领导风格与探索式创新、利用式创新关系的实证研究

时间:2022-08-13 07:03:22

领导风格与探索式创新、利用式创新关系的实证研究

摘 要:领导风格在创新行为的形成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本研究分别探讨变革型领导、权变奖励交易型及例外管理交易型领导对探索式创新与利用式创新的影响机制,通过对回收的问卷进行SPSS分析得出:变革型领导对探索式创新有正向影响,对利用式创新也有正向影响;权变奖励交易型、例外管理交易型领导对探索式创新有负向影响;权变奖励交易型领导对利用式创新有正向影响,例外管理交易型领导对利用式创新有负向影响。

关键词:领导风格;探索式创新;利用式创新

引言

领导风格作为关键的环境因素,对于激发创新行为的作用不容忽视。以往的研究大多只关注变革型领导对创新行为的作用,而忽略了交易型领导对其的影响,即使在少数探讨了交易型领导与创新行为关系的研究中,也得出的是不尽相同的研究结论。

分析研究结论差异化的原因,个人认为应从两方面考虑:第一,以往的研究常常把创新行为作为一维变量或以过程观的角度进行考察,这种笼统的研究设计很可能导致某些研究只考察了高水平的创新力,而另外一些则恰恰相反[1],这可能是造成以往差异化研究结果的重要原因之一;第二,探究交易型领导对创新影响的研究本来就很少,大多都是将交易型领导风格作为一个整体进行考察,缺乏将交易型领导两个维度分别对创新行为的影响进行详细说明的实证研究。

因此,本研究拟在细分创新行为类型的基础上,分别探讨变革型领导风格与交易型领导风格对探索式创新与利用式创新的影响机制,并将交易型领导风格分为两个维度,即权变奖励交易型和例外管理交易型领导区别开来进行探讨,以期能进一步丰富和发展国内有关领导风格与创新行为的研究成果。

一、理论与假设

(一)交易型领导与创新行为

根据创新幅度的不同,创新行为可分为探索式创新与利用式创新。探索式创新的含义是员工为了组织和自身发展,通过不断地探索,发现新的技术、方法或知识,其意图是寻求新的可能性,这种行为具有高风险性和失败率。利用式创新的含义是指员工通过总结经验,沿着既有的技术轨道,提高现有产品的技术性能,不断满足顾客的现时追求,其意图是在现有基础上的改进,这种行为具有高预测性和确定性。

交易型领导是指在洞悉下属需求的基础上,通过澄清角色、设定期望以及奖惩等策略,促使下属努力去工作,以实现工作目标并满足下属需求的一种领导风格。对于交易型领导维度的划分,学者们虽然各有不同的观点,但都是大同小异。本文选择了国内外学者研究中普遍认同的Bass的结构观点,认为交易型领导由权变奖励和例外管理两个结构维度组成[2]。

权变奖励型领导通过与下属建立给与取的关系,利用报酬来交换员工的工作绩效,当员工达到要求时给予奖励。此类型领导者为员工建立了一种高绩效与获得报酬之间的渠道,从而激励员工为满足高绩效而努力,这一强烈的工作动机会促进员工产生创新行为。但是在这种情况下,员工的自主性会受到极大限制,他们希望尽快完成任务以交换物质奖励,在这种情形下所表现出来的创新行为往往是在原有技术水平上的改进,而对于突破性的实验或结果未知的冒险行为则无暇顾及,基于此,本研究提出:

H1:权变奖励交易型领导对探索式创新有负向影响;

H2:权变奖励交易型领导对利用式创新有正向影响。

例外管理型领导通过对员工的行为进行监控,当员工表现的行为不合乎标准时,领导者对此加以纠正或处罚,以确保员工达成目标。这种类型的领导会使得员工认为他们的行为完全处在领导的监控下,因而降低了他们自主工作的积极性,随即减少创新行为的产生。基于以上分析,本研究提出:

H3:例外管理交易型领导对探索式创新有负向影响;

H4:例外管理交易型领导对利用式创新也有负向影响。

(二)变革型领导与创新行为

变革型领导是通过有效的沟通与激励,激发员工的高层次需要,让员工意识到工作的意义,促使员工为了集体的利益牺牲个人利益,并达到超过预期的绩效的一种领导风格。国内外学者的研究表明,变革型领导能够显著正向影响员工的创新行为。Bass(1987)认为,变革型领导能促进员工探索和尝试新方法、新技术,激励下属不断挑战与超越自我[3]。Shin和Zhou(2003)以韩国公司为样本研究并验证了变革型领导行为与员工创造性呈显著正相关[4]。变革型领导能满足员工高层次的心理需求,既引导员工在现有技术轨道上深入研究,又鼓励员工开发新思路,运用新方法。同时,变革型领导对员工的理解、支持和鼓励促使员工勇于冒险、敢于尝试,而不必害怕受到惩罚,因而有利于创新行为的形成。基于此,本研究提出:

H5:变革型领导对探索式创新有正向影响;

H6:变革型领导对利用式创新也有正向影响。

二、研究设计

(一)研究样本

本研究以京、黑、桂等地多家企业员工为调查对象进行问卷的发放,问卷名称为“领导风格对员工创新行为的影响机制研究问卷”,问卷内容包括个人基本信息、领导风格及员工创新行为调查等部分。问卷采用匿名形式进行填写,主要通过纸质问卷以及Email的形式发放,此次调查共发放320份,有效问卷回收262份,占比81.9%。在参考以往研究的基础上,本研究选取性别、年龄、教育程度以及工作年限为控制变量。

(二)测量工具

领导风格量表,本研究采用的是Bass编订的MLQ问卷中测量变革型领导风格和交易型领导风格的部分,变革型领导量表包括了12个测量条目;交易型领导量表包括了权变奖励和例外管理两个维度,共8个测量条目[5]。对于探索式创新和利用式创新的测量,以往的研究巳经形成了成熟的测量量表[6],其中4个题项测量探索式创新,4个题项测量利用式创新,本研究采用李克特五级评分方法。

三、研究结果

(一)信度分析

本研究中,变革型领导量表的Cronbachα系数为0.923,交易型领导量表的Cronbachα系数为0.726,员工创新行为量表的Cronbachα系数为0.723,本研究中量表的信度系数均在0.70以上,说明此次问卷回收的数据内部一致性较高。

(二)效度分析

领导风格量表的KMO检验值为0.849,说明该问卷适合进行因子分析,Bartlett球度检验结果显示,近似卡方值为2939.239,数值比较大,显著性概率为0.000(P

(三)回归分析

以探索式创新为因变量,以变革型领导、例外管理交易型领导、权变奖励交易型领导为自变量进行回归分析。经检验,模型的相关系数为0.562,决定系数为0.331,调整后决定系数为0.321,说明该模型选取的自变量解释度较高,最终的回归方程拟合效果良好。

回归分析结果如表1显示:回归系数分别为0.323、-0.197、-0.266,T值分别为4.401、-3.036、-4.268,对应的P值均小于0.05,具有显著的统计学意义,说明变革型领导、交易型领导均会对探索式创新产生显著的影响。其中变革型领导对探索式创新为正性影响,H5得到支持;而例外管理型领导、权变奖励型领导则对探索式创新为负性影响,H1、H3得到支持。

表1 回归分析结果

a. Dependent Variable: 探索式创新

再以利用式创新为因变量,以变革型领导、例外管理型领导、权变奖励型领导为自变量进行回归分析。经检验,模型的相关系数为0.572,决定系数为0.323,调整后决定系数为0.314,说明选取的自变量的解释度达到31.4%,解释度较高,回归方程拟合效果很好。

回归分析结果如表2显示:回归系数依次为0.351、-0.163、0.113,T值依次为6.630、-3.477、2.526,对应的P值均小于0.05,具有显著的统计学意义,说明变革型领导、两类交易型领导均对利用式创新产生显著的影响。其中变革型领导、权变奖励交易型领导对利用式创新为正性影响,H2、H6得到支持;而例外管理交易型领导则对利用式创新为负性影响,H4得到支持。通过对回归系数的比较,我们发现变革型领导相较于权变奖励交易型领导对于利用式创新的正性影响更大。

表2 回归分析结果

a. Dependent Variable: 利用式创新

四、结语

(一)研究结论

本文主要探讨权变奖励交易型、例外管理交易型领导和变革型领导与探索式、利用式创新行为之间的关系,及对于两类创新行为的影响方面。通过实证分析得出以下结论:变革型领导对探索式创新有正向影响,对利用式创新也有正向影响;权变奖励交易型、例外管理交易型领导对探索式创新有负向影响;权变奖励交易型领导对利用式创新有正向影响,例外管理交易型领导对利用式创新有负向影响;相较于权变奖励交易型领导,变革型领导对于利用式创新的正性影响更大。

(二)管理启示

依据本文研究结论,提出以下针对性的建议:第一,领导者需要适时对领导风格进行调整。领导者应尽量避免使用例外管理型领导风格,不要将主要精力用来关注员工的失误、不规范的行为。领导者应尽可能多的发挥变革型与权变奖励型领导风格的优势,具有变革型风格的领导者通过满足员工较高层次的需求,既鼓励员工在现有的技术轨道上深入研究,又鼓励员工开发新思路、创造新方法,同时,上级权变奖励的思想促使员工建立了一种努力工作与获得期望报酬之间的渠道,从而激励员工为满足高绩效努力工作,这一强烈的工作动机激发了创新行为的产生。第二,依据企业创新战略重点的不同,选择适合的领导风格。由于探索式创新和利用式创新各自的特点,适合的情境和所需要的资源各不相同,因而领导者的不同领导风格对两种创新行为的作用也会有差异,我们建议管理者了解领导风格对不同创新行为的影响,明确企业的创新战略重点并判断当前领导风格是否适合,而不是一味地致力于某种领导风格的建立。(作者单位:广西科技大学管理学院)

基金项目:项目名称:广西研究生教育创新计划项目;项目编号:YCSZ2015209

参考文献:

[1] Shalley, C. E., Zhou, J., & Oldham, G. R. (2004). The effects of personal and contextual characteristics on creativity: Where should we go from here?. Journal of Management, 2004 (30): 933C958.

[2] Bass B.M. Leadership and Performance beyond Expectations[M].New York: Free Press, 1985.

[3] Bass, B.M. Leadership and performance beyond expectations[M]. San Francisco: Jossey- Bass, 1987.

[4] Shin S J, Zhou J. Transformational Leadership, Conservation, and Creativity: Evidence from Korea[J], 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mal.2003, 46(6): 703-714.

[5] Jung, D..Avolio, B. Opening the black box: An experimental investigation of the mediating effects of trust and value congruence on transformational and transactional leaders ip[J]. Journal of Organizational Behavior, 2000 (21) :949~964.

[6] Jansen,J. J.,Vera, D.,& Crossan,M. Strategic leadership for exploration and exploitation: The moderating role of environmental dynamism. The Leadership Quarterly. 2009, 20(1), 5-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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