纠结的《南京!南京!》,纠结的人性观、历史观

20世纪注定是人类悲剧的历史。从一战到二战，从二战到冷战，伴随着世界各国经济、政治、文化的关联性或它们全球化属性的显现，人类在好奇地打量过彼此之后，终于剑拔弩张，继而大打出手。或许我们今天在享受着全球化与科技进步带来的便利与利润的时候，抱怨17世纪发端于英国的工业革命有点忘恩负义，可谁也无法否认，正是从那场变革开始，人类的生活方式发生了彻底的改变。生活方式还只是问题的冰山之一角，真正的挑战来自于生产力进步带来的生产关系的戏剧性的变化：原来神圣的来自于天堂的权利被连根拔起，脱落的、得到解放的泥土翻身成了主人。人是有惯性的，人群的惯性往往大到非理性的地步。只要国家这个反映阶级关系的实体存在一天。人们就需要一个头领。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英、美的头领在权力分立的制约下至少在形式上成为多数人的代言人，德、意、日的头领在群氓的哄抬声中成为一个小集团的君主，而这个小集团却声明为大众服务。在服务国内大众甚至服务整个亚洲大众的幌子下，日本发动了侵华战争。

对于发生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大地上的那场战争，有人在反思的时候往往只见树木不见森林，或者看见了森林，却出于这样或那样的原因，装作没有看见。明明拉贝是德国纳粹在中国的主要代表之一，而纳粹德国是日本的盟国，《南京!南京!》却装作没有看见，一味向《辛德勒的名单》看齐，唯恐别人不把自己看做是可怜巴巴的受害者，唯恐那个好不容易从故纸堆里翻出的英雄被人识破从而令自己好不容易抓到手的精神上的救命稻草被口水淹没。对于日本大兵角川的描写，《南京!南京!》一味将视角对准他的人性，描写他对慰安妇的爱，他对俘虏的爱。一瞬间，我们仿佛从炮声隆隆、刀起刀落的血腥之地进入到了神圣的教堂，一个神父念念有词地引导着我们去看敌人的柔情、仁慈、脆弱以及宽恕他们的重要性。实际上，人从来不曾作为严格意义上的个体存在，自从我们的祖先在树林里合作猎取野兽以来，每个人的行为就和群体息息相关，群体的行为也和每个人息息相关。找出历史人物人性化的一面然后堂而皇之甚至大言不惭地以“新解”之名演绎，是对历史的背叛。这种在今天颇为流行的翻云覆雨的学术手法、艺术手法颇有几分人缘。或许这是一个以新为荣、以旧为耻的时代，有人好像在憋着一股劲找人比试谁更代表潮流，谁更标新立异。这种做法一方面让角川和《色・戒》里的易先生之流获得了当下大众的认可。从而嘲弄了殉难于历史事件之中的悲剧人物，也就嘲弄了我们自己的历史；一方面以戏说或红色经典为名让历史英雄或开国元勋走媚俗路线，谈情说爱兼顾指点河山，从而丑化了历史事件之中的英雄人物，也就丑化了我们自己的历史。于是我们不再看到好人和坏人，我们只看到人；不再看到英雄和恶徒，我们只看到平凡的人性。这也正是现代文学、后现代文学的软肋所在：鼓吹价值虚无，一切皆被抹平，缺乏反思现实的深度，缺乏反思历史的厚度。

历史属于特定的年代，在研究、表现历史的时候应该尊重历史，“任何历史都是当代史”的观点只是对于当下研究者的权利的高度肯定，任何严谨的历史学家都不曾真的企图以这样的态度去做研究。在众声喧哗里暂时夺取话语权的往往是激进的言论。作为二战重要组成部分的抗日战争是中国人民浴血八年的苦难史、抗争史，是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史、丑恶史。在这场中日民族之间的生死较量中，中国军队共进行大规模和较大规模的会战22次，重要战役200余次，大小战斗近20万次，总计歼灭日军150余万人、伪军118万人。战争结束时，接收投降日军128万余人，接收投降伪军146万余人。据统计，“沦陷区有26省1500余县市，面积600余万平方千米，人民受战争损害者至少在2亿人以上。自1937年7月7日至战争结束，我军伤亡331万多人，人民伤亡842万多人，其他因逃避战火，流离颠沛，冻饿疾病而死伤者更不可胜计。直接财产损失313亿美元，间接财产损失204亿美元，此数尚不包括东北、台湾、海外华侨所受损失及41.6亿美元的军费损失和1000多万军民伤亡损害。此外，七七事变以前中国的损失未予计算，中共敌后抗日所受损失也不在内。经过中国历史学家多年研究考证、计算得出，在抗日战争中，中国军民伤亡共3 500多万人，中国损失财产及战争消耗达5 600多亿美元。”两个国家、两个民族之间的一场浩劫造成了如此大的损失仅仅过去60余年之后，在加害的一方未做出彻底反思的时候，《南京!南京!》意图通过挖掘、表现人性抹平伤痛的做法有失历史的公允。不管日籍演员中泉英雄强调自身对于这段历史的认识有多深刻，并努力在影片中按照导演的意图去表现这种深刻，但中泉英雄和导演不能轻易地代替两个民族做出根本性的判断，特别是当题材涉及中日两国极为敏感的“南京大屠杀”并且传媒对于民众的影响又是如此强烈和密集时。对于日本死伤的150余万军人和中国伤亡的3 500多万军民，以及巨大数字背后更为巨大的受到伤害的两代甚至三代人而言，需要的不是处心积虑的提防，也不是对于历史基本事实的忘却。牢记历史并反思历史，避免历史的悲剧重演，是文艺作品涉及这段历史时应有的基本态度。

个体的人性、个体的根本不该被抹杀，也根本不应该被放大。加入到那场战争中去的两国人民、士兵、军官、政府首脑以及他们那段历史的继承者――我们，都是能思考的血肉之躯，都有亲朋好友、七情六欲，但又都是被编织到社会历史大网络上的一个小环。以角川为代表的日本军人有其基本的人性并不奇怪，没有才奇怪。但是如果在宏大的历史背景中格外凸显个体的人性，就会有意无意地掩盖、淡化群体的行为。个体是群体的个体，个体的偶然性作为不能改变群体作为的性质。况且，个体，不管是真有其人还是艺术虚构，之所以来表现他，是因为想通过这个个体来说明群体的、一般的情况。在《南京!南京!》中用大量篇幅一味渲染角川的爱人之心、仁慈之心，容易误导受众，容易造成“日本军队是在被蒙蔽的、不知情的情况下犯下了罪行”的印象。实际上，在日本武士道精神的指引下，在觊觎他国的土地、资源的野心再也按捺不住的时候，一些日本民众的确配合甚至怂恿政府迈出了侵略的关键步伐。只不过，当角川等个体面对自己亲自参与发动的侵略机器碾压过的血肉模糊、人伦尽丧的事实时+产生了反观自身后产生的“恶心”的感觉。这种早已被萨特解读透彻的感觉是在人面对现实的荒诞时产生的无聊感、无力感。以角川为代表的参与侵略战争的日本军人不远万里、远涉重洋来到中国，抛妻离子、背井离乡，来到一个陌生的国度，和另一个民族完全陌生的一群鲜活的无冤无仇的生命厮杀在一起，一些具有反思精神的个体就会对自己参与发动的产生厌倦的感觉：相对于“自己”这一个体所放弃的亲情、社会关系网络而言、重复的杀人放火行为是无聊的，一切是没有意义、不值得的：的确如此，角川和慰安妇的畸形的爱情其结局注定是痛苦的――甚至连痛苦的感觉都在不断的重复中消磨了、 消失了，留下的只是麻木、恶心。但是，群体的行为不因为个体的反思而自动被纠正或被抵消，群体行为方式的巨大惯性将会在轻轻压倒少数个体的自由意志后继续前行，直到有一种更巨大的群体行为将其阻止。

在群体这个大机器里，个体是渺小的，个体的意志是脆弱的。当一些个体因为客观上参与了对于群体而言意义重大的非人性事件时，产生动摇和恍惚是可以想见的。相对于群体对于目标的坚持，个体往往容易在具体问题上同群休之间产生离心力，但是，历史是个体的合力――群体的力量写就的。《南京!南京!》以南京大屠杀这一为题材和背景全面演绎从历史资料里找到的以角川为代表的某些日本军人个体行为相对于群体的不协调，是典型的“一叶障目”的行为，是对历史的不公允的演绎。有人会说，电影是一种艺术品，表现历史的时候应该允许适当的演绎、局部的放大，如此才能出新，才能吸引观众。表现一段与当下社会人生关系不大的历史，也许可以采取演绎的手法，但是日本侵华、八年抗战、南京大屠杀等历史题材太过于沉重，与现实的中国社会、日本社会仍旧存在紧密的互动关系，处理有关这段历史的题材应本着尊重、谨慎的原则，本着照顾到当下两国人民特别是中国人民感情的原则。近年来，有一种观点认为我们应该学会原谅，应该走出悲情，不应该再继续强调自己受害者的身份，如此才能真正平等地和他者对话，才能真正成为一个大国。实际上，我们从不缺乏宽容的精神，只不过，我们不希望别人利用这种宽容。在深刻的反思、真诚的忏悔还没有到来的时候，一味地宽容、谅解甚至忘记在某种意义上是对残暴行为的鼓励。这种做法。不仅有碍于后人全面理解历史,而且有害于当下的和平。当我们对于这段历史不再争议的时候，当双方都表现出大国气度的时候，我们才能以平和的心态反思历史，观照现实，一厢情愿的做法无益于长久的和平。同理，在表现红色题材、开国英雄题材时，也要考虑到历史与现实的紧密互动关系。

相对于侵略的一方，陆建雄、唐先生、姜淑云、小豆子等所代表的被侵略的、被蹂躏的一方的人性更应该被着重表现。他们的亲情、爱情、爱国之情，他们对于国土沦丧、家破人亡的感受，相对于角川等人而言，应该更具有普遍性，更深刻。也许有人会说，关于这段历史的宏大叙事，已经进行了半个多世纪，是时候换一种视角、换一种思维方式来进行更全面的思考了。的确有大量的关于这段历史的影视作品站在被加害者的视角进行了反思，但是这些作品往往从国家、民族的宏观尺度出发，缺少对于被加害的个体的微观的、人性的观照。当题材涉及南京大屠杀时，如果是出于创新思维、创新艺术表现手法的考虑，我们更有理由采取被加害者这一角度而不是相反。而在本片中，开场几十分钟的战争场景，完全站在相反的角度，让人恍惚间会产生这样一种想法：怎么抵抗力量还设有被消灭?难道这就是影片要达到的效果?

人性是丰富的，丰富的人性特质是普遍的。一种被群体裹挟、激发的恶和一种反思群体行为产生的善共存于一个个体是矛盾规律所允许的。意图张扬善行、隐藏恶行和意图夸大恶行、隐藏善行一样都是片面的。人性中的爱、仁慈普遍存在于具有正常情感的个体当中，这些特质不因战争的来临而消失，也不因战争的来临而产生。表现角川等人的爱、仁慈，换一个场景、换一个时代同样可以达到目的，没有必要剑走偏锋，非得在民族的伤口和人性的丰富之间狭窄的如同刀刃一般的小路上跳舞。这种舞蹈，因其新颖别样以及对度的巧妙把握，往往可以得到不明就里的大众和媒体的双重表扬，就像导演的某些其他作品一样。

注释：

①　1946年底国民政府之《中国责令日本赔偿损失之说贴》。

[作者简介] 孙云宽(1976―　)，男，山东即墨人，青岛农业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讲师，文艺学博士，研究方向：戏剧理论、影视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