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强化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的知行统一

“知行统一”是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的重要命题，反映了社会主义教育的根本要求。但在一直以来的学校教学实践中，思想政治理论课总是把重点放在“知”的方面，围绕着如何让学生更好地“知”，在课堂教授方式上进行了许多改革，如启发式教学、互动式教学、多媒体教学，等等，的确是活跃了课堂气氛，增加了趣味性，学生也欣赏了很多的视频音像资料。大家在课堂上受到了教育，感受到了触动，但走出教室，回到熟悉的日常生活中后，该怎么做还是怎么做，教室的垃圾还是扔得到处都是，食堂还是脏，红灯还是闯，公共汽车上还是不给老年人让座，痰还是随地乱吐……

我国明代哲学家王阳明说过：“知而不行，只是未知”。该如何提高我们的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实效性，使大家不仅有触动，更有行动呢？只有“知”、“行”双管齐下，才能从根本上解决这一难题。

一、“知行统一”的教学理念

知行观是中国哲学史上的重要命题。“知”有知识、认识的意思，“行”的本意是道路，引申为行动和践履。知行并举的概念，早在先秦就已出现，如《左传·昭公十年》的“非知之实难，将在行之”和《古文尚书·说命中》的“知之非艰，行之惟艰”。

我国古代最著名的教育家、儒家学派的创始人孔子，就是主张知行统一的，贯穿于整个儒家学说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就是知行统一理念的最好写照。读书人求知的目的是要经世致用，所以孔子要周游列国，希望把自己的“仁政”、“德治”的美政理想实践于天下。荀子则进一步发展了孔子的思想，他指出：“不闻不若闻之，闻之不若见之，见之不若知之，知之不若行之。学至于行之而止矣。”（《儒效》）这其中包含着行高于知、而知指导行的朴素的知行统一观。

朱熹说：“论先后，知为先；论轻重，行为重。”（《语类》卷九）他认为知行统一，交互作用，尤其强调行的重要性。王阳明认为：“圣人之学为身心之学，要领在于体悟实行，切不可把它当作纯知识，仅仅讲论于口耳之间。”（《传习录》）在他看来，没有付诸行动就不算真的“知”，知和行是合一的。

的知行统一观主要体现在《实践论》中，他指出：“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这种形式，循环往复，以至无穷，而实践和认识之每一循环的内容，都比较地进到了高一级的程度。这就是辩证唯物主义的全部认识论，这就是辩证唯物主义的知行统一观。”[1]

我国著名的教育家陶行知先生，其生活教育的思想是“教学做合一”。即包括三个方面：其一，“事怎么做就怎么学，怎样学就怎样做，教的法子要根据学的法子，学的法子要根据做的法子”；其二，“教学做是一件事，不是三件事。我们要在做上教，在做上学。在做上教的是先生，在做上学的是学生”；其三，“做是学的中心，也是教的中心”[2]。在陶先生看来，生活是做的，而站在教师角度是教，站在学生角度是学。

约翰·杜威是西方20世纪最有影响的哲学家、教育家之一，其教育思想以实用主义为基础，主要包含了“教育即生活”、“学校即社会”、“从做中学”等思想，他说：“道德教育集中在把学校作为一种社会生活的方式这个概念上，最好的和最深刻的道德训练，恰恰是人们在工作和思想的统一中跟别人发生适当的关系而得来的”[3]。他认为，学校本身必须是一种社会生活，学校不能与社会隔离。只要有了社会的环境，学习就是一种需要，而如果学校与社会隔离，“学校里的知识就不能应用于生活，因此也无益于品德”[3]。这些思想中都充分体现了“知行统一”的教育理念。

二、教学中“知行脱节”的主要表现

当今的社会要求我们每一个人不仅要有知识，更要学会运用知识分析问题、解决问题，为社会做贡献，只有这样，才能成为对社会有用的人才。死读书，死啃书本的人，能不能很好地适应社会都成问题，更别提为社会做贡献了。我们很多青年学生从学校走出来后，不能顺利完成社会化的转变，与周围的社会环境格格不入，人际关系糟糕，总是处于一种焦虑、郁闷、紧张、失败的情绪中，并最终导致一些极端行为的发生。究其原因，死读书，没有较好地完成由“知”到“行”的转化，知行脱节，是一个重要的因素。这种脱节其实也就是我们的学校教育，特别是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中知行脱节的具体体现。

1.教学方式上，目前基本上还是停留在认知教育层面上，以知识、原理的直观灌输为主，而忽视了情、意、信、行等其他诸环节的配合，导致学生对所传授的理论的认同感、接受感、体验感的不足，形成一种空对空的状况。学生只需要掌握书本上的基本概念，把它们当作英语单词、数学定理那样记忆就行了。而我们的思想政治理论课是不同于这些以认知为主的课程的，对思想政治理论课来说，仅仅知道了是不够的，更重要的是价值判断、认同、参与和行动。

2.考试方式上，目前大多还是按照老一套在搞，着重于学生对基本概念的记忆，题型上多是选择题、名词解释题等，闭卷考试为主，而不是着眼于考察学生运用原理来分析、判断与解决现实问题的能力。而考试是具有明确的导向性的，这种考试的方式明确无误地在告诉学生，你只要把书本上的概念背下来就行了，至于你认同不认同、接受不接受、会不会去做，那都是没有关系的。这种考试方式自然不会对学生的行为产生什么影响了。

3.实践教学上，虽然也有明确的实践教学安排，还给予了一定的实践教学课时和分数，但多是雷声大、雨点小。由于没有各部门的配合作保障，再加上一个任课教师一学期带几百个学生，有心无力，在时间上和学生的精力投入上都得不到保证，当然实践活动的效果也就无法达到，成为一种虎头蛇尾的摆设，最后大多是要求马虎，学生也就是呆在宿舍里简单用文字编写一下，就算自己完成了实践活动、社会调查，对此，教师和学生都是心照不宣。

4.教学评价上，教务处在制定对教师教学效果的评价体系时，都是以课堂讲授的效果为准的，没有谁去评价实践教学效果，当然教师也就只能把绝大部分的精力放在应对这种教育评价上，从而也就相应地忽视了对实践教育环节的投入和重视。

以上的种种，导致的结果，就是一定程度上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成为空对空的道理说教，在学生们看来，思想政治理论课就成为抽象、空洞、喊口号的代名词，在这种认识惯性的指导下，对此类课程表现出反感、抵触和冷漠，也就成为可以想见的事情了。由于对“知”的方面都表现出不信任、抗拒，甚至逆反，更别说是“行”的方面了。在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中，很多道理都是浅显的，但是很多人却做不到，“所知甚多，所行甚少”，是当代青年学生的通病，而这种通病又何尝不是我们长期的思想道德教育模式所留下的呢？许多学生是非常清楚有些事情应不应该去做的，但就是在行动上不付出。因此，知行统一的问题不解决，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就等于竹篮打水——一场空。

三、强化“知行统一”教学的具体路径

只有从课堂教学方式、教学的内容选取、实践环节的指导，以及学校各部门的配合上这四个方面共同努力，“知行统一”才能真正实现。

1.在课堂教学中对基本原理与理论进行透彻地“讲”

“知行统一”表现在“知”和“行”两个方面，是缺一不可的。要正确地“行”，首先就要正确地“知”。进行思想政治理论教育，理论的灌输是不可缺少的。孔子就说过：“好仁不好学，其蔽也愚；好知不好学，其蔽也荡；好信不好学，其蔽也贼；好直不好学，其蔽也绞；好勇不好学，其蔽也乱；好刚不好学，其蔽也狂”（《论语·阳货》）。意思是说，一个人只讲究品行上的修养而不喜欢学习礼仪，就会矫枉过正，只有两者并重才能成为完善的人，也就是应该“知行统一”。所以，孔子既向学生讲授“六经”，也向学生传授“六艺”。

浙江大学原校长竺可桢曾语重心长地告诫学生：“社会上贪污盛行，政府赏罚不明，一个纯洁的青年，毕业以后不久就可以为社会所潜移默化。只有培养理知……大学虽短短的四年，他的影响是无与伦比的。若是一个大学能彻底的培养理知，于道德必大有补益。凡是有真知灼见的人，无论社会如何腐化，政治如何不良，他必能独行其是。”（1945年9月23日）一个青年学生只有在大学期间培养了正确的理知，有了自己坚定的价值取向，才不会在今后的生活中被污染。

在当下的网络信息充斥社会、阅读方式已发生重大改变的情形下，学生的认知方式偏重直观性，忽视理性分析与理论学习，再加之他们的主体意识日益强化、社会价值取向多元化、道德观念复杂化等因素，都使得对“知”的灌输的难度不断加大，因而在“知”上如何将主流意识思想转化为学生主体的认知体系，真正入耳入脑，仍是需要下大气力的事情。

2.对教学内容进行科学取舍，引导学生在学中“思”

孔子提出的“学而不思则惘，思而不学则殆”的学习原则，是我们家喻户晓的，它道出了学思并重的重要性。如果只是带着两只耳朵进教室，不用自己的心和脑去判断和思考，抽象的概念与原理是无法真正入心入脑、成为内心认同并坚信的东西的。对我国教育理论和教育实践都有着深远的影响的前苏联伟大的教育家苏霍姆林斯基就说过：“学生的主要智慧努力不应当用到记忆上，而应当用到思考上去。真正的学校应当是一个积极思考的王国”[5]。他说，不能只是让学生坐在教室里苦思冥想，而是带领学生到“果园、树林、河岸边和田野里去”，以“太阳、树木、花果、云彩、蝴蝶、各种颜色和声音、自然界的各种各样的复杂的音乐”这些学生日常生活常见的东西为内容，使学生把学习建立在活生生的现实世界之中。他总结说：“一个人由于看见世界，他就不会成为消极的观察者，而是成为真理的发现者，由此产生了活的思想”[6]。我们的教师，不能仅仅满足于把书本上的知识与概念讲授给学生听，更重要的是，在知识传授的基础上，有计划、有目的地引导学生对这些知识和概念进行积极思考，并坦率地提出自己的见解，包括疑惑、甚至是反对的看法。只有在这种主动、激烈的争论和探讨中，一些似是而非的、偏激的、片面的、甚至是错误的认识也能得以澄清，学生才能起建构自己的相对客观、理性的价值判断标准和体系。

在引导学生进行独立思考的过程中，我们的教师必须对教学内容进行一些合理的取舍，因为每一门课的课时都是有限的，不能做到面面俱到，必须要突出重点，每一章只选取一到两个最核心、基本的问题来讲述和讨论，从正正反反各方面透彻分析清楚，而且要结合学生的现实生活和大多数人的实际的思想道德水平，不可以拔高层次，乱提要求。我们一直以来的英雄模范人物的宣传与教育，之所以真正去仿效他们的人不多，感动而不行动，就是因为他们被塑造得太高大了，完全脱离了普通人的喜怒哀乐、七情六欲，层次定得太高，让人望而生畏，进而就望而却步，结果就什么都不做了。

3.以小组而不是个体为单位，进行实践教学，帮助学生由知到“行”

明代王阳明在谈到知行关系时说：“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功夫；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知和行是一个本体、一个功夫。知而不行，只是未知”（《传习录》）。如果我们接受文明礼仪的教育，却是说一套做一套，自己吝于履行、甚至反其道而行之，这跟从来没有接受教育有什么区别呢？所以我们的思想政治教育课要从“知行合一”上下功夫，从促成学生的坐言起行的转变上下功夫。

柯尔伯格是美国当代著名的发展心理学家和道德教育家，道德认知发展理论的创立者。他在其公正团体理论中提出：“道德行为通常发生在社会或群体的情景中，而且这种情景通常对个体的道德决策制定产生很大的影响，真实生活中个体的道德行为通常是这种规范与过程的函数”[5]。也就是说，道德行为是在某种意识形态和道德氛围中施行的，道德氛围就是一个群体的集体规范。这提醒我们教师在设计实践教育时，要以小组的形式对学生进行组织，小组的规模不宜过大，4至6个人即可，大家就某个任务进行集体讨论，在不断地沟通、协商与妥协中分工合作，最后完成实践作业。在这种集体氛围中，每个成员都要和其他成员打交道，互相之间由不理解、不认同到逐渐接受、求同存异，达成大家都能接受的结果，其实这也是一个由站在自己的角度上片面思考问题、看待问题到不断打开自己的心胸和眼界、愿意理解与接纳他人和不同意见、不断走向客观、理性、宽容的过程。

在有限的课时内，为了更好地提高实效，把实践指导落到实处，而不仅仅是图个热闹，一方面需要我们事前精心的组织和安排，另一方面，我们也要根据实际情况进行取舍，每学期的主题不宜多，一到两个即可。那些下了工夫、做得好的小组，可以直接给予很高的实践作业分数，甚至直接成为课程的期末总成绩。

4.各有关部门积极配合，帮助学生完成“知行统一”

思想政治理论课与英语、数学以及其他专业课程不同，仅仅课堂上的理论传授是不足以形成学生的价值判断体系的，它是一个集认知、情感、意志、行为于一体的课程，需要各环节的衔接与各部门的密切配合，才能取得实效。比如说，学生们在课余要进行实践活动，需要我们各学院的学生工作部门和学工部配合任课教师对学生进行指导；为了更好地鼓励学生进行社会调查、参加志愿者活动，需要我们的宣传部、学工部等部门给予政策上的支持与奖励；为了更好地落实由“知”到“行”，我们的课程成绩构成应该向平时表现、实践活动倾斜，也就是说，平时表现、实践作业成绩与期末卷面考试成绩起码达到60%：40%的比例，甚至70%：30%。只有有了这种导向，才能让学生由应付“知”的考试态度转变为落实“行”的学习方式，这就需要教务处在政策和经费上支持我们的教学改革，等等。只有各部门齐心合力，我们的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才能真正由“知”走向“知行统一”。

参考文献

[1].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2]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教学做合一——陶行知教育文选.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1981.

[3] [美] 杜威.杜威教育论著选.赵祥麟、王承绪编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1.

[4] [苏]苏霍姆林斯基.给教师的建议.北京：科学教育出版社，1984.

[5] [美]柯尔伯格.道德发展心理学.郭本禹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