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渎局长访谈录:有个犯罪嫌疑人是我亲戚

1985年进入检察院工作的四川省达州市渠县检察院反渎局局长肖渠已经算是院里数一数二的“老兵”了。

自2000年肖渠从反贪局调到渎职犯罪侦查局工作以来，他历任副局长、副科长（后渎侦局改名渎职侵权检察科）。2003年12月，渎检科老科长因为年龄原因退居二线，肖渠正式开始主持渎检科工作。2006年，渎检科更名为反渎职侵权局，肖渠即担任局长至今。

肖渠还记得自己19岁时刚进检察院的时候，那时候院里办了一起影响巨大的贪污案件，要在全县公开审判，旁听的人会非常多，院里的前辈告诉肖渠，作为书记员，一定要把庭审时候的话原原本本记录下来。肖渠老实又没经验，于是就什么都记，当时庭审记录使用的信笺纸，他实实在在记了80多页。不仅如此，由于什么都要记，肖渠一度手忙脚乱，当时正值夏天，天气热得不行，他冷汗热汗一起冒，记完后一看，写的好多东西连自己都不认得了。后来，肖渠才知道，庭审记录只是要还原各方的有意义的表述，并不需要事无巨细一一记下来。

虽然后来肖渠再没犯过类似错误，不过他老实本分、踏实肯干的作风却一直保持下来。

据他的同僚、渠县检察院政治处主任杜炜介绍，肖渠主持渠县检察院反渎工作的10余年来，查办了许多振奋人心的大要案，同时也培养了许多反渎侦查人才。

“9.15”事故里的渎职问题

方圆：2013年在渠县发生的“9.15”事故，是四川省近年来最严重的交通事故之一，听说查了一批渎职官员，能不能讲讲这个案子？

肖渠：这个事故的确非常严重。我还记得那天正好是星期天，我陪着生病的妻子在县医院输液，到了下午两三点的样子，听见楼下闹哄哄的，很多人进出的样子，我从窗户探头出去看，急救车拉着很多伤者往医院里送，我就猜测是哪里出了比较严重的车祸。

这时，我们院里一位干警给我打电话，说：“肖局，你们又有案子办了，翻了辆车，死了几十个人……”我还难以置信，车祸死这么多人，在渠县甚至达州都太罕见了。于是我下楼去看，果然，伤者非常之多。说是伤者，其实我也不清楚他们是遇难者还是伤者，不清楚他们还有没有呼吸，总之都是满脸血污不成人形。

方圆：好像事故中有很多中学生？看到他们了吗？

肖渠：我当时并没注意。第二天，警方确认了死亡21人，伤7人的事故后果，有14名学生遇难。

事故发生在一座长约20米的桥上，从三汇镇过来的车辆要经过一个长下坡，然后左拐急弯才能上桥。当时一辆客车，载着10余名达州外国语学校的学生，还有渠县二中的学生，另外还有10多名群众共20多人，先到了桥上，由于对面来了一辆车，桥比较窄，客车就停下让对面的车过去，紧接着，核载20吨、实载超过60吨的肇事货车就从客车后方过来了。

我们知道，货车载重太多下坡的时候要一直踩刹车，刹车和轮胎摩擦生热，热度过高就要陆续放水降温，不然刹不住车。巧的是，这条路之前就有很多上坡下坡，这司机之前下坡时放水忘了关，结果到桥前下坡的时候，水已经放完了，司机竟也没有察觉，等到距离桥还有30多米的时候，司机一踩刹车，才发现“完了，刹不住了”。正前方是民居，司机还想抢救一下，就打方向盘往左拐，想从客车旁边绕过去，由于速度太快，货车车头拐过去了，车身却擦到了客车，两车又不在一个吨位上，客车当即被挤下了桥。

桥高大概5、6米，下面是一条很浅的小河沟，客车被挤下去说来也不算太严重，可是那货车被擦了一下之后也侧倾在桥边，车上运的石膏倾泻而出，全部埋在了桥下的客车上。据当时幸存的一个小孩讲，车里大半部分人都被埋在了货物里，有的上半身被埋住了，下半身还在挣扎，他企图去拉，一个都拉不动。

事故发生后的当天下午，省、市检察院的领导立刻赶来，我们去看了现场，晚上回来一起开了会，认为事故的发生，主要是因为车辆超载，货车超载100%以上，而客车也有一定程度超载，这其中可能存在路政部门或者其他相关职能部门的渎职行为，涉案人员一定很多，所以最后决定抽调院里反贪局的两个组来协助查办此案。当然，我们也还调查了运政部门、生产石膏的工厂等。

方圆：后来查明了，是哪些部门的渎职问题？

肖渠：我们当时认定可能与路政或其他相关职能部门有关，就把治理超限、超载的一些规定详细地学习了一遍。我们知道，超载和超限是两个概念，超载指的是汽车装载货物超过核载量，超限则指车辆装载超出公路对其的限值。超载是由交警进行处罚，超限由路政部门进行处罚。车货总重超过80吨的肇事货车，既超载也超限，导致事故死了这么多人，这两个部门是如何监管的？我们必须给个说法。

当时，渠县公路路政管理大队有4支巡查中队，在G318国道上有一个梭梭坪超限检测站，专门对过往车辆进行检测，看是否超限，这4个巡查中队就在这里轮流值班。肇事货车从三汇镇运石膏前往卷硐乡华新水泥厂，肇事时已是那个月的第6趟来回了，可以想象，这几个巡查中队肯定是故意放这辆车通行的。

随后，我们调查了第三巡查中队的中队长宋洪，告诉了他刑法上自首与立功的从轻、减轻量刑政策，宋洪最后交代，像肇事货车那样的超限车辆，超限80%以上就得罚8000元，那些司机根本罚不起，要卸载的话，他们超限站也堆不下，所以绝大多数是不要求卸载，也不按规定进行处罚的，一般来说收点钱就放行，这些钱还能流入队员腰包，有的只收钱不开票，有的多收钱少开票。按照车辆的吨位，宋洪等人还为各种车辆定了“通行价格”，例如四柱车收费150元、六柱车收费200元等。每次轮班结束，中队还要开个会，把几天的账目理一理：正规罚款开了多少票，要上报给大队；挣了多少钱，都拿来大家分了。

根据宋洪的供述，其他三名中队长刘兆华、章建生、张亮也都有类似做法。不仅如此，几个中队能肆无忌惮地，还得益于渠县路政大队的原任大队长陈树新和时任大队长毛德军。大队给每个中队规定了“月罚款任务”，每个月每个巡查中队要完成罚款任务，这些任务就是通过正规罚款来完成的。宋洪说，他们算了一下，每天罚一两辆车就足够了，挑个超限较少的车辆，罚个500-1000元就行了。私自收的罚款，每个中队都要上交大队长一部分，根据统计，陈树新在任大队长的一年多时间里，联合下属的4支中队，共计造成了333万余元的罚没款损失，虽然私分的钱财没有账目无法统计，但是可以想象一定不是一个小数目。

办案过程中，宋洪等人也说，全国各地，有大量的超限站也是采取这种方式私收费用，放行超限车辆。对这一点，我们案后也作了检察建议，要求路政部门更加严格执法，防范因渎职而发生令人痛惋的事故。

方圆：那么，这起案件办得还算顺利？

肖渠：案件一开始还是比较困难，除了宋洪透露了一些线索，其他中队人员都不肯交代，还有人说，是货车从旁边的乡间小路绕过了超限站。虽然明知是假话，但是苦于没有实际证据，也拿他们没办法。后来我们分析了这些人到路政部门前后的经济情况，很多人都短时间内买了轿车，有在成都购置了多处房产的，还有平时打牌赌注下的很大的，更有吃喝嫖赌样样俱全的，而事实上，他们的工资也不过2000元左右。这些都从侧面证实了我们的怀疑。

后来在犯罪嫌疑人中，我们注意到其中一人，曾经从过军，纪委调查他的时候，他还每天早上练拳，生活很规律。可能很多人会认为这人冷静、心理素质好，不容易突破。但根据我的经验，这人要么是故作冷静，要么确实有自律的性格，从这两方面考虑，如果对他施压，很可能他会吐露实情。讯问他的时候，我们采取了软硬皆施的策略，把事情的严重性以及法律的宽容政策讲给他听，他这种性格的人，很明白这案子意味着什么，很快就软化交代了。

这个案件的办理，我认为效果是非常好的。因为事故非常严重，社会关注度很高。事故是9月15日发生的，10月12日到16日就陆续将渎职的犯罪嫌疑人批捕了，只用了不到一个月就将案件侦破，比起一般案件来说，效率算是比较高的。11月底，该案就作出了判决，毛德军、陈树新等犯罪嫌疑人分别获刑6年到3年不等，也算是给了那么多的事故被害人一个及时的交代。

方圆：在这样一起“惨烈”的事故中，你是否有一些特殊的体会？

肖渠：虽然我没有接触到事故中死者的亲属，但事后也得知，这个案件中没有一名死者家属上访，说明我们的工作对全县妥善处理这起事故的善后事宜起到了有力的支撑作用。其实，事故中，那么多鲜活的生命戛然而止，也是激发我们办案的一种动力。我听朋友说，有一名20多岁的年轻女孩也死于这起事故，当时她正准备结婚，到县城来购置婚礼的物事，后来在殡仪馆里，她的未婚夫还为她举行了一次特殊的婚礼。这些事情都让我们备受震动。

案件中，还有一个特殊情况，陈树新其实是我一个亲戚，他是我弟弟的连襟，说近也近，说远也不远。最开始调查这个案件的时候，陈树新还没有被纳入调查范围，因为他当时已经从路政大队调到了渠县出租汽车管理办公室担任主任，事故与他没有直接关系。他通过我弟弟来探口风，问会不会查到他身上，我对他正言：那要看你在任的时候有没有好好履职，是怎么管束这些下属的。如果有失职渎职行为，就应该主动自首。

后来，案件果然查到了陈树新头上，由于他当时听了我的劝告，在一段思想斗争之后，就主动来检察院自首了。

智障人“包身工”背后的黑幕

方圆：另外有个案件，是我一直想问的。2010年年底，新疆发生的智障人“包身工”事件，那些智障人都出自渠县，那起案件的办案过程，能否揭露一二？

肖渠：这起案件是渠县近几年来办理的社会影响最大的案件了。

还得从头说起。渠县城西乡有一名叫曾令全的人，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就救助残障人士，当时他主动拿钱出来搞了一个渠县残疾人自强队，帮助他们生活。那时渠县政府非常支持他，有时候也帮助他申请一些救助金，改善自强队的物质条件、解决残障人士的温饱问题。

不想后来自强队越搞越大，曾令全就把这个自强队作为了牟利手段，他把一些残障人士派遣去附近的工地、工厂打工，自己赚佣金，有些不太严重的残疾人，或者体力较好的智障人士，都被他拿来加以利用赚钱。

再后来，曾令全就干脆把自强队的残障人士分批次带到湖南、新疆等外省去承包工程，每年的收入惊人。后来在新疆吐鲁番托克逊县一家化工厂承包工程的时候，有媒体发现，这些智障人士不仅待遇极差，还受到施工方的殴打、虐待，高危岗位竟没有任何防护。自此，曾令全的自强队就被曝光出来了。

方圆：全国大量媒体曝光了这一事件，当时最高人民检察院渎职侵权检察厅还发了通知，要求检察机关必须查明相关责任人员的渎职问题，你们是如何应对的？

肖渠：事件影响的确非常恶劣。我们当时也意识到，这里面肯定存在严重的渎职问题：“智障人包身工”到底是谁批准的？自强队的行动是由谁负责监管的？这种类似人口买卖的生意如何能够瞒天过海的？我们随即展开调查。

调查中，我们从曾令全处得知，自强队与渠县救助站安置基地有勾连，因为很多残障人士是首先由救助基地进行安置、管理的，曾令全与救助基地的负责人杨军义建立联系以后，曾经与其商量过让救助基地将有劳动能力的智障人员输送到自强队，共同牟利。虽然双方在价格上没能谈拢，但杨军义既然有这个意向，说明也有可能自己组织智障人员外出务工牟利。

为此，我们分成两个小组分头办案，一组彻查民政部门的渎职问题，另一组调查杨军义的问题。从历史文件上看，渠县救助安置基地前身是渠县麻风病医院，2003年改为渠县救助安置基地，为全额拨款的事业单位，杨军义2005年起就全权负责该基地。杨军义从接手安置基地开始，就利用智障人士牟利了。2005年5月，他与罗田村一名村级公路承包人合作，带了5名智障人到工地干活，每人每天20元，工资全部纳入杨军义腰包；2007年，杨军义又把5名智障人送到报恩乡一砖厂，每人每天10元，干了4个月，拿了6000元报酬……

案情调查到这里，包括我在内，所有办案人员都感觉触目惊心：利用残障人士为自己谋取私利，而且对待残障人士十分恶劣，这不是一个救助站的管理人员应该做的事，他们不仅没有履行自己的职责，照顾残障人士，反而使他们的境况更加恶劣了。

方圆：所以，破案对于你们来说，就是一个非常重大的责任了。

肖渠：很有压力，我当时就想，这个案件一定要办好。

这个案件的成功办理，总结下来，我觉得是胜在细致调查。当时媒体报道铺天盖地，我们没有放过任何一则关于该事件的报道，有媒体提到水口乡罗田村，我们就去罗田村调查走访；提到报恩乡卓垭砖厂，我们就去厂里问知情的工人。杨军义一直态度很强硬，到案后，还说“以人格担保”没有组织残障人士外出务工，但证据是实实在在的，人证物证都有。当然最后，也取得了他的口供，大量证据面前，他还是交代了。最后，杨军义以罪被判有期徒刑3年。

反渎考验学习能力和办案经验

方圆：办了那么多精彩的案件，能否总结一下渠县检察院的办案特点？

肖渠：怎么总结呢？反渎工作其实是很复杂而多变的。2000年左右，我们院对司法工作人员渎职犯罪的案件查得较多，基本每年都有，那时我们被称为法纪科，所以比较重视这个领域，后来才将重心从司法部门转移到民生领域上来，再后来关于环境资源保护方面的案件也多了起来。

从办案上讲，案件类型有变化是办案的难点之一，对于反渎干警来讲，每一个案件都是一个新的案件。反渎案件比反贪案件要难一些，我们业内长期说的“三难一大”的困难就不提了，我只是认为，反渎工作对于一个干警的知识面要求太高了。每一个领域的法律法规都必须了解，如果你不懂，别人跟你一解释，你就只能点头称是，无法反驳，如果你把他的岗位职责、他涉及的法律法规弄懂了，才能够顺利办案。

方圆：所以，反渎工作就是一个不断挑战自己学习能力的工作。

肖渠：是啊。一般来讲，每个案件的初查阶段就必须解决这个问题。我喜欢发动干警自己去买书、读书，或者上网学习钻研。考虑到渠县是个小地方，大家抬头不见低头见，如果直接去相关部门搜集资料来研究，可能会打草惊蛇，我们就去附近的区县，找相同的职能部门了解情况，再回来办案。

有人说，反渎部门是一个杂家的培训基地，我非常赞同。其实，从渠县反渎局出去，到反贪、公诉、后勤等部门工作的人很多，从他们的反馈中，我也知道，反渎工作给他们的锻炼是很有益的。

现在呢，反渎办案其实还面临一个问题，就是如何界定渎职犯罪与一般渎职行为的界限。按照刑法的规定，渎职犯罪例如罪、罪都有一定入罪标准，有明确标准的还好说，没有明确标准的，有些法律中规定为“恶劣社会影响”、“严重损害国家与政府的声誉”这些就不好把握了。正基于此，我一直认为，反渎工作是非常考验学习能力，考验办案经验的岗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