盘点那些当过兵的主播

随着中国第一台电视1958年3月17日从天津走下生产线，这台叫“北京”的黑白电视的诞生，改变了中国媒体的新格局。寻常百姓坐在家里就能通过电视机了解国内外的大事了。

1958年，我国第一座电视台——北京电视台宣告建成，这就是今天中央电视台的前身。5月1日试播前夕，各地推荐了很多播音员，经过层层筛选，只留下了沈力一人。从1958年9月2日正式开播开始，在将近两年的时间里，只有沈力一人常驻荧屏。而在担任中国第一位主播之前，沈力是总政歌舞团的一名演员，有着8年军旅生活经历。

随着电视事业的飞速发展，电视主播队伍不断壮大。在这个看似很风光的职业里，走来了一批又一批军中骄子。我刊曾先后报道过《访谈制片人翟树杰》（见本刊2007年四期）《方琼在某师服役的日子里》（见本刊2010年第三期）《赵普：团部广播员到央视新闻主播》（见本刊2011年第四期），还有为“唐老鸭”配音的李扬、最受欢迎的“和珅”王刚以及央视体育频道的蔡猛等著名主播都经历过部队这个大熔炉的历练。

毕福剑曾想第二次入伍

毕福剑的主持给人印象最深的就是随意和自然，他有很强的亲和力，与观众没有距离。但是不可否认，小眼睛、大嗓门、爱搞怪的他，在这个流行“花样美男”的时代的确显得有些另类。其实，原在第一海洋调查大队服役的毕福剑，在经历裁军、退出现役后，最想的就是重新回到部队，但是却阴差阳错地进入央视，当上主播。

刚刚当兵的毕福剑在舰艇上当了一名操舵手，他因为布置俱乐部得到上级领导认可而崭露头角，当兵差不多半年，就成为电影放映员，这让他浑身有着使不完的劲。有一回，他慕名向山东快书大师高元钧拜师，高老看着这位穿军装的小战士，很亲切地对毕福剑说：“我年纪大了，带不动徒弟了！”毕福剑却谦和地对高老说：“我不要名分，我只想向您学点真本事。”高老笑了，从这以后，高元钧喜欢上了这位小战士，这一老一少时常交流到深夜，高老看了毕福剑的表演后，指出了他很多不足，尤其是要他在创作上多下功夫。毕福剑牢记恩师的教诲，从点滴入手，先在创作上下苦功夫，每每碰到什么有趣的事，他就认真记录下来，有时一句精彩的话也能激发他的创作灵感，每次创作出一个本子，他总是将几位好友找到自己的房间，念给他们听，让他们提意见。久而久之，他成了政治处里文艺方面的大拿。

1982年，毕福剑提干后成为大队俱乐部主任，不久又兼任大队团委副书记，成为全大队最炙手可热的人才，发展前途一片大好。可惜3年后，他所在单位却被裁军，原地划入青岛市海洋局，他就此告别军旅的生活。脱下军装后的一段时间里，毕福剑心里空荡荡的，尽管还是做着原来的工作，尽管还是那样炙手可热，但用他的话说，魂丢了！

一次偶然的机会，毕福剑考入了北京广播学院（中国传媒大学前身）导演系。毕业后，毕福剑依然没有放弃军营梦想，他将自己的简历、作品整理好，第一站来到八一电影制片厂，那天他特意穿上洗得已经发白的旧军装，一厢情愿的他却被哨兵拦在门外，等候将近一个小时才被放行通过。接待他的是一名叫石帮飞的干事，看了毕福剑的简历和作品，听了他的自我介绍，流露出满意的神情，答应向上级领导汇报。毕福剑忐忑不安地等待了10天，八一厂没有音讯，他只好又将简历送进了央视人事处。没想到过了两天石干事亲自来到学校，让毕福剑等消息，第二次穿上军装的机会似乎近在眼前！不出一个星期，央视通知毕福剑去报到。接到通知后，他就一个劲地给石干事打电话，要么是打不通，要么是没人接，他说那一刻他还怀揣着幻想，希望能够重回到心爱的军营。然而机遇不等人，就在到央视报到后的第二天，他正在学校收拾东西，石干事和八一厂负责干部工作的领导专门开着车赶来了，通知他去办手续，毕福剑苦笑着摇了摇头，一切都晚了。其实在毕福剑的心里，一直有一个挥之不去的遗憾，就是想回到军营，再当一次兵。

汪文华在部队练就一专多能

央视名牌栏目《曲苑杂坛》是汪文华一手创立的，她曾经是这个栏目的制片人、导演兼主播，这个栏目被中央电视台评为1994年度优秀栏目一等奖，汪文华更是成为光彩照人的门面人物。当了14年兵的汪文华，回忆起她在军营战斗和生活过的岁月，心头仍有着一番说不出的感激：“是部队让我十八般武艺都能‘抡一抡’。我的成长与部队的教育分不开，特别感谢部队。这些年，摸爬滚打真能锻炼人，我能够得到观众的理解、信任，只能说在部队学的知识没有被糟践。”

初进武汉军区空军文工团的时候，汪文华好强的性格显露无遗，她找团长要求单独上台演出，但是当时她没有属于自己的绝活，不可能独自上台。她先是自学朗诵诗，她很喜欢《歌唱敬爱的》，把对总理的崇敬心情注入表演之中。记得在空降兵某师演出，她主持节目，外加朗诵这首诗，没想到这个单一原始的表演，却让台下掌声雷动。台下欢呼着：“再来一段！”汪文华就会这么一下子，心里甭提多急了。后来还是下一个节目上场之前，主持人先念4句作诗前奏，才得以圆场。从那一刻起，她暗自定下了奋斗目标，要做一个多才多艺的演员。

汪文华开始迷恋曲艺，初学的时候，她并不知道这些东西叫什么，只知道比诗歌朗诵多了人物，添了情节，表现出来有滋有味些。她借来一台笨重的录音机，大盘的磁带她都跟着学，就是吃饭排队的间隙，手上也总是拿着东西在比划。在参加全国曲艺比赛的时候，汪文华作为军队选送的代表，她在北京西苑旅社见到了崇拜已久的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袁阔成，表达了想要拜师的愿望，却被袁阔成婉言谢绝了。或许是因为那次比赛中表演的天津快板显示出扎实的基础，或许是因为赛后她三天两头发去的信件，袁阔成终于被这个好学的女兵所感动。1977年春天，袁阔成托自己的女儿给汪文华写了一封短信，让她来自己家中学艺。汪文华拿着信找领导，但是战士请事假不可能轻易获准，她只好利用三年一次的探亲假。那次假期汪文华只是在车站与父亲短暂见了一面，就赶往营口。在袁阔成家里，汪文华挑了一段最难的《肖飞买药》，这是根据长篇小说《烈火金刚》节选的一个段子，场面宏大，人物复杂，表演极为困难，尤其是对于一个女孩子来说，发音就足够学一阵子的。那一次，袁阔成教了汪文华两个段子，为她从事曲艺工作打下坚实的基础。

赵红艳在部队绰号“赵大胆”

赵红艳在中央电视台黄金时间里主持气象预报节目，过去只用画外音的气象预报节目，多了一个人在屏幕前边讲边比划，很得观众的喜爱。当兵的时候，赵红艳有一个绰号，叫“赵大胆”，以往的战友都这么叫她。

赵红艳刚下新兵连不久，就到美容店烫发，被院务部部长抓住，不是认错态度诚恳，险些当上了“典型”。后来，她当了没几天的话务员，由于普通话还不错，就被抽调到政治部学放电影兼做播音员，后来更得到机会去安徽省电影学校学习了3个月。

赵红艳的麻利大概是天性，从电影学校学习回来，装机上片是同批学员中最先达到规定时间的，而用手摇柄倒片，更是在电影组里名列前茅。在电影组里，赵红艳是一个活跃分子，爱说、爱笑、爱逗着玩，还常搞点恶作剧。有一回取电影片，她看人家驾驶员很熟练地操练着大汽车，也心血来潮想过把瘾。返回时，她硬是把驾驶员推到了一边，刚刚驶出几十米，看到对面来车，错把油门当刹车踩，若不是驾驶员眼疾手快，向里猛打几把方向盘，差点就闯出大锅。由此，赵红艳就得了个绰号——“赵大胆”。

爱哭的毛病在赵红艳身上表现得也厉害。在部队当播音员不久，蚌埠人民广播电台办播音员培训班，邻近部队的两个女兵去参加学习了，赵红艳也想去。可惜当时电影组人手少，她一人压了两副担子，走不开，她噘着嘴哭得两眼通红。而后，一个星期天去市里，路过这家电台门口，她还揉着眼，看着那白底黑字的门牌，叹了一口长气。从那时起，赵红艳就想当一名正规的播音员，她的办公桌上也多了几本《播音学教程》《口才学》之类的书籍，常常自己坐在那里默念。

1987年，赵红艳从蚌埠坦克学院调到总参装甲兵部当播音员，政治部组织欢送会，她给大家唱了一首《等到明年的这一天》，一边唱、一边流泪，打好背包，快要上车，可她非要去看那个像小炮楼似的放映工作间，折腾得司机绕着大操场转了又转。若干年后，赵红艳到部队看望一位战友，还硬缠着人家领她去放映工作间，电影组无人，紧锁着大门，瞅着门玻璃，看着那空无一人的座厅，她久久不愿离去，自言自语道：“是这里锻炼我的，要是还能当一次兵多好啊！”

朱军艺术人生的第一桶金

在文工团待了将近10年时间的朱军，常年在边防线上为战士们演出，西北边防线他几乎跑遍了。回想当兵15年的日子，他接受的不单单是正统教育，还有对意志品质的锻炼。无论对自己的业务工作还是人生阅历，军旅生涯都是他人生中最重要的阶段。

记得在1984年，有点单簧管演奏基础的朱军光荣地成为新中国成立35周年庆典联合军乐团的一员，将接受时任军委主席邓小平的检阅，并在阅兵仪式中全程参加演奏。军乐团的训练一点都不轻松，纪律的严明程度远远超乎想象。每天上、下午各4个小时，手里握着乐器站标准军姿演奏，按照分谱练习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在内的23首军乐曲。7月的北京，酷暑难耐。有一次训练中，朱军没能坚持住，一下子就没有了知觉，随队的医生经验十足，把他抬到大树下，喂了一根冰棍，捏着鼻子灌下一瓶“十滴水”，不一会儿工夫，出一身透汗，一阵强烈的眩晕和恶心之后，人开始慢慢地缓过神来，回队继续训练，这样的经历几乎每个演奏员都经历过。

那一天，《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的第一个音符从他所在乐团中奏响，五星红旗冉冉升起，而那整齐威严的乐声中有一个声音是从朱军的单簧管中吹响的——许多年后，每每看到这盘录像带的时候，作为一名战士的荣耀感和对人生的无限感慨都会一齐涌上心头。阅兵仪式结束，他们光荣地完成了任务，因表现突出荣立三等功，这是朱军人生中最无限光荣的往事。

朱军回到驻地后，打起重建“高原工作队”的主意，重新挑起“”前在西北地区为战士们演出的大梁。当时他收集了一些当年高原文化工作队的资料，和西北笑星张保和一起写了一份可行性报告，交给了当时文化部的刘成栋部长，并很快得到了当时司令员赵先顺的批示。1989年7月，17名文艺战士组成的“战斗歌舞团高原文化工作队”正式成立，张保和任队长，朱军则担任业务分队的队长。这个“高队”对朱军而言，意义更加重大，那是履行一个军人职责和一个男人职责的集中体现，他常常会说，在部队积累的“财富”是人生真正的“第一桶金”。后来才知道，这是一桶璀璨耀眼的“黄金”，成了朱军后半生事业的“本钱”。

在新疆乌什的一次演出结束后，朱军所在“高队”应一名司务长的邀请，与几个兵彻夜长谈，对于朱军来说，那个晚上又是对灵魂的一次洗礼，他由衷敬佩那些战士。那一年，他跟随“高队”在西北为戍边部队连续演出了250多场。整整4年的时间，朱军就是在这个高原文化工作队中度过的，这是他在战斗歌舞团最大的收获，4年间，他黑了、瘦了，但是他从来都不后悔这段真正的峥嵘岁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