，毁于随”）、博（贪多务得，细大不捐）、约（“纪事者必提其要，纂言者必钩其玄”）。但韩愈向学生提出学习的要求时，却遭到了学生的诘询。学生说：老师倒是你勤了思了而且成就显著（“先生之业，可谓勤矣”“先生之于儒，可谓有劳矣”……）但是，又怎么样呢？没做大官没发大财，您自己都这样，让我们学习有什么用？（“公不见信于人，私不见助于友……冬暖而儿号寒，年丰而妻啼饥。……不知虑此，而反教人为？”）面对学生的诘难，韩愈则辩解说，是自己学得做得还不够好（“学虽勤而不繇其统，言虽多而不要其中，文虽奇而不济于用，行虽修而不显于众”），只能做力所能及的事，不被重用是理所当然（“投闲置散，乃分之宜”）。这些是牢骚话，不能当真。重要的是文末的拙洌骸叭舴蛏滩苹咧有亡，计班资之崇庳，……是所谓诘匠氏之不以p为楹，而訾医师以昌阳引年，欲进其g苓也。”为什么重要，下面会提到。这个辩难过程体现了两种不同的学习观――对人为什么要学习亦即学习意义的两种不同的看法。韩愈的学生认为，学习的意义在可以让人升官发财，否则学习就没有用（这也是《师说》中指出的“师道之不传也久矣”的原因）。韩愈则认为，学习的意义不能用财产的有无来衡量，官员品级的高低来计算，否则，就等于责问工匠为什么不用小木桩做柱子，批评医师用菖蒲延年益寿，却想向他推荐猪苓（菖蒲、猪苓都是药名，相传服用菖蒲可长寿，而猪苓是利尿药）。当然，这是韩愈的潜台词，而非文章表面的意思。这两种不同的学习观及其间的争论古已有之，且延续至今。以今之观点，学习的意义一在物质，一在精神。物质上的意义，在古代称为升官发财，在今天叫作改变命运；精神上的意义在古代，如张载所说，是“为学大益，在自求变化气质”，在今天，叫丰富精神发展生命。韩愈受历史局限，且本文旨在发牢骚，故未能明言。但字里行间，韩愈还是表达了这样的意思：不应因生活的贫富、社会地位的高低影响学习。《进学解》也可以看作是一篇教学实录，是韩愈课堂教学的一个片段。在这个教学片断中，韩愈实践了他在《师说》中提出的主张。他对学生提出学习的要求，这就是在“传道”，传学习之道。学生在学习的问题上提出了与他相反的意见，就是在学习的过程中遇到了“惑”，这个教学片断也是韩愈为学生“解惑”的过程。除这两篇专文，韩愈还有一些教育思想散见于其他篇章。在《原道》一文中，韩愈引用了《大学》里的一段重要的话：“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这段话表面上与教育无关，实际上与教育关系密切。“诚意、正心、格物、致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是一个人修养的过程，成长的过程，发展的过程。而这个过程离不开教育，所以，这也是一个教育的过程，是古代教育的系列目标。所以韩愈强调说：“然则古之所谓正心而诚意者，将以有为也。”这一思想被宋儒发扬光大，对宋以后中国的教育影响深远。所以，可以说，韩愈开了宋儒理学当然也包括教育学的先河，这在下一篇介绍朱熹时会再提到。韩愈在《原性》一文中提出了“性三品”的观点：“性之品有上、中、下三。上焉者，善焉而已矣；中焉者，可导而上下也；下焉者，恶焉而已矣。”即，人（当然也包括学生），按其本性可分为三类：上等，好人；下等，恶人；中等，不像上等人那么好，也不像下等人那么恶。教育在这三种不同的人身上，效果是不同的：“上之性，就学而易明；下之性，畏威而寡罪。是故上者可教，而下者可制也。其品则孔子谓不移也。”即，上等人，通过教育会更加聪明；下等人，通过教育会畏惧法令减少犯罪。教育对中等人的作用最大，教育得好，可以成为好人；教育不好，可能成为坏人。韩愈“性三品”的理论是给人分类，在教育上就是给学生分类。这个分类古已有之，最早是孔子的“唯上智与下愚不移”，汉董仲舒则明确提出“性三品”理论，把人按其本性分为“圣人之性”“中民之性”“斗筲之性”。汉王充把人分成上、中、下三等：中人以上性善，中人以下性恶，中人之性是善恶混杂。西方也有类似的分类，如柏拉图就把人分成金质的、银质的、铁质的。人包括学生，应该分类，这没有疑问，不分类，怎么因材施教？但是不是应该这么分类可不可以这样分类，就是另一个问题了，在这里不拟讨论。说到对人的分类，就不能不提到韩愈的一篇著名的短文《马说》，在《马说》中，韩愈用识马的道理来表明识别人才的重要性：“世有伯乐，然后有千里马。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故虽有名马，祗辱于奴隶人之手，骈死于槽枥之间，不以千里称也。”这篇文章似也与教育无关而实际上关系匪浅。伯乐与马的关系，就是老师和学生的关系。所以，这段话也可以这么说：世上有好教师，然后才有好学生。好学生常有，而好教师不常有。所以，虽然有好学生，也会埋没在误人子弟的教师手里。这会让我们想起陶行知的一段名言：“你的教鞭下有瓦特，你的冷眼里有牛顿，你的讥笑中有爱迪生。你别忙着把他们赶跑。你可不要等到坐火轮、点电灯、学微积分，才认识他们是你当年的小学生。”可见具有普遍意义的道理，古今虽相隔千年，智者仍然会有共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