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虚实”到“真实”:农村社会的民主自治

摘 要：当前中国农村的民主自治体现着“虚实”的特点。以NGO在农村社会开展的项目为依托，考察了“私交”、“”以及“村两委”选举等非民主的方式，这些特殊方式不仅造成了选举结果微效，同时阻碍着农村社会的民主进程。为将“虚实”民主转为“真实”民主，要塑造村民独立自主的政治人格、在村落治理和项目管理当中引进参与式的理念和方法等探索性建议，以期有效提升农村社会的民主空间、不断推动农村社会的民主化进程。

关键词：民主自治；农村社会；质性研究

中图分类号：C9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3）23-0027-02

一、质性研究方法的选取

关于农村社会民主自治问题的研究有很多，其中量化研究占到了大多数，除此之外，便是运用以人文主义为方法论背景的质性研究方法，在“参与”的视域下扎根田野，挖掘叙事、文字、影音背后的故事。如同学界在定量研究与定性研究两大方法孰优孰劣的争论一样，关于农村社会的民主问题，研究方法的选取也备受争议，支持定量研究的学者更多倾向于数据、科学、实证与普适，而质性研究一派则摒弃学术上、社会上已有的刻板印象，更看重研究者的所行、所闻、所见、所感。对于民主自治和农村社会民主问题的研究，质性的研究方法要优于量化研究，原因如下。

第一，质化研究得出的个体性结论比量化研究得出的结论更能指出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进而在某种程度上揭示结构性的问题（熊秉纯，2001，21）。个案研究常常被人怀疑其代表性和推广程度，就是因为其得到的研究结论不具有普适性，不能说明整体性的问题，但这并不意味着个案研究不具有价值。

第二，质性研究有着关注个体、挖掘深度的优势，因而比定量研究更具有民主的意义――“因民、顾民、为民”，同时也体现出民主自治的本质――“从计划到实施，再到总结评估的全过程实质性参与”。民主自治的问题是因民而谈，民就是其主体、核心和关键，如果摒弃质性研究对个体独特性与深度的把握，那么关于“加强民主自治、提升农村社会民主空间”的结论也就在某种程度上缺乏深度和说明的有效性。

二、农村社会“虚实”的民主自治

学者西尧曾表示，各界人士都在尽最大努力推动着农村社会的民主化进程，但也难以回避正在滋生蔓延一些社会问题的代价（西尧，2002，49）。很多问题都表明，民主自治从宏观上指向公共民主政治建设的问题，同时也在微观上指明了村民自身的公民意识与参与意识欠缺的现状。

（一）同质性社会导致的虚实“民主”――“私交”选举

在“修建村落桥梁”项目的民主会议上，NGO工作人员将机构代表、村委会成员、部分村民召集至一户村民家中，会议通过匿名填写的方式选出项目管理小组和监督小组的成员。王姓村民说：“我感觉成××还可以，上次我家办喜事人家给随了很大的份子，这人肯定讲义气，重情义，靠得住。”程姓村民随即说：“我不是很了解这个人，只是认识，你要觉得可以，我也选他。”在一旁的另一位村民也说道：“这人跟我交情很好，咱都选他，你们看咋样？”在会议主持人的引导下，最终选出项目管理小组成员和监督小组成员共六人，而在这六人中，五位都是同姓家族的成员，只有管理小组中的会计由刘姓村民担任。

民主会议推选结果映射出的是中国乡村社会及农村人际关系的高同质性特点。费孝通先生曾经提出了“差序格局”的概念来描述中国乡村的人际关系，这就意味着中国乡土社会中的个体习惯“以自己为中心，与其他人联系而成的社会关系会像睡眠波纹一般，激起层层涟漪，水面波纹会越推越远，也越来越薄”，这样一来，每个人都有一个以自己为中心的圈子，同时又从属于以优于自己的人为中心的圈子（费孝通，2006，23）。因而，中国农村社会的结构和人际关系具有个体主义、公私群己的相对性、特殊伦理假胡子、人治社会和家长权威统治的特点。项目选举过程就充分印证了乡村社会秩序的维持依靠的是人际关系的历史传统，而非法律与制度，自然而然就产生了以“私交好坏”为标准的选举结果。

（二）公众参与意识薄弱导致“虚实”民主的产生――“”选举

除了以私交程度为标准的选举外，村民参与选举时还表现出了参与积极性较低的特点。在“修建村落桥梁”的项目中，张某持此态度：“修桥梁是好事，你们修就完了，哪有这么多事，还要选啥小组，想选谁就选谁，把我们大家叫到这就没用。”发选票时，刚开始张某拒绝，最后在村委会成员的劝说后收下选票，填选票时，张某嘴里一直说着“填这有啥意思”之类的话，最后他把选票偷偷递给旁边的李姓村民，“你帮着一写就完了，随便写谁都行，不就是一个名字。”李某写完后返还，张某没看一眼就交给了工作人员，自己都不知道别人代他选的是谁。

公民意识薄弱，公众参与意识欠缺是导致村落“”选举产生的重要原因， “”选举意味着村民无视自己的权利、自主性及公共精神；放弃自己的权利，将自己的权利转移给他人在某种程度上意味着对自己、对他人以及对整个项目的不负责任。究其根源，一是村民本身对村落及项目的归属感与认同感不强，对自我公民身份的认知程度偏低，不能给自己一个正确的定位；二是我国农村社会的管理理念、治理方式等仍存在一定的弊端，尚未给公民意识的培养提高提供良好的平台。

（三）过度信任导致的“虚实”民主――“村两委”选举

除“私交”选举和“”选举外，此次的小组成员的选举还明显地呈现出“村两委”选举的特点。选举前，机构的工作人员已经对选举要求作了详细的说明，明确指出不能选举村两委的人，项目管理小组和监督小组的成员必须是项目受益者，但是最终还是有很多村民选举了村两委的成员，他们表示：“选别人监督这项目，还不如选村两委的干部，起码他们能当干部就不会讹我们，就有一定的能力管项目，而且他们当干部的，实施项目的时候想指挥个人干活啥的也能叫得来、能指挥动，要是你指望别的村民指挥村里人干活，你看有人听没，有人干没，门都没有！”

出现“村两委”选举的情况，既说明村民只信得过村两委的干部，同时恰恰也表现出了他们对其他受益户里每个人的不信任，害怕选举同村人之后会出现贪污受贿的现象，也怕受益户没有能力监管好项目。其实，村民忽略了这样的事实：即村两委的成员并不在此次选举的范围之内；其次，村两委的干部在治理村落等方面具备能力并不代表其在项目管理方面也具备同样的能力，如此一来，对于村两委干部单纯的信任和对于其他村民不确定的恐惧，可能使得项目的质量无从保证，项目的工期和成本也会随之提高。这种特殊的选举不仅造成了选举结果微效，同时还会在某种程度上忽视村子里年轻人的想法，年轻人在村落治理和项目管理上的空间得不到发挥和提升，随之便会形成观念落后、缺乏劳动力等问题。

三、民主自治由“虚实”向“真实”转变的探索性建议

（一）塑造村民独立自主的政治人格，培养并提高村民公共事务参与的能力与水平

按照阿尔蒙德的理论，参与型政治文化是与公民独立自主的政治人格相对应的。在这种政治文化下，所有人都有参与政治的资格，都能够维护其政治尊严，同时具有积极向上、自尊自强的政治品格，“我”在政治交往中感觉到作为个体存在的意义和价值（张剑，2009，50）。但从村落治理本身来说，传统政治文化的强大力量很难形成塑造村民独立自主政治人格的良好氛围，而NGO项目的引进以及过程之中的监管不仅有利于提高村民对自身政治身份的认同度，还可以提升村民参与决策村落公共事务的能力。因此，在项目运作当中，应当尽可能多地介入一些有关加强农村政治教育，努力提高农民的政治素质的内容，利用各种手段将村民政治身份塑造的主题有机融入项目当中，比如项目监管小组成员或其他民主会议之前定期举办培训会，以宣传民主选举重要意义与影响、唤醒村民权利意识和政治身份意识等为主要内容；在项目实际选举中，对“私交”选举、“”选举、“村两委”选举等非民主选举结果等进行强有力的干涉等。从而培育村民对村两委以外其他人的有效信任，提高政治参与的理性化程度，促进农村的政治民主化水平。

（二）在村落治理和项目管理当中引进参与式的理念和方法

参与式评估既是一种政策评估理念，也是一种项目评估方法。作为一种理念，参与式评估更强调评估过程中评估对象的主位立场。学者杨晖认为参与式评估可以使相关利益人从评估的参与过程中受益，而其中最重要的是他们具有参与过程的权力以及参与的全过程，这表明自己做什么，怎么做才是参与的关键，相关利益群体才是参与式评估过程中的真正主体（杨晖，2007，26-27）。

项目受益群体比任何组织或个体更为熟悉项目的内容、优劣及其效果，村民的态度与意见是项目实施和决策过程中最具价值的信息，让村民充分完整地参与项目才能够获得其困难、需求以及项目实施中可能出现的问题等信息。因此要做到充分赋权、增权于村民。在NGO的项目运作过程当中，要让项目收益对象和其他村民按照规章制度，充分参与至项目的前期评估、方案设计、中期调适以及后期效果评估的所有环节，给予其适当的管理权力和决策权力，实际赋权大小可以根据具体的项目做出调整和变化，但绝不能在项目的任何一个环节当中忽略村民参与的过程。

另外，建立和完善各种参与机制也是必不可少的，比如如何协调不同群体意见，如何进行群体管理等等，公众约定要比权威式的政府制度奏效得多，因而在有效参与机制的保障下，便可以实现项目的管理目标。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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