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岸关系中的船王董浩云

董浩云（1912—1982）是20世纪中国走向现代远洋航海事业的先驱，他的奋斗与成功正是中国现代航运史发展的缩影和写照，自上个世纪50年代起，他的事业就遍及世界各地，最高峰时旗下船只数量超过150艘，载重量高达1，100余万吨，被人们誉为世界船王。

董浩云最初的事业发轫于天津和上海，1948年12月，董浩云举家迁往香港，虽然中国航运公司总部仍一度留守上海，但旗下船只却大部南下香港或台湾，这说明他对公司去向尚未作出最后的决定。与此同时，鉴于董浩云在航运界中的地位，国共两党都在积极争取他，特别是新中国成立后，为了解决当前货物运输中的困难，更是为了配合，中共中央提出“巩固北船，争取南船北归”的口号，董浩云就是其中重要的对象，为此中共曾采取各种办法，动员董浩云率船北归。①在中共的动员之下，不少著名的企业家，如刘鸿生、吴蕴初、刘大钧、周作民、卢作孚、李国伟等先后从香港回到内地，但董浩云却与更多从大陆迁移到香港的企业家一样，最终并没有选择北归的道路，但他也没有前往台湾，而是选择以香港为基地，并实现他走向世界航运的理想。

董浩云虽然是一位企业家，但他对政治十分敏感。在历史上，董浩云与国民政府的关系相当密切，但50年代后却长达十多年不敢踏足台湾，直到他的事业享誉全球时，才又重返台湾，成为台湾当局的座上客。70年代初国际格局出现重大转机，董浩云的内心亦发生明显的变化，他渴望国家统一，甚至想以其个人的力量为两岸和平进行斡旋。大陆实行改革开放的国策之后，他希望为中国的经济发展作些贡献，但因当时台海紧张的局势并未得以改变，他不敢返回大陆，只能暗中作些策划，并将这种感情写在日记中。

董浩云年轻时就有记日记的习惯，由于战乱等原因，早年日记多已不在，目前保存的是1948年3月他奉命前往美国接收船只，直至1982年4月去世前几天长达30多年的日记；同时，董浩云平时十分重视收藏和保管各类公私文件、剪报及往来信函，因而为我们研究他事业的发展以及个人的心路历程提供了重要的依据。承蒙董氏家族对笔者的信任，不仅委托我对董浩云的日记进行编注出版，还允许我阅读董浩云保存的所有资料。由于篇幅关系，本文重点记述上世纪70年代初国际格局出现重大转机至董浩云逝世前的一些事情。

一、随着中美关系的解冻，董浩云重新考虑如何应对两岸关系可能出现的转变

远洋航运的盛衰与国际间局势的变化具有极为密切的关系，作为一个经营远洋航运的企业家，董浩云时刻都关注着全球的形势发展，而作为一个中国人，他更加注意海峡两岸随时发生的微妙变化。

1971年前后，以中美关系转变为标志，世界局势发生了重大变化。先是美国乒乓球代表团访问中国，“小球转动了大球”；紧接着，美国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秘密前往北京访问，中美两国政府并于7月15日同时公告，宣布尼克松总统将于适当的时间访问中国，消息一经播出，立即引起世界轰动。董浩云当时正在维也纳，他在广播中听到这一消息后，即敏锐地意识到这将是改变国际格局的重要大事。果然不出他所料，当年召开的联合国大会上，中华人民共和国恢复了合法席位，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强烈震动。这年的12月，董浩云被聘为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的董事并参加董事会会议，其间他与基辛格首次相见，即详细询问他北京之行以及联合国投票的种种内情。1972年2月21日，美国总统尼克松应邀访问中国，他在北京机场与总理握手的画面，顿时成为全世界关注的焦点，董浩云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这是历史性大事，影响中美两国人民大事，对海外华侨与航运贸易更具影响力。”

随着中美关系的解冻，国际局势发生重大变化，此时董浩云已开始重新考虑如何应对两岸关系未来可能出现的转变。1971年11月6日，董浩云应邀在纽约中国工程师学会上发表演讲，题为《当代航业与世界经济》。他在介绍了欧美以及日本等国家的航运近况后，还特别以较大的篇幅提到中国大陆的航运事业。他认为中国要想在经济上与日本争雄，就必须进口大量的石油，而且还需要兴建多个深水港口，因此日后必然要致力发展远洋航运。这是董浩云多年来第一次对中国的事务发表意见，说明他对未来的大陆远洋航运事业充满关注。②

1972年8月，报载日本首相田中角荣将正式访问北京，并拟与中国恢复邦交，董浩云看到此消息后即在日记中写下：“时代不容我人开倒车，今后与新加坡、美国关系更需增进。”9月底，田中首相在访问中国期间宣布与北京建交，并发表共同声明。董浩云虽然与台湾关系十分密切，但在国家统一的问题上却立场坚定，他即在日记中写道：“台湾原是中国一部分，世局如斯。”此刻他的思乡之情更是油然而生，不禁在日记中憧憬“几时得重睹大陆新貌？”10月1日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23周年的国庆节，董浩云在当天的日记上写道：“北京已与日本建交，西德亦将与之建交……真是世界均成好友，今年国庆好不热闹呵！”这是他第一次在日记中提及新中国的国庆。10天之后他又在日记中说：“新的中国已成立二十三年，老的依旧，慨甚。”由此我们也可以看出此刻他内心的这种矛盾心理。

1978年12月15日，美国总统卡特宣布将于1979年1月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正式建交，消息传出后立即在台湾岛内激起巨大震动。然而大势已定，台湾当局只好为维持彼此间的关系进行最后的努力，由于董浩云在国际上享有崇高的地位，自然成为台湾当局争取的对象。12月30日，“交通部部长”林金生致函董浩云，信中称，为了台湾的前途着想，“今后最能影响美国政策者，厥唯美国参众两院议员”，而“吾兄与美国议会人士交往颇多，如能趁此时机予以争取，于国家前途当多帮助”，因而希望董浩云从中代为游说。③1979年1月4日，董浩云在纽约与台湾当局前驻美大使顾维钧共进晚餐，在当天的日记中虽然只是简单地写了一句“谈中美历史”，但谈话内容一定涉及大陆、台湾和美国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同日，董浩云亦致函新任“行政院院长”的孙运璇，表明他愿意从中进行斡旋。孙运璇即于22日回函感谢，函中称“吾兄身在海外，心萦家邦，爱国赤诚，良深敬佩”。并表示“今后中美之经济、文化等实质关系，仍当努力加强维系，承兄在此方面多所致力，至为感荷”。2月7日，董浩云回信称，此次离美前曾与两党政要及议员谈到今后如何维护台湾与美国之间的关系，1月份他曾收到共和党副总统候选人布什的来函，对卡特政府的决定不以为然，同时董浩云还认为，就方面而言，台湾仍可获得波士顿地区有影响力的银行界和商界人士的支持。④ 1980年11月，美国总统大选，里根和布什当选正副总统，董浩云立即去函表示祝贺，并以美亚银行的名义向总统就职典礼筹备委员会捐赠了5万美元，以示支持。11月21日，董浩云分别致函台湾“行政院院长”孙运璇和“总统府秘书长”黄少谷，称他与布什及舒尔茨（董认为很有可能任国务卿）关系熟稔，信中还附上布什给他的多封亲笔信予以证明，表示愿为斡旋彼此之间的关系作出贡献。⑤

1981年，董浩云为协助台湾当局推动台美之间经济与贸易合作，特地让其亲信任家诚（驻旧金山代表）出面，策动美国商业部举行“台美贸易会”。5月19日，会议在位于旧金山海港董氏旗下的“宇宙学府”上召开。美国商业部副部长奥迈尔、美国在台协会主席丁戴维等担任主讲，与会的300余人均为台湾和美国从事工商或具有专业资格的高级人士。座谈会主要针对台湾与美国中断外交关系两年以来的情形进行全面的检讨，并对未来十年台湾的市场、美国对台湾的出口以及美国商业部关于对台湾市场的调查予以深入的分析。

尽管董浩云为了引进外资和扩大台湾的生存空间而四处活动，但台湾当局对他的言行仍有不放心之处。由于董氏船队常年在外航行，有关部门要求对其船员活动严加防范，主要是防范来自中共的统战，特别是提出要对金山公司香港籍船员进行思想方面的统制，不允许中共的宣传势力存在。⑥

中美关系解冻后，许多长年居住在美国的华人相继回大陆参观访问，其中有一人与董浩云相识已久，他就是著名的记者赵浩生。

早在50年代初，赵浩生作为《东南日报》驻日特派员时就与董浩云相识，后来赵去了美国并于耶鲁大学任教，与董仍多有往来。1973年赵浩生离开大陆25年后第一次返回故国时先是途经香港，受到董浩云的热情款待，并请他入住“香岛小筑”。多年后赵浩生回忆，董浩云与他谈到中美关系解冻时非常高兴，但也认为两国若完全恢复外交关系恐怕还需要一段时间。董浩云意识到，在中美关系正常化的过程中，将是一个随时可能爆发的棘手问题。董浩云十分羡慕赵浩生能回国探访亲友，他虽然也很怀念故乡和亲人，但目前身不由己，无法回国，只能托赵给亲友带信，报个平安。⑦

在这之后，赵浩生经常先经香港而后返回大陆，而他每次来港都受到董浩云的热情接待。其间赵浩生不断在香港和海外报章发表文章，称赞新中国所取得的成就，成了海外华人学者中的“歌德派”，因而引起了台湾方面的极大愤慨。由于董浩云与赵浩生相熟，并经常在香港接待他，因而也引起的不满。为此台“中央银行”总裁俞国华在与董之属下洽谈借款时曾予以暗示，说台湾的情报部门对于董与赵的关系十分敏感，而且已开始注意到董浩云在香港的言行，因而特别嘱托他今后说话一定要“多加留意，勿贻人口实”。⑧ 为了避免舆论的攻击，日后赵浩生来港后就不再入住“香岛小筑”，而且董赵两人见面都选择普通中国人光顾的饭店，而不去那些外国人常到的场所，如外国记者俱乐部，目的就是不让外人发现。⑨ 同时董浩云又让他的属下任家诚写信给海外工作会主任陈裕清，一方面对于公司拍摄影片中涉及中共之镜头以及接待赵浩生之事加以解释，同时对于台湾方面的责难与不满表达立场，声称“吾人身处海外，虽立场一致，但处境容有不同，观点或有参差”，希望能予以谅解。⑩这也充分体现出董浩云在海峡两岸分裂状态中的为难与尴尬处境。

二、国家的命运和前途常常萦绕于心中

董浩云的事业遍布全球，因此他每年要有大半的时间在国外奔波，他却从不申请外国护照，也不接受殖民地政府颁授的爵位，因为在他心目中自己永远是一个中国人。尽管董浩云多年漂泊海外，一直未能回到家乡探望，但他对于故国充满热情，并将个人的事业与国家的命运联系在一起，这些情感在他的日记中可以说是随处可见。

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当日董浩云正在日本，听到这一消息后他即敏锐地指出：“岂远东又作世界大战之导火线耶！”董浩云一生都渴望世界和平，对于战后形成的冷战局面感到忧虑，他在1958年元旦的日记中写道：“世界仍划成东西两阵垒，紧张如故。苏联发射人造卫星成功，希望科学竞赛能促进人类谅解，消除矛盾。”1958年8月金门危机爆发时，虽然董浩云正忙着筹建“东亚巨人”，成日往返于日本和香港之间，但他还是非常关心两岸关系的发展和国际局势的变化，这段时期的日记中经常留下他的关注：“金门吃紧，远东局势与中国前途、东西双方之决斗与人类前途，均为之系念不已。”“金门紧张，但港地仍安。”“形势严重，身为中国人，实感酸辣而无辞以答也，诚矛盾之至。”9月25日，董浩云应美国银行邀请，在纽约参加远东美国商业暨工业联谊会第十一届年会晚餐，在会上“国务卿杜勒斯发表台湾海峡紧张问题之政策性演词，以民族自尊立场，我颇为不安，忧愤也”。

1962年10月，中印边境发生战争，他即明确地在日记中写道：“英国态度不对，印度尤其不对，遗袭英人旧例，横占吾人土地，当欲寻事，诚令人愤慨也。”当他看过以义和团和八国联军为背景的美国好莱坞电影《北京五十五天》之后，对于西方人丑化中国人的手法极为不满，他以为电影歪曲了“故事之人物，插曲亦系曲解，对中国人言并不好”。当他在台北参加“中日经济策进会”，日本前首相岸信介在演讲中气焰嚣张，屡次扬言日本已成为世界经济大国，并要求美国将冲绳交还日本，他即察觉岸信介的发言“咄咄逼人”，并意识到：“今后中日两国如何演变，殊为吾人课题，吾人不能不对中华民族子孙有交待。”

董浩云1949年离开大陆，此后30多年来一直没有机会重返故国，尽管他长年漂泊在外，但内心中还是常常思念生他养他的家乡，国家的命运和前途常常萦绕于心中，对于中国大陆更是有一种不可抑制的憧憬和感情，在日记中曾寄托过对故国家乡无尽的思念。他经常与友人“谈大陆事，为之神往”，甚至在梦中也常常“晤及上海老友甚多”（1955年10月29日）。他的亲家金维贤夫人从大陆旅游归来，兴奋地谈到访问北京、杭州、上海、南京、无锡、苏州等地的见闻，董浩云听了，真是“心向往之久矣”，并从心底发出感叹：“几时能重睹大陆新貌？”1979年12月4日，长女董建平访问过大陆回到纽约，兴奋地向父亲说起回国的观感，虽然董浩云只是在日记上写“她甫自上海返来，曾造访福履理路福履新村故居”，但思乡之情早已跃然纸上。由于董浩云的航运业务与台湾当局及企业间具有千丝万缕的关联，在当时海峡两岸相互敌对的环境之下，这种思念只能在日记中宣泄，在行动上则不敢有任何差错。

1973年6月董浩云在巴黎参加国际航空节，在“座位上曾见北京大使馆两代表”，但最后仍“无法接近”。1979年10月30日，中国国务院总理访问英国，香港另一位船王包玉刚应邀出席英国女皇举行的宴会，董浩云则没有露面。访英期间还参观了石油展览会，董浩云此时亦正在伦敦，他事先得知这一消息却没有前往，在日记中他说是“不便参加”。但是第二天，他却与陪同来访的外交部副部长章文晋通了电话，还赠送了两部新船下水的纪录片。因为章的父亲章以吴（著名书法家章梫之子，其妻系朱启钤之次女朱淇筠）是董浩云的故交，其后中国驻英大使柯华专门致函转达了章文晋的感激之意，并代向他问好。1980年6月，中国驻联合国代表陈楚亲自具函邀请董浩云夫妇出席他在华盛顿举办的晚宴，董浩云接到邀请后考虑再三，犹豫不决，最终还是不敢赴约，他在请柬上亲自批写declined，予以婉拒。这一切都说明刚刚打开国门、实施改革开放的中国政府正在加紧统战工作，迫切需要海外华人投资，同时也看出董浩云此时的矛盾心情，他既希望与中国大陆建立联系，但又惧怕因此而得罪台湾当局，从而影响他的生意。

三、拥护中国大陆改革开放的国策

1978年，经历了十年浩劫的中国大陆终于开始宣布实施改革开放，引起世人的广泛注意，而改革开放所取得的巨大成绩中，香港的企业家发挥了极为重要作用。

董浩云对于中国大陆改革开放的国策也是衷心拥护。作为一个中国人，他当然希望国家富裕强大；而从生意人的角度出发，这也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然而鉴于他与台湾方面的密切关系以及当时两岸间的敌对状态，特别是50年代初的那段回忆，此时董浩云根本不可能亲自前往大陆，但是他又不愿意放弃这一难得的机会。于是他先请老朋友、东方石油公司的董事长刘浩清替他了解内地的情形，其后不久，他的女婿金乐琦的大哥金联桢由上海移民美国，董浩云在美国与他相识后，很是投机，便力邀金联桢来港，利用其熟悉国内情形的有利条件，出任董的私人代表，多次返回内地，与有关部门探讨彼此之间有无合作的可能。经过双方的努力，初步建立起合作的良好关系，董氏集团先后与中国船舶工业总公司合作建造三座自升式海洋钻井平台，与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组织合营公司，在南中国海进行海上作业等等。同时，在董浩云的斡旋下，还促成了国际著名的凯旋钻探工程公司（KCA）与东方石油公司合作，共同开发中国大陆的石油；而且有文件显示，此时董浩云已有计划与内地进行合作，内容包括建造钻油台以及驳船。

1980年12月30日，董浩云曾在他专门宴请贵宾的“香岛小筑”招待来港访问的中国交通部部长钱永昌等客人。尽管当天的日记中只简单记录了此事，并没有透露双方谈话的详情，但从这一时期前后日记的内容分析，探讨合作经营的可能必定是其谈话的主题之一。多年之后，钱永昌在问及这段往事时曾深情地回忆说，晚宴前董浩云曾陪他在“香岛小筑”海边的参天大树下面散步，突然董浩云弯下腰在地上检起几颗红色的相思果，并把它放在钱永昌的手中。 “红豆生南国，此物最相思”，此时无声胜有声，一切都在不言中了。

董浩云还希望将他创办的海上大学教育扩展到中国大陆，为此他通过中国政府外交官员、时任联合国副秘书长的毕季龙从中斡旋。1981年12月29日，毕季龙在致董浩云的函中称，北京教育部同意选派两名交通大学的学生参加海上大学学习，为此杨蕴玉副部长还嘱其向董浩云表示感谢。在董浩云和中国政府的共同努力下，1982年2月27日，上海交通大学选派的两名学生已乘飞机抵达纽约，即将登上宇宙学府参加海上大学的课程。 1982年，美国HOPE基金会捐赠给中国各地医学院一批图书，主要是最近三年出版的医学院课本及参考书，共计约五万册，价值约一百余万美元。董氏集团为此捐赠两只标准货柜箱，并免费代为运输至香港，将来各校再来提取。

四、为促进祖国统一大业身体力行

海峡两岸长期分裂的局面令每一个中国人都感到痛心，这种感觉对于长年漂泊在海外的董浩云来说尤其强烈。追根溯源，他认为造成这一现状的原因完全是由于抗战胜利后国共两党的内战所造成的，“更使人想到Yalta协议与我国内战自己造成的局势”（1972年9月18日）。对于由此而产生的后果，他又不禁感慨万分：“国共合作抗日，但战后竟不能继续合作，以享受应有战胜国之战果，惜哉，夫复何言？”（1972年9月30日）为了促进民族统一的大业，董浩云亦身体力行，愿为实现这一目标作出贡献，他甚至还试图以个人的绵薄之力，从中加以斡旋，最终的目的就是希望促进和完成国家的统一大业，这是他晚年生涯中的一个奋斗目标，在其日记中亦时有记载，他多年来策划成立海上大学其实也包含了这一想法。1972年12月14日，他在计划新的一年工作时记道：“1973年我人继办‘海上学府’，希望联合国参加，并成为东西桥梁，亦即两个中国合一之嚆矢欤？是则馨香以待。”

董浩云在忙碌的生意之余还不忘为国共合作搭桥，1973年4月28日，他通过朋友介绍，邀请潘静安观看他所拍摄的电影。潘静安即潘柱，人称“潘光头”，表面上他是香港中国银行副总稽核，而他的真正身份却是中共在香港从事秘密情报的负责人。董浩云对他的真实身份当然十分了解，因为邀请他见面的目的实际上就是“探问北京/台北解决歧见可能性”，但在当时的形势之下，希望“看来渺茫”。5月3日，董浩云在日记中承认，“在远东近两个月，想为国共铺路谈和”。甚至他还设想以成立一个联邦的形式，从而解决国家长期分裂的局面。他曾将这一想法拟成文字，并在各种重要场合向各界人士加以介绍。譬如1971年12月他与美国《时代》发行人鲁斯三世会晤时，就提出以汉联邦解决两个中国问题的设想。

关于成立联邦制的设想董浩云的日记中曾有多处记载，最早出现于1971年3月28日，当时“乒乓外交”尚未发生，董浩云即与友人“谈新加坡、香港、台湾合组联邦政府事”；当年的12月17日，基辛格第二次访问中国归来，董浩云在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与他初次相遇，就向他了解内情，并“提出组织汉民联邦、再加合国问题”；1973年3月14日，董又与友人谈“联同香港问题，作为解决海外华人组成United States of Han为题”；第二年的4月21日，董浩云又在日记中写道：“我有泛亚Pan Asia飞机计划，或为台、港、新加坡合为大汉民国先奏欤？”

值得注意的是，此时董浩云所提倡成立的联邦还只是包括台湾、香港和新加坡三地，并不包含中国大陆。其后，他的设想发生重大改变，其最终目的是要解决海峡两岸长期分裂的现实问题。在这中间董浩云致力推动的“海上大学”以及屡次建议成立联合国大学都包括这一含意。1979年10月9日，董浩云曾专程拜访美国前总统尼克松，彼此间“谈甚欢洽”，而交谈的内容则是“为两个中国觅一解决方式，组成大联邦”；1981年11月16日，当美国国务卿黑格访问中国时，董浩云亦在日记中写道：“谈报载Haig主张联邦制解决二个中国问题，与吾人前谈者颇为相近。”尽管目前尚未发现董浩云所拟写的建议案全文，尽管他的这一建议并不完整、甚至不一定符合中国的历史和现实政治，但却反映出董氏对国家民族前途和命运的关心，对于解决海峡两岸危机困境的向往，这岂是一位普通的企业家所关心的事情，完全具有一个政治家的胸怀和理想。

（作者为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高级研究员）

注释：

①关于新中国政府动员董浩云北归的过程可参阅郑会欣《国家前途与个人命运：董浩云在1949年的抉择》，《中国文化研究所学报》第50期（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2010年1月）。

②金董建年、郑会欣主编：《董浩云的世界》（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4年），130页。

③ 《林金生致董浩云函》（1978年12月30日），董浩云资料室：B2-41。

④董浩云与孙运璇往来信件均藏于董浩云资料室：B2-41。

⑤董浩云资料室：C2-15、B2-32、C1-26、C1-26。

⑥ 《中国航运公司六十年度第一次安全会议纪录》（1971年3月2日于台北），董浩云资料室：A3-31。

⑦⑨赵浩生：《八十年来家国：赵浩生回忆录》（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1年），158页、342页。

⑧《吴长赋致董浩云函》（1975年11月26日），董浩云资料室：B1-18。

⑩ 《任家诚致陈裕清函》（1975年12月17日），董浩云资料室：B1-27。

《柯华致董浩云函》（1979年11月6日），董浩云资料室：B3-32。

《金联桢接受笔者访问记录》，2010年4月28日，香港。

《钱永昌回答笔者的提问》，2007年9月28日，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