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阶段敌对势力意识形态主要理论

摘 要：现阶段影响中国的敌对势力意识形态主要理论有“民主社会主义”论、“普世价值”论、“三权分立”论、“多党轮流执政”论、“人权高于”论、“中国”等，它们都是西方敌对势力“西化”、“分化”中国的理论工具，理论上是站不住脚的，实践上是不适合中国的。

关键词：敌对势力；意识形态；理论

中图分类号：A8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4）25-0304-03

伴随着全球化的不断推进，信息网络化的迅猛发展，国际上各种思想文化的交流、交融、交锋给人们的精神生活带来了深刻影响，在日益复杂的背景下，敌对势力纷纷抛出各种理论和观点，妄图通过意识形态的渗透和影响，实现其“西化”、“分化”中国的图谋。现阶段影响中国的敌对势力意识形态理论主要有：

一、“民主社会主义”论

民主社会主义又叫社会民主主义，它作为一种国际政治思潮，其渊源可以追溯到19世纪上半期的欧洲社会（包括社会党、工党）。最初，它是社会主义运动中的一个流派，受到过马克思、恩格斯思想的影响，是作为资本主义的反对者出现的。后来，受伯恩施坦等修正主义思想的影响，逐渐演变成一种社会改良主义，成为资本主义的改良者。二战以后，它逐渐融入资本主义制度，演变成资本主义多党政治的一个政治派别，或是作为资产阶级执政党，或是作为“建设性反对党”，成为资本主义的共生者。民主社会主义虽然也自称是“社会主义”的实践，但它把社会主义仅仅看成是一种道德需要，否认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的历史必然性。所以，民主社会主义并没有超出资本主义制度的范畴，实质上只是对资本主义制度的一种改良。

民主社会主义不适合中国。原因如下。

第一，民主社会主义所推进的经济社会模式不适合中国。有人说，民主社会主义实行“高税收、高福利”政策很成功，因此中国也可以试验，这种主张是根本错误的。虽然，民主社会主义在一些国家推行“高税收、高福利”政策，一定程度上缓和了阶级矛盾，减少了贫富对立，改善了人民生活，对维护社会的稳定有某种作用。但这些政策总体上属于资本主义的内部调整，是20世纪30年代资本主义“大萧条”以后西方各国为摆脱自由市场经济的弊端采取的改良措施；这些政策并没有从根本上触动资本主义私有制，说到底只是一种社会矛盾的“缓冲器”，不可能从根本上克服资本主义的种种痼疾。相反，民主社会主义推行的模式，以牺牲效率为代价，过分强调社会福利的保障作用，“对劳动缺乏刺激作用”，致使社会发展步伐放慢或停滞不前，目前陷入难以为继的困难境地。从中国国情来看，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水平还比较低，保持较快的发展速度和较高的劳动生产率，关系大多数人民的福祉，关系国家的前途命运。我们的任何政策不能脱离这个国情。如果在中国搞那种模式，势必大大放慢经济发展速度，甚至会坐失发展良机，扰乱发展战略，导致社会发展停滞、人民生活水平下降，甚至导致政治的动荡和国家的瓦解。

第二，民主社会主义所主张的政治发展道路不适合中国。有人认为，北欧国家是通过改良的议会道路和平长入社会主义，我们也应该学。首先必须指出，正如前面论述所谈到的，北欧国家并没有“长入”社会主义，仍然属于资本主义范畴，只不过在某些方面吸收社会主义因素有所改良。另外，北欧国家的发展模式和道路是与北欧国家的历史和国情分不开的，如历史上受战争破坏较少，地处欧洲边缘、国小人少，资源相对丰富以及平民思想传播较为广泛等等。特殊的地理位置，特定的社会以及历史文化传统使北欧国家走上了一条具有自身特色的发展模式和道路，其他国家是不可能复制的。中国的历史和国情更是决定了不可能走北欧式的道路。近代以来，中国人民深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压迫，根本就没有搞改良主义、走议会道路的社会条件，只能通过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建立社会主义制度，从而实现国家的繁荣富强。今天，中国通过社会主义实现了国家的振兴发展，绝不可能再走回头路。

第三，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所实行的一些政策与民主社会主义有本质区别。有人认为，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实行的一些政策，如鼓励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坚持以人为本，把改善民生、增加社会福利作为重要任务等，同民主社会主义的政策有某些共同点，说明中国也可以搞民主社会主义。这种看法是完全错误的。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始终坚持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理，并把它同中国具体实际结合起来，我们党的一系列新政策，其出发点和落脚点是社会主义的自我完善，目的是更好地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并结合新的实际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坚持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基层群众自治制度等政治制度，决不搞西方的三权分立和多党制等等。这表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同民主社会主义是两种完全不同的思想体系和发展道路，是“两股道上跑的车”。鼓吹在中国实行民主社会主义，是极其错误的。

二、“普世价值”论

所谓“普世价值”论，是指西方敌对势力从资产阶级价值观中抽象出民主、自由、人权等概念，并包装成所谓适于人类社会的“普世价值”，大肆向社会主义和其他发展中国家渗透。“普世价值” 论具有很强的欺骗性。

不同国家、不同的阶级、不同的历史发展阶段、不同社会地位的人们，对民主、自由、人权的理解和要求并不相同，民主、自由、人权的实现形式和途径也各不相同。脱离具体的历史条件、社会制度，把西方的民主、自由、人权等价值观念标榜为“普世价值”，从理论上是站不住脚的。

不仅人们对民主、自由、人权等概念的理解在发生变化，不同国家实行民主、自由、人权的形式也不一样。仅就政治体制而言，美国实行的是总统制，而英国则是君主立宪制，并且仍然保留了君主，法国实行的是半议会半总统制，德国实行的是议会制。在西方国家中，几乎没有任何两个国家的政治制度模式完全相同。这说明，民主、自由、人权的实行方式植根于本国的文化传统、国情和历史发展状况之中，并没有统一的模式，也不能照搬别国的模式。

不管西方的民主、自由、人权内容和形式发生了怎样的变化，也不管它们在不同国家有什么样的差异，它的资产阶级性质始终没有改变。敌对势力意识形态的“普世价值”论，就是借助他们掌握的话语权，把从资产阶级思想观念中抽象出的民主、自由、人权等概念，冠以“普世价值”的名称，向社会主义和其他发展中国家灌输。因此，敌对势力意识形态所宣扬的“普世价值”，只不过是西方国家实现其全球战略的一个工具，其本质就是借“普世化”实现“全盘西化”。应当说，普世价值论具有很大的欺骗性，在现实中，迷惑了部分人的眼睛，我们对此应始终保持清醒头脑，决不能成为西方价值观念的俘虏。

三、“三权分立”论

“三权分立”论是近年来境内外敌对势力对我进行意识形态渗透的重要内容之一。“三权分立”论认为，西方国家的“三权分立”是真正的“民主”形式，只有用“三权分立”才能保证政治体制的良性运转，因此，中国应照搬西方政治制度模式，实行“三权分立”。

从实行“三权分立”国家的实际来看，由于三权分立带来权力中心之间互相掣肘和拆台，往往造成几个权力机关各说一套，各行其是。在这种“民主”形式下，一些简单的事情常常被复杂化。相反，一些重大问题，却因为政客们为维护各自所代表的利益，互不相让而一再拖延、议而不决。近二十年来，由于国会与行政机关之间相互扯皮，美国政府曾六次面临关门的尴尬境地。一些西方国家的学者也认为，权力分立论不符合积极增进效率的原理，它是以对国家权力及其行使人持怀疑的、不信任的、猜疑的态度为出发点的。这无疑是“三权分立”制度的硬伤。

“三权分立”只是反映了资产阶级统治集团内部的“民主”。这种制度设计并不能保证人民的民利，因为参与制衡的每一方都是某一利益集团的代表，不是人民的代表，甚至不是多数人的代表，不能保证权力行使的广泛代表性。因此，就其本质而言，它是实行资产阶级、维护资本统治的有力工具。

“三权分立”不适合中国，“三权分立”论政治用心险恶。中国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是一致的，不存在根本利益不同的集团，因而在中国搞“三权分立”，既没有政治基础和社会基础，也没有经济基础和阶级基础。

四、“多党轮流执政”论

“多党轮流执政”论主张，西方多党制是西方民主制度的重要体现，将西方多党制引入中国，实行多党轮流执政，能够更好地体现民主，避免腐败。这是敌对势力对我进行意识形态渗透的主要观点之一。

西方多党制是资产阶级在政治实践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由于各国的历史传统、政治制度、阶级结构以及各种政治力量对比情况的差异，特别是选举制度的不同，各国政党控制和干预政治的手段、方式以及各政党之间的相互关系等都也各不相同。西方政党制度虽然在反对封建专制的过程中发挥过积极作用，但这种政党制度，有一些难以克服的弱点，并不适合所有国家，在实际运行过程中暴露出了越来越多的弊端。

实行西方多党制并不能确保政治和社会的稳定。从根本上讲，多党制反映了不同利益集团的利益矛盾和冲突，它们之间经常处于激烈的竞争之中。各个政党以夺得或控制政权为目标的政治斗争，目的就是搞垮对方，自己上台执政。因此在权力争夺中，往往不择手段，其结果必然是政治动荡、内耗丛生。这种民主只能是一种“泡沫民主”，对国家和人民是极其有害的。

实行多党轮流执政，也并非有利于民主的实现。西方国家的政党都是代表各个利益集团的政治工具，他们所关心的是各自所代表集团的利益，而不是广大人民的利益。所以美国学者伦德・伯格说：“美国实际上只有一个单独的党，即财主党。”实行两党制或多党制，通过选举交替上台，轮流执政，表面看非常热闹、非常民主，实质上无论谁在台上，实行的政策大同小异，都不会改变资产阶级的实质。

敌对势力意识形态认为，多党轮流执政更有利于防止腐败，这并不符合西方国家的社会现实。事实上，多党竞选本身就常常被金钱、财团、媒体等影响和操纵，从而成为“富人的游戏”、“钱袋的民主”。这些年来，西方国家竞选费用不断攀升，数目之巨令人咋舌。据统计，2000年美国大选所花费的金钱高达30亿美元，2004年美国大选的费用接近40亿美元，2008年更是高达53亿美元。没有大资本集团的资金支持，各党派根本不能参与多党竞选的权力角逐。竞选的优胜者一旦获得胜利，为了回报那些重量级的政治捐款人，当选后就得为他们的利益服务。西方有些媒体把这种现象称为用金钱“购买权力”，是一种“集团贿选制度”，“民主”往往被卖给了出价高的人，广大人民的民主实际上被排斥在金钱势力之外。从现实情况看，在西方国家被证明是弊端丛生的多党制，通过各种方式移植到一些发展中国家后，更是带来了灾难性后果。冷战结束后，非洲许多部落众多的国家在西方的压力和影响下，宣布实行多党制，结果导致政党林立、竞争激烈，社会矛盾激化，经济停滞、政治动荡，国家陷入长期的纷乱之中。

五、“人权高于”论

“人权高于”论，又叫“人权的无国界”论，是近年来西方国家提出的一种新的人权理论。

“人权高于”论在理论上是错误的。马克思主义认为，是人权的基础，也是国际法及国际关系的基础。人权和有不可分割的内在联系。这种联系具体表现为：第一，人权和是相互依存的，历史上和现实国际社会中，没有无人权的，也没有无的人权，因为任何人权总要通过国家予以认可和保障。第二，在人权和的相互联系中，二者是不对等的，其中占首位，起主导作用，因为是享有人权的基础和先决条件，如果丧失了，也就丧失了人权的基础和保障，因而也就谈不上人权。第三，人权只能从属于，而不能凌驾于之上。一个国家的人民最首要的权利是生存权和发展权，要保护本国人民的人权，首先要维护国家的独立，努力发展本国经济，使国家强盛，不受外人欺侮，使本国人民有一个良好的物质环境，安居乐业。第四，人权和相辅相成、相互促进。获得独立，即各国人民自由选择的经济政治模式和发展道路得到尊重，才能确保和发展个人人权和其他基本人权；同样，个人人权和其他基本人权获得充分发展，才能调动广大人民的积极性和创造精神，从而增强国力，提高国家在国际上的地位和威望，在国际事务中才能独立自主地行使自己的。

“人权高于”论在实践上是反动的。这一论调既不符合客观事实，也不符合人类社会发展的潮流。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自己和别国往往持双重标准，在对待社会主义和其他发展中国家，它们以“人权自居”，但在涉及他们国内人权问题的时候，却拒不承认“人权高于”、“人权无国界”的观点与做法。由此可见，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大肆抛售“人权高于”论，其目的在于为它们干涉别国内政、推行霸权主义制造理论依据，达到政治上打倒社会主义国家和他们认为“不听话”的发展中国家的目的。

六、“中国”

在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的背景下，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的强势霸权也在进一步增强。这种新兴力量和强势力量同时加强并相互影响的势态必定会引起舆论的普遍关注。对于中国的变化，许多国家给予客观评价，与此同时，“中国”也此起彼伏，无休无止。“中国”是西方敌对势力意识形态臆造出来遏制中国发展的舆论武器和心理战术，具有很强的负面影响。

“中国”的基本观点是，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实力的增强，将对其他国家的利益和国际秩序提出挑战，从而对亚太地区乃至世界的稳定构成威胁。这一观点在美国前助理国防部长、哈佛大学肯尼迪管理学院院长约瑟夫・奈的言论中得到了充分表达。他认为，中国作为“具有文化优越感和在历史上曾遭受世界上其他国家痛苦对待的国家，是难以安于现状的”。“一个强大的中国将不可避免地对美国和世界秩序的其他部分形成挑战。因此，美国外交的一个最重要挑战就是设法将中国融入亚洲和全球政治秩序”。“中国”出台以来，连年被美日等国加以炒作，不断丰富其内容。目前，“中国”有三种表述方式，一种是“经济”，这种论调不顾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的客观情况，故意不着边际的预测中国的经济发展前景，并认为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将对世界带来“威胁”。第二种表述方式是“军事”。这种理论认为，崛起国随着实力的壮大，必然挑战主导国的体系领导权地位，战争不可避免。西方认为中国就是这样的崛起国，中国的军事力量必然会伴随着经济的发展而大规模发展，进而走对外扩张争夺霸权的道路。第三种表述方式是“文化”，也叫做“文明冲突论”。该论调代表人物是亨廷顿，他“尤其担忧伊斯兰文明和儒教文明联合起来对西方‘普世文明’构成最严重的挑战”。

敌对势力意识形态不断抛出“中国”，其目的是为了遏止当代中国社会主义的发展，为“西化”和“分化”中国创造有利条件。由此可见，“中国”有着明显的意识形态倾向，潜存着极其险恶的政治用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