唯物哲学之为学术探究方法

女子被出，夫死守寡，便成为无后的不孝者;男子再娶，又得多妻，便可有后，甚至多子。孝的道德为男子所包办。此其谬一。贵族富人有妻、多妻。贱族贫人无妻、一妻。多妻者多子;无妻者无后。……富贵者多罪恶，贫贱者多善良，儒家以上层恶人为道德，以下层善人为不道德，善恶结果颠倒起来!上层恶人包办孝的道德。此其谬二。他们又不知孝亲不孝亲由于‘人’，生子不生子由于‘天’。……由于‘人’者‘是道德’，由于‘天’者‘非道德’。如以不能事亲而能生子者为‘孝’，便是以‘不道德’为‘道德’;如以能事亲不能生子者为‘不孝’，便是以‘道德’为‘不道德’。儒家开口便谈道德，其实却连道德是什么东西，也不了解。此其谬三。”［22］(P38—39)而他所揭示的王阳明“心外无物”的真面目是:“像王守仁这种主观的唯心论，真是到了无以复加了!他认为如果没有这一个我，这一个心，天地万物便不能存在。照守仁的说法，结果会弄到一个人一个宇宙，以至于十余万人便有十余万个宇宙。年老的人，自身正在生长，便会说出宇宙快要死亡的话;年少的人，自身正在生长，便会说出宇宙正在生长的话。在实际上，那里真的会有这么多的宇宙?可知天地万物，既不为了有一个我一个心而存在，也不为了没有一个我一个心而消灭。主观唯心论是自欺欺人的，那里有客观唯物论的正确?”

从简单到复杂，从粗浅到深入，从片面到全面，这就是唯物主义方法之为学术研究方法的大致过程，此亦其成为中国哲学史研究范式的过程。中国哲学史研究正是因为运用了唯物主义方法，才开出一条唯物主义的哲学史路向，但这一路向却是充满成绩与问题、肯定与争议的，在这里，仅就本文所涉及的相关问题作一些初步的讨论。1.唯物主义方法之为中国哲学史研究范式的确立。本文第一部分所梳理与呈现的内容，在于明示唯物主义方法之为学术研究方法是客观而普遍的现象，这意味着此普遍现象对于作为人文学科的“中国哲学史”而言也是适用的。问题在于，对于中国哲学史研究而言，唯物主义并未滞留在一般的研究方法层面，而是成为一种研究范式，即成为一种公认的模型或模式。具体而言，第一，它成为中国哲学史研究的基本致思方式。学者在对中国哲学史中的哲学概念、范畴、命题或观念展开研究时，会非常自然地首先分析其发生的社会背景、阶级归属、发展规律等，从而对所研究的哲学范畴、命题或观念进行判断:唯物的，抑或唯心的?辩证法的，抑或形而上学的?统治阶级的，抑或被剥削阶级的?进步的，抑或落后的?等等。第二，它成为中国哲学史研究固定的内容模式。自唯物主义方法应用于中国哲学史研究的那一刻开始，中国哲学史的哲学内容便固定为唯物论、辩证法、认识论、历史观“四大块”，研究中国哲学史中的个别问题也好，撰写中国哲学史教材也好，都必须如此，从而成为一种固定的整理、分析中国古代哲学内容的模式。第三，它成为评论中国哲学史的标准。与研究者涉及对中国哲学范畴、命题或观念的评论时，完全以唯物主义方法原则为根据，一个哲学范畴、命题的好与坏，或一种哲学观念的好与坏，就看它与唯物主义哲学相关原则相符的程度，若完全符合，就是先进的哲学范畴或哲学观念，反之，则是落后的哲学范畴或哲学观念。可见，唯物主义方法已成为中国哲学史研究赖以运作的理论基础和实践规范，并成为中国哲学史研究群体所共同遵循的世界观和行为方式。质言之，唯物主义方法已完全成为中国哲学史研究的基本范式。2.唯物主义方法之为中国哲学史研究范式的意义。唯物主义方法当然不是魔法，但它成为中国哲学史研究的范式，似乎还是带来了一些令人振奋的新异气象。比如，我们可以理直气壮地说中国有哲学，但当人家要求我们展示中国哲学史的线索和系统时，似乎很难满足人家的要求，个中原因就是中国传统哲学缺乏哲学理论和方法的统领。唯物主义方法正是一套成体系的哲学理论与方法，所以照着这个理论与方法，就可以将中国传统哲学资料加以整理与分析，从而理出一门既有线索又有体系的“唯物主义的中国哲学史”，比如范寿康的《中国哲学史》及侯外庐的《中国思想史》。毫无疑问，任何思想都与社会存在有关联，中国哲学史中的范畴、命题与观念都有其社会存在的根据，也就是说，我们应对其进行社会存在的分析，并且通过这种分析，可以完善与深化对中国哲学命题、范畴与观念的理解。比如，将“”置于经济关系之中加以分析，从而揭示出“”观念发生变化的经济原因;而蔡尚思从阶级的角度分析了“孝”的性质与功能，从而让人们认识到“孝”这种道德也有其具体性。中国哲学史这门学科在草创时期，正得益于西方哲学的引入，唯物主义方法本来就是成体系的哲学学说，因此，以唯物主义方法研究中国哲学史，使中国哲学史的学科框架被迅速搭建起来，并确定了中国哲学史的主体内容，所以说其是大大有功于中国哲学史学科建设的。因此，唯物主义方法的应用，对于中国哲学而言是具有重大意义的学术事件，中国哲学史研究从此开辟了一片新天地。3.唯物主义方法之为中国哲学史研究范式的问题。自然，唯物主义方法之为中国哲学史研究方法也有其所存在问题，从本文的部分案例及分析来看，下面这些问题是值得重视的:第一，唯物主义方法不是唯一的方法，不能根据唯物主义方法得出绝对的结论。经济基础的分析自然是需要的，但不能对其过度依赖，它只能对范畴、概念进行物质性解释，而“物质性解释”既不是一劳永逸的，也不是天衣无缝的。比如，将“”理解为社会物质生产方式的产物，在不同的生产方式、经济基础背景下，“”便有不同的表现，这种分析基本上是可以接受的。但显然，“”的变化并非如此简单，在有些情境下，女子对于失身、改嫁的态度并不是以经济条件为唯一的考量;而在另一些情境下，女子坚持守贞也不是以经济条件为考量。这就意味着对于“”这种道德规范，仅用唯物史观并不能给出较完满的解释。

因此，如果唯物主义方法被唯一化，就极有可能把复杂问题简单化，甚至可能导向错误的结论。第二，唯物主义方法不是个别的方法，不能教条地将唯物主义方法套用在我们所理解的哲学命题、范畴或观念上。比如，郭沫若对《易》辩证法作了一定的发掘、整理与解释，但他的最终结论却是:《易》辩证法是折中理论，是一个骗局!这完全是教条地应用唯物主义方法进行分析的结果。再如，蔡尚思认为，王阳明的“心外无物”会弄到“一个人一个宇宙，以至于十余万人便有十余万个宇宙”的结局，而这是“主观唯心论自欺欺人”。实质上，王阳明的“心外无物”强调客观世界与主观世界的直接关联性，也就是说，在他看来，物质世界只有与主体发生关系时才有意义，如果其与主体毫无关联，比如，山里的花对于城里的人而言，就可以认为“花”并不存在。因此，王阳明所说的“心外无物”是价值意义上的，而不是本体意义上的，即并不导致对客观世界的否定。然而，蔡尚思完全是从本体意义上理解、否定“心外无物”命题的，这就是教条化运用唯物主义方法的结果。第三，不能为了迎合唯物主义法则，将哲学范畴、命题或观念主观地解释成反唯物主义的。比如，胡绳认为，“至诚之道，可以前知”与“土地庙前挂的‘诚则灵’的招牌直接相联”。他的意思是，既然“至诚之道，可以前知”，那就是说，如果一个人充分地“诚”了，他就可以预见未来，但按照唯物主义认识论，这不可能的，因为“诚”并非是一种认识活动，所以这个命题是唯心主义、神秘主义的。再如，胡绳认为，“天道为诚”是“把天道当作有人格、有意志的支配权力”，而根据唯物主义法则，自然界是没有人格或意志的，这个命题却要求人必须遵循具有人格意志的天道，因而是唯心论的。然而，“至诚之道，可以前知”所强调的是“达到了‘至诚’这个境界，可以预见事情的未来”，“诚”是真实无妄，诚信无欺，修炼到这个境界，就能预见事情的发生。可是，谁能、什么时候修炼到这个境界呢?似乎不会有明确的答案，因此，这个命题的主要意义还是在于强调人们应加强修养而已，这跟唯心主义没有什么关系。至于“天道为诚”是说“诚即天道”，“真实无妄”即是“天道”，“天道”自然而然、本真纯朴，难道不是“诚”吗?怎么会有“把天道当作有人格、有意志的支配权力”的臆想呢?可见，胡绳这两例解释都存在主观地将哲学范畴、命题或观念解释成反唯物主义的嫌疑，而这显然是不利于准确理解、把握哲学范畴、命题或观念之真实含义的。总之，唯物主义方法成为中国哲学研究范式是中国哲学史上划时代的事件，尽管唯物主义方法的应用还存在诸多需要克服的问题及需要完善的空间，但毫无疑问的是，随着中国哲学史研究的逐步深入，随着唯物主义方法应用经验的日渐丰富，唯物主义方法的独特作用仍然是值得期待的。

作者：李承贵 单位：南京大学哲学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