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易俗社的文化意义

西安易俗社和英国皇家剧院、莫斯科大剧院一起，被誉为世界三大历史悠久的名牌剧院。从1912年成立到今年2012年，西安易俗社走过了百年春秋。回眸易俗社百年历程，梳理易俗社百年来在创作、演出和管理方面的经验，尤其是总结易俗社在我国民族戏曲由传统向现代转型过程中的独有的文化意义，是历史交给我们的一项课题。

易俗社1912年成立后，头三年中便以追求进步、弘扬正气的实践，创作演出与艺术教育相结合的体制，在全国产生了影响。山东、天津、保定、江苏、南通各地纷纷效仿，成立了冠名易俗社的组织。后来欧阳予倩先生曾在《陕西易俗社之今昔》一文中说，“中国有几个易俗社，天津、山东都有过，只有陕西办得最有成绩，支持也最久，颇有可介绍的价值。”欧阳老说这个话已经过去了几十年，今天我们应该如何来表述生命力无比恒远的西安易俗社对于我们的意义呢？

一、西安易俗社成立的宗旨和早期艺术实践，是在文化领域延展辛亥革命成果的先声，也是戏曲艺术呼应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先声。

易俗社成立于辛亥革命第二年，是在封建帝国解体、民国成立的历史转型关口，在革故鼎新的思想新潮中应运而生的。最初的创办者李桐轩、孙仁玉、高培支、范紫东等人，都是极积参与了辛亥革命活动的同盟会员，早就有用戏曲宣传革命和民主的设想。他们目睹“人民知识之敝塞，国家无进步之希望”“风俗之糜，为国家忧”，深感“社会教育为振兴民族之急务”。而在社会教育中，能“不伤财，不劳民，使民国迁善者，舍戏曲未由也。”于是立志“拟组织新曲社，编演新戏曲，改造新社会。” 在易俗社（当时叫“易俗伶学社”）成立大会通过的组织简章中，更明确规定新剧社“以辅助社会教育，移风易俗为宗旨”。并进一步将易俗与革命联结在一起，提出“（戏曲）所负责任，即是改良社会，改良即是革命，革命即是易俗。”

在此后的几年中，这一宗旨很快便在改编旧剧目、创作新剧目中体现出来。他们集中推出了《一字狱》《夺锦楼》《春闺考试》《软玉屏》《鱼水情》《复汉图》等十多部提倡社会新风、反对封建陋习、提倡实业救国、反对落后愚昧的新戏。这些新编传统戏，“借古之衣冠，为临时之劝戒，语不伤时。”易俗社带着自己的剧目在关中各县和河南、武汉巡回演出。由于观众一再挽留，在武汉整整演出了一个半月之久，产生了前所未有的影响。与此同时，他们还创办了《易俗杂志》《易俗日报》，在前便采用白话文写作。还撰写了一批论述精到的理论著述，如《甄别旧戏草》《乐学通论》《中国戏曲表演艺术》《秦腔之板眼与腔调》，在当时的戏曲研究中起到了筚路篮缕的作用。

由此可见，易俗社的早期活动相当自觉地呼应并纳入了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洪流。如果说掀起的思想解放热潮当时还主要发生在社会精英和学校师生层面，易俗社则通过戏曲革新和社会传播，将这种思想解放扩展到民众教育和民风改造更大更普及的范围，产生了深广的社会影响。

随着时代的发展，易俗社不断调整自己服务社会、凝集民声的坐标，“社会无停止，易俗无停止。”到了上世纪三十年代，随着抗日烽烟的高扬，易俗社的剧目除了仍然坚持提倡科学、反对封建、宣扬民主，开始大量增加反击侵略、抗战爱国的内容。1937年，他们在北平演出了新编历史剧《山河破碎》《还我河山》等大型剧目，引起强烈的社会反响。《全民报》评论《山河破碎》时痛切指出，“历史之痛伤，促民族之觉悟，振聋发聩，励懦警顽，实对现实之中国当局，下一针砭。”传统戏曲服务社会，原先主要注重民族民间道德上的教化，易俗社则将其拓展到积极参与到当前的社会生活和社会情绪之中去，立下了汗马功劳。

二、西安易俗社继承发扬了文化人参与戏曲艺术的优良传统，是近现代人文知识分子参与传统戏曲和剧团改造的先声。

自古以来，中国戏曲便有文人和具有文化艺术素质的官员、贤达热心参与的传统。关汉卿、王实甫、白朴、马致远、汤显祖、洪、孔尚任都是其中的佼佼者。文人的参与，提高了中国戏曲思想的、文学的、艺术的品质，有力地推动了古典戏曲的发展和提高。易俗社继承、发扬了这一传统，在创建者、管理者、编剧、教练和主要艺术骨干中，都聚集了一批文化素质高、社会责任感强的人士，象李桐轩、孙仁玉、高培支、范紫东，都无不博文强识，在文史诗词诸方面有较高的造诣，在社会上也有较高的地位。他们出于以戏曲改善民心、弘扬正气、服务社会的崇高目的，在易俗社这个平台上，使自己的见识才能有了发挥的空间。

人文知识分子的介入，对易俗社的发展起码有三大作用：

功能定位高——人文知识分子带着救国、救世、救心的强烈责任感参与秦腔戏曲事业，决定了对易俗社功能的初始定位必然是接过传统的“高台教化”大旗，提升为“组织新曲社，编演新戏曲，改造新社会”，提升为从“易俗”起步，走向文化救国、科学救国、实业救国。“既以戏曲为社会改良之利器，遂极力提高伶界之人格”，就是说，要将这个高定位转化为全体艺人、员工的共有认识和共同行为，又必然将剧社成员的责任提升、文化提升、艺术提升放到首位。这种功能定位，同时也是性质定位，从根本上决定了易俗社在当时的不同凡响和以后的持续创新。易俗社这种文人主办、民主管理的传统，起码在陕西得到了继承发扬。最值得一提的便是从延安民众剧团到建国后的陕西省戏曲研究院，一直是在柯仲平、马健翎、黄俊耀这样的知名文化人的主持下发展壮大、走向成熟的。

文化品位高——文化水平与文化品格是一个艺术团体内在质地的重要标志，易俗社一开始便将剧社办成创作、演出、教育三位一体的团体。他们拟定了科学的教学大纲，努力将剧社办成社会教育事业。演员同时是学生，剧社除了教戏，还兼施普通教育，全体演员统一住在社内，下台以后上课，改变戏伶目不识丁之苦。学生从剧社所编新剧本和所选新教材中，双向获得新思想和新知识，逐步成长为有文化的戏曲人才。易俗社这种演出和教育兼具的体制和实践，曾在上世纪廿年代获得当时的教育部通俗教育研究会和陕西民政厅授予的金色褒奖，褒奖词作的评价是：“兹阅陕西易俗社编制各种戏曲，消极方面，举凡秦腔旧戏之恶习惯革除净尽；积极方面，对新思潮、新文化，……极力鼓吹提倡。洵于社会通俗教育裨益不少，此岂一般营业戏园所可同日语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