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化论之西方音乐研究论文

一、“不完美的地质记录”

进化论的西方传播西方是“进化论”思想诞生及早期传播的主要地域，也是学者争议最大的区域。当时大多数遗传学家（包括建立了染色体遗传学说的摩尔根）都反对达尔文的自然选择学说，即便在“进化论”的诞生地英国，对它的认可度也只及半数[3]。可以说，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西方人对进化论思想褒贬不一。进化论在西方的传播以达尔文、斯宾塞和赫胥黎的理论思想为代表，后两者是达尔文生物进化思想的追随者，但因理论取向的不同而在某种程度上代表了进化论的两极。整体而言，进化论在西方的传播始终伴随着有关范畴和界约的辩驳。达尔文是进化论的奠基者，他提出的生物进化论学说认为进化导致的优胜劣汰是潜在的自然规律。其元理论用在生物界是科学的释解，而用在社会进化时则容易催生原思想的异变。英国学者科林伍德认为：“到了达尔文，科学的观点就有条件地向历史的观点投降了，进化论这时就可以用来作为包括历史的进步和自然的进步两者都在内的一个普遍术语了。”[4]达尔文进化论合理的概括了生物的演化历程，提出了“优胜劣汰、适者生存”的客观规律，但在认可自然进化“渐变”的同时，否认了“突变”的合理存在。这些局限性使得达尔文进化论在不同领域显现了不同的效应，但它关于自然进化本源的理论概括却得到了应有的肯定。作为达尔文的学生，赫胥黎致力于维护正统的进化论思想，反对将其用于人类社会或其他领域，而当时的西方人却试图从不同的角度去理解与吸收进化论。赫胥黎积极倡导以伦理学作为进化论的补充来阐释人类社会运作的内在规律，突出道德的政治功用。认为人类社会因其高度的自我认知而不像自然界那样受到外在条件所限，人类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打破自然规约，通过奋起图强而打破“天命”，在“物竞天择”的绞杀中占据主动。这一观点予以弱者信心，对其不甘宿命，反对弱肉强食的侵略具有积极的意义。鉴于此，严复才毅然决定翻译赫胥黎的《进化论与伦理学》，并取名为《天演论》推介给亟需揭竿而起，护国保种的国人。推崇“尚力”哲学的斯宾塞在某种程度上代表了进化论发展的另外一极。他将生物进化论原理拓展至人类社会，提出种族主义和“任天为治”的思想，认为国家、民族间存在着生存竞争关系，国家和人种间也不可避免存有先进和优劣之分，所以优胜劣汰在人类社会的进程中应该是合理存在的。此观点具有两面性，一方面可以鼓励弱国团结国民，将民众人力最大化，对于凝聚人心有一定的积极作用。另外一方面则隐喻弱小民族在“物竞天择”的规则下被吞并或同化也是合情合理。这种观念成为了近代帝国主义列强进行殖民主义侵略扩张的理论依据。

二、解构与重构——进化论的中国接受

与西方多极化的发展不同，进化论在中国的传播境遇相对单纯，国人的思想启蒙多来自严复以“尽量扩大民族生存斗争方面，缩小个人生存斗争方面”[5]为指导思想而转译的《天演论》。“《天演论》出版之后，不几年，便风行到全国，竟做了中学生的读物。”[6]胡适的此番评述证明了《天演论》在当时中国的大热。所以，研究进化论的中国接受，《天演论》是首推良案。在中国反抗图存的社会背景下，民族团结和人心集结是彼时所需。为给处于危难边缘的国人注入强心剂，严复立足西方进化论的既有成果，结合中国国情重构了中国式进化论思想。如前文所述，英国学者斯宾塞和赫胥黎在追随达尔文生物进化论的征途上有着很大分歧，这也为严复的观点择取提供了依据。严复之所以摒弃达尔文的《物种起源》而选择其弟子赫胥黎所著的《进化论与伦理学》，是因为前者只是一篇论述生物进化的学术专著，而赫胥黎对达尔文原始进化论的维护体现在宏观的范畴与界约，但在细节上已经有了新的扩充。赫氏提出的“与天争胜”与严复的“救亡图存”之观点相契合。但赫胥黎反对将进化论思想用于人类社会等领域，认为其内在原理属性仅适用于自然领域，并客观的指出进化过程中不可排除退化和变异等现象。这种思却违背了严复“动植如此，民人亦然”的初衷，因此赫胥黎的自然进化理论被严复进行了改写，主观省略部分观点或加入译者的注解。严复并未全盘照搬西方某一流派，而是立于哲学的时代高度对西方的进化论思想做出选择性的人为加工。结合国内抗战救亡和时代改革所需，以达尔文生物进化论为基础，兼及赫胥黎和斯宾塞的理论拓展形成互补，“做”出了中国的进化论。与中国时势的切合使得《天演论》在国内迅速传播，集众家之所长也使《天演论》受到了各阶层的认可，其理论原理还被借鉴用于学术的方法论探索。以音乐为例，我国早期音乐学家王光祈认为“因为要利用西洋科学方法，所以我们便不能不研究西洋音乐的进化。”他编撰的《欧洲音乐进化论》便是借用“进化论”思想来解释欧洲音乐的进化与衍变，分别从“下降说”、“上升说”、“循环说”和“弧形前进说”等四种形态较为全面的概括了欧洲音乐进化的基本规律，并以此提出了构建“一种可以代表‘中华民族性’的国乐”之设想。音乐教育家黄自也依托“进化论”理论撰写了《西洋音乐进化史鸟瞰》一文，讲到“艺术是生活的表示，一个时代的艺术就表示一个时代的生活。”认为音乐形态的衍变恰恰反映了社会的更迭交替。可以说，进化史学观成为了国人有关西洋音乐的早期探索中较具代表性的方法论之一。虽然由于在当时中国特定的社会背景下，本为自然科学理论的进化论被用作史学观来论证社会历史的发展，但国人却极为认同严复所改写的进化论，而进化论的中国传播也有利于国人完成其救亡图存的历史任务。就“进化论”而言，西方殖民列强的成熟理论能够成为中国抗战革命的实践指导，达到“师夷技长以制夷”的目标，是通过《天演论》实现的。

三、中西“进化论”理论的社会、文化差异

作为一种本用于自然领域，阐释生物演变与进化现象的理论，进化论在西方传播和中国接受上形成了两种截然不同的发展路径。个中缘由除受到当时中国动荡的社会时局之影响，更深层的溯源则应归因于中西之间的社会、文化差异，具体体现在社会发展状况、历史发展观与自然哲学观等方面。首先，晚清时自称天朝的中国在“闭关锁国”的政策下已全面落后于西方列强。而被称为外夷的西方国家已在工业革命的推动下步入了快速发展期，对资源的极度需求促使他们积极发展武器装备，伺机对海外弱小国家进行掠夺。于前者而言，斯宾塞推崇的“尚力”成为了殖民主义者进行侵略扩张的合理依据。对后者来说，惧怕被帝国主义国家进一步蚕食，受西学冲击的知识分子试图寻求一种能够鼓舞民众、集结人心的理论。于是斯宾塞的“尚力”被国人解读为力量的集结，并借用“适者生存、优胜劣汰”的自然法则来激发国人的危机意识。因此，西方对达尔文进化论的借用是出自强者的立场，而中国则源于弱者自保的本能。其次，《孟子•滕文公下》：“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乱”，中国人视历史为“一治一乱、一盛一衰”的循环，而西方人则从整体上将历史视作“日进无疆，既盛不可复衰，既治不可复乱”的进化过程。换言之，“中之人好古而忽今，西之人力今以胜古”；中国崇尚历史循环论，而西方坚持由乱而治的历史进步论。“中国委天数，而西人恃人力”，以严复看来，国人安于宿命，以为天命决定一切；而西方人则崇尚人力可改变现实。历史发展观的差别最终导致近代中国逐渐被西方赶超，陷入到被动挨打的境地。同时，中国儒家自古祟尚德治，非议力治，这些都与“强弱竞争、优胜劣汰”的进化原理有着本质性的冲突。严复意识到改变这种被动需要从国人的认识根源解决，因此他在支持斯宾塞将生物进化论原理拓展至人类社会的同时，有意忽略了其“任天为治”的思想，转而吸收赫胥黎“与天争胜”的观点，以此冲击国人“凡事不必强求，尽人事以听天命”[7]的宿命思想。再次，《汉书•董仲舒传》“道之大原出于天，天不变，道亦不变。”中国传统观点认为主宰宇宙的天意不变，人的思想也不必随之变化。这种缺乏进化主动性的传统理念，无法委以论证变革，只能为静态的纲常秩序提供依据。而西方自古希腊时期的伊奥尼亚学派四杰便开始承认世界是不断变化发展的，其中阿那克西曼德把变化的动力归结为“命运”，把变化的原则归结为“公正”；而赫拉克利特则认为“逻各斯”既是万物变化的动力，也是它们变化的原则。这种认为世间百态皆有变的思维成为了催生西方生物进化论的沃土。《天演论》中由进化论衍生的历史进步史观，是以在变化中前行为导向，鼓励国人意识到唯有护国才能保种，唯有变法才能图强。这种指导思想为中国传统社会心理的根本变革提供了理论依据与参照，并在后来的发展中逐渐成为了中国思想界的主流。

四、结语

综上所述，中国与西方在社会、文化上存在的差异使得达尔文生物进化论的衍变发生了变化，原本“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自然法则和后续植入的“尚力”、“任天为治”以及“与天争胜”等理论思想在中西方产生了不同的解读。西方的变化论赋予其对人力的重视和改变现实的动力；西方立于强者的地位，本着对外扩张的侵略立场来从进化论中找寻依据。中国的不变论束缚了民众的思维，安于天命的接受阶级统治；中国是立于弱者的地位，本着保家护国、变法图强的自卫立场来从进化论中找寻信念。

作者：朱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