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析唐代江南财赋地位上升之原因

作者简介：吴清秀（1986年，11月），女，汉族，福建省南安市人，学士，单位：福建省南安市南星中学，研究方向：历史教育理论和实践。

摘要：经过数百年社会经济的发展变化与消长，到了唐代，中央财赋倚重，发生了重大的改变。唐朝原先在北方的财赋重地为藩镇所割据，举国开支与日剧增，在这种情况统治阶级为维持自身统治，于是出现了“今天下以江淮为国命”[1]，“当今赋出于天下，江南居十九”[2]，江南成为唐朝财赋倚重地区。唐代江南财赋地位的上升，是南北经济发展变化与消长的结果，江南经济的发展是实现这一转变的根本动力，北方经济的衰弱则是推动财赋中心转移的牵动力，安史之乱和随之而来的藩镇割据则是其直接原因。

关键词：唐代；江南；财赋地位

秦汉以来，江南地区曾长期落后于黄河流域。位于黄河中下游的关中经济区，被司马迁誉为“关中之地，于天下三分之一，而人众不过什三，然量其富，什居其六”[3]（卷129《食货志》）。与黄河流域相较而言，江南虽然具有天然的农业优势，但在其未得到开发时，大部分地区为原始森林覆盖，山岚瘴气，榛莾丛生，不适合人类生息，所谓“江南卑湿，丈夫早夭”[4]（卷129《货殖列传》）。因此在唐代以前，全国财赋基本倚重北方。

到了唐代安史之乱后，河北全部、河南大部、河东一部，皆为藩镇所割据，根本谈不上上缴赋税。据记载，“天宝之后，中原释耒，辇越而衣，漕吴而食”[5]（卷901《韦府君神道碑》），这当然有藩镇割据的因素在内，但也清楚地表明，南方地区成为国家农产品和手工业产品主要来源地已经成为定局。杜牧曾说浙东“机杼耕稼，提封九州，其间蚕税鱼盐，衣食半天下”[6]（卷748《李纳除浙东观察使兼御使大夫制》），“况今天下以江淮为国命”[7]（卷660《上宰相求杭州启》），已成了中唐以后的社会现实。从他们的表述中，可看出江南地区逐渐发展成为全国财政中心和经济中心是不争的事实。本文试从以下几个方面分析唐代江南财赋地位上升的原因：

一、唐代安史之乱，打破了南北财政格局，是江南财赋地位上升的直接因素。

天宝十四年（755年）冬，安禄山起兵范阳，揭开了历时8年的安史之乱。安史之乱使唐朝北方的社会经济遭到巨大的破坏。尤其是战争激烈的河南一带。唐朝平叛名将郭子仪上书朝廷时指出：“夫以东周之地，久陷贼中，宫室焚烧，十不存一，百曹荒废，曾无尺橼。中间畿内，不满千户，井邑榛棘，豺狼所号。既乏军储，又鲜人力。东至郑、汴、达于徐方，北自覃怀，经于相土，人烟断绝，千里萧条”[8]（卷120《郭子仪传》）。他看到的“既乏军储，又鲜人力”，“人烟断绝，千里萧条”的战后情景，与唐玄宗称赞的“大河南北，人户殷繁，衣食之原，租赋尤广”[9]（卷487《邦计部·赋税一》）构成鲜明的对比。

当然，中国的封建小农经济有很强的生命力，经济凋敝还可指望复苏。但是，唐玄宗为了动员地方力量平定叛军，任命了一大批贵族、官员为当地节度使，将唐前期边境设置节度使的制度，推广到全国各地。于是地方财权的扩张和膨胀，唐中后期财政出现了地方富足而中央空虚的局面，中央财源越来越少，最后只有江南八道上缴赋税了。

且为了防遏河朔强藩，唐朝不得不于“河东、盟津、滑台、大梁、彭城、东平，尽宿厚兵，以塞虏冲，是六郡之师，严饰护疆，不可他使”。此“六郡之师，厥数三亿，俯首仰给，横拱不为，则沿淮已北，循河之南，东尽海，西叩洛，经数千里，赤地尽取，才能应费”[10]（卷5《战论》），也就是说，由于强藩割据河北以及唐朝为此于大河之南设置了绵长的军事防遏线，唐朝财政非但难以从两河地区抽调财力供他用，反而要向该地区投放巨量的军费支出。

总之，自安史之乱发生以来，相比过去唐朝的财政收入在地域上已失其二隅，只能偏倚江南和剑南两大财赋供应地，尤其偏重于江淮地区。形成了此后“唐立国于西北而植根于东南”的局面[11]（卷26《宣宗九》），唐后期江南地区已成为了全国财政中心和经济中心。因此，唐代江南财赋地位的上升，是安史之后封建王朝维系统治的必然选择。

二、北方经济的衰落是江南财赋地位上升的主要原因。

北方长期作为政治中心，也是军事重地，战争叛乱特别多。首先，作为政治中心，在8个统一朝代中，除明初洪武、建文两朝建都南京外，其余均建都于北方，北方地区是古代主要的政治舞台。古言“得中原者得天下”、“逐鹿中原”，各种政治、经济、军事活动，大多在北方进行。这里曾经发生了频繁的逐鹿中原的诸侯内战，多次庞大的农民起义，及游牧民族的入侵，这些战争沉重地打击了北方的经济，延缓了社会的进步，这是北方经济衰落的原因之一。

其次封建政府由于对内镇压统治阶级，对外保护国土或扩张的需要，总是保持着一支庞大的军队，首都附近形成了一个庞大的粮食生产基地，对中原农耕民族就显得格外重视。农业的发展改变着土壤，适当的耕作方式使土壤肥力得到合理的演变。但是，中国的封建统治发展农业的目的是以农养兵，往往征收过多，且为满足这一需求，竭尽全力向土地索取粮食。超负荷的耕作方式，使土壤肥力下降以至变得贫瘠。

中国的封建小农经济有很强的生命力，当和平环境和在政府的扶植下，经济往往会以惊人的速度恢复和发展。这是唐以前北方虽然屡遭战乱，但并没有丧失其经济优势的原因。但是到了唐代，气候条件的变化加速了北方经济的衰弱。随着平均气温的逐渐下降，黄河流域早期开发的优势逐渐转化为劣势。据统计，唐代7世纪黄河溢6次，8世纪为19次，9世纪为13次，便表明了这种趋势[12]。水土流失加重，农业生态受到了严重破坏，农业经济衰败，国计民生困苦。河患的频繁更使唐代王朝疲于奔命，国力耗尽。严重的自然灾害和土地生产能力的减退，致使当时的科技水平无法继续维持北方原有的生产经营。随着北方农业经济优势的丧失，封建统治阶级需另辟新道，寻求新财源。

三、江南经济的发展，是实现封建财赋重心转移的根本原因。

从唐安史之乱以后，尤其是两税法施行以后，唐朝两税的收入，主要依靠江南八道，据《唐会要》记载：“每岁县赋入倚办，止于浙西、浙东、宣歙、淮南、江西、鄂岳、福建、湖南等道，合四十州，一百四十万户。比量天宝供税之户，四份有一”[13]（卷84《户口数杂录》）。仅江南八道一百四十万户，却成为唐朝政府财赋收入来源的主要，这必与唐时江南经济的发展有密切的关系。

唐代江南经济的发展，首先体现在唐代江南农业的繁荣。到了唐代，江南水利设施大量兴建，使得农业发展中的最大限制因素得到了克服。如润州金坛县（今江苏省金坛县）“东南三十里有南、北谢塘，武德二年（619年）刺史谢元超因故塘复置，以灌田”[14] （卷41《地理五》）；同时，江南地区的农耕工具有了很大的进步，出现了曲辕犁、水田耙、耖、耥等农具的创造，龙骨车、筒车的普及，肥料积制技术和稻麦两熟制的推广，使复杂、辛苦的水田劳作变得相对容易一些。江南农业在全国经济生活中所占位置，如唐代人所说：“浙右之疆，包流山川，控带六州，天下之盛府也，国之盈盈，于是乎在”[15]（卷534《浙西观察判官厅壁记》）。

其次，唐代南方手工业的发展令人瞩目。《旧唐书》卷105《韦坚传》的记载非常典型：“坚预于东京、汴、宋取小斛底船三二百只置于潭侧，其船皆署牌表之……船中皆有米，吴郡即三破糯米，方文绫。凡数十郡。驾船人皆大笠子，宽袖衫，芒屦，如吴、楚之制”。韦坚主持运进京师数百只船中盛装南方地区手工业特产，可看出天宝（742—756年）年间南方手工业精品甚多，充分反映了南北手工业经济消长的历史进程，也说明南方手工业经济将超过北方成为不可逆转的趋势。

最后，唐代江南地区农业、手工业的发展促进了商业的发展。贯通南北的大运河开通后，位于水陆交通枢纽的扬州十分繁荣。宋人洪迈说：“唐世盐铁转运使在扬州，尽斡利权，判官多至数十人，商贾如织，故谚称‘扬（即扬州）一益（即益州）二’，谓天下之盛，扬为一而蜀次之也”[16]（卷259《景福元年892年》）。由于唐代江南农业、手工业的发展，商业的繁荣，所以这个地方才能担负起唐中后期封建政府财赋重心转移的赋税负担。

江南经济历经各朝的开发、发展、积累，到了唐代成为了担负唐政府的财赋供给地。自唐中叶以后，由于政府对北方藩镇割据失去控制，不得不转而依靠江南的发展，江南地区由此在全国经济重心的地位更加明显。因此，江南一带成为维系唐王朝经济命脉是特定的历史条件的产物，同时也是江南一带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作者单位：福建省南安市水头镇横街南星中学）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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