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文荣该不该建圆明新园?

73岁高龄的徐文荣老先生，正在面临他人生最后一次，也是最大的一次考验。按理说，70多岁是安享天年的年纪，但徐文荣偏要冒天下之大不韪，公开宣布要通过他担任主席的横店共创共有共富共享工作委员会，筹资200亿元、占地6000多亩，复制一百多年前被英法联军焚毁的、法国大文豪雨果誉为“世界奇迹”的圆明园。消息传出，举国震动，老先生继上世纪80年代以后，再次成为人们议论的焦点。不过这一次他面对的，不是对他创造“横店式共有制”、“市场型公有制”、“中国农民实现小康之路”的称赞，而是来自各个领域，包括文物部门、文化领域、经济理论界、社会公众、新闻评论员等方面的口诛笔伐。

然而，徐文荣的表示是：“争论是毫无意义的，你争论你的，我做我该做的。我的决定不会因为有人反对和争议而改变，却会因为有人支持而变得更加坚定。”这是一个无比倔强的老者，他势必因此将更多的愤怒者置于反对者行列。据徐文荣称：“修建圆明园是我二十几年前的梦想。在横店建设圆明新园可以重现公元1860年前圆明园的艺术辉煌。”

那么，圆明园到底有没有必要重修？有人说圆明园已死，重建是对历史的亵渎。然而，熟悉黄鹤楼屡废屡建历史的人，对“历史重建”一词并不陌生。相对于原地重建，异地重建的历史价值要大打折扣，甚至仅仅具有建筑的意义。但是，对于不允许原地重建的，例如像圆明园那样对遗址进行国家一级文物保护的，则异地重建就有其历史价值了。正如清史专家王道成的观点：“重建圆明园，是弘扬中国传统文化、古代建筑艺术和中国园林艺术的一个壮举。”

即使不考虑文物上的争议，考虑到今年以来国家对银根、地根的调控之紧，则一个老者的雄心壮志，就更显得弱不禁风了。实际上，假如横店完全以非盈利的公益事业为名建设影视城，所遭到人们的批评，恐怕也不会比现在少――所谓“挂羊头、卖狗肉”的批评就是最好的说明。这是我们身处现代商品经济和我国特殊的土地制度之困的结果。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如果这个举动放在清朝末年，一位实业家愿意出资恢复圆明园，饱受财政紧张之困的清王朝政府，我想是热烈欢迎的。然而时过境迁，当年的遗址已成为神圣之物，对其任意改动、模仿都不再合法；甚至依附在其附近的土地，都已经价值连城、身价百倍。因此才有远在东阳市的一个仿建，都惹来如此之多的轩然大波。“老骥伏枥”的徐文荣，如果没有九头牛都拉不回的拗劲，早就撂挑子知难而退了。

由徐文荣的拗劲，我联想到的是“企业家精神”。在我的定义里，所谓“企业家精神”，是一种社会的精神，是社会优秀人才敢于冒险、勇于创新、推动社会进步的精神。把这个定义对比徐文荣的执拗，我看到了这位老者的“企业家精神”，这与马云、史玉柱已经在坐享其成、安度“晚年”时相比，老先生还在绞尽脑汁、承受各种社会压力，其精神令人可敬。所谓“冒天下之大不韪”，老先生敢于冒险的精神已经确信无疑了：准备15年，先期投入十几亿，在北京钓鱼台作新闻，接受各种各样“违法”的质疑；关于创新，我想老先生真正想天下人不敢想，突破了文物保护专家的思维边界：2002年修订《文物保护法》时，专家曾为文物复制问题讨论过，但并没有写入案，理由是“他们认为，中国还不会出现这样的人，做这样的事。”关于能不能推动社会进步，我想只要客观比较圆明新园的全部投入成本（含环境成本等社会成本）和建成以后的效益（含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我们甚至有理由为这一完全有可能实现的文化旅游项目喝彩。

当然，现实中的徐文荣面临的困难是巨大的。资金问题自不必说，作为经济效益不明显的大型主题公园项目，如果没有房地产开发作支撑，要想吸引外来资本是困难的；更严峻的是土地问题，根据各个方面的举报，徐文荣领导的这个项目在多个方面有用地违规的嫌疑。我却感到，关于土地的利用，我们可以允许地方政府将耕地用于制造严重污染的工业开发，鼓励几乎不创造社会财富但永久制造生活污染的住宅开发，却不允许横店将一片荒山荒坡（其中也许有耕地）用于一个被烧毁的、汇集世界文明精华的古代建筑的重建，在道理上无论如何是讲不通的。（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投资与市场研究室主任、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