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根委员的履职心得

5年前的市第十三届人大一次会议上，我被选为市人大法制委员会委员。委员中不少人身居要职，而我只是一名无党派新闻记者，也没有法学学历背景，心中未免有些忐忑。但我深知，能参与民主政治建设和地方立法过程，是一个极好的学习机会。新闻和人大工作都在研究社会，发现问题，舆论监督和法律监督有不少共同点。我们运用的伦理准则与法律规则看似无形，但是对社会生活都在产生影响。领导委员“接天线”，草根委员“接地气”，可以传递民间的声音。

对于不驻会委员来说，要兼顾本职工作和人大履职，需要付出更多时间和精力。把人大履职作一个学习和历练的机会，怀着进取心和更多责任意识，而不是将此为荣誉和待遇，除此别无它途。5年中我参加了常委会和法制委员会的上百次会议，常委会会议只请过一次假，法制委会议也保持了较高出席率。这期间参与的上百件次地方立法和修改过程，收获良多。

为适应常委会工作的要求，必须不断学习相关知识。法工委顾萍老师赠送的《立法中的博弈――上海地方立法纪事》一书，十分贴近工作实际。书中选录了市十二届人大法制委和常委会法工委及其工作班子记录的立法案例，时任市人大常委会法工委主任沈国明在前言中高度概括了利益博弈的原理，指出新时期立法工作的焦点就是利益博弈。从这个角度出发去观察立法中的关键所在，让人豁然开朗。之后5年中，在各种立法解读、听证、常委会审议以及法制委工作会议上，我多次感受到涉及社会资源再分配、管理责任、执法权归属等关键条款所引起的博弈和争论。如审议《上海市拆除违法建筑若干规定》时，对于违章建筑、损坏承重墙等问题的监管，审议食品安全法实施条例时，对于面制品小铺的监管等，都发生过多部门间扯皮的情况。而在一些法规制定时，又常常出现关于财政资金的拨付及部门编制等超出法定原则的要求。面对这些需要思辨和选择的议题，我的出发点都是公众利益。因为我和普通民众一样，希望过上安全有序的公共生活，有健康良好的社会运转方式，也希望行之有效的法律法规，让权力的启动受到约束和制衡。

每次常委会会议都有不同的议题，在审议前我时常请教专家和同行，了解相关情况和他们的意见。在审议中，对于自身经验之外的议题，我不会为说而说；但事关百姓生活和公共利益的议题，我一定会说；每次发表意见时，不说空话套话，不说正确的废话，争取说有用的话。如审议关于保障性住房建设工作情况的报告时，我比对巴黎市郊为非洲移民造的简易房最后沦为贫民窟，酿成暴乱的案例，提出应对本市经适房建设、分配和居住情况进行调研分析，加强管理，适时调整。在实施公交优先战略情况报告的审议中，借鉴香港公交规划和管理经验，我提出实地调查，改变不乘公交的人开车占用公交车道的现状。审议节能降耗工作报告时，以自己采写报道时掌握的案例，呼吁改变管理方式，加大统筹力度并落到实处的建议。审议推进垃圾分类和减量化工作情况报告时，我提出向台北学习，请市长和官员上街宣传，组织在沪台胞太太宣讲团，设置相关教育课程，对企业的包装耗材进行量化统计等有操作性的建议等等。5年参加常委会会议审议，我脑海中留存了许多难忘的声音――不少委员有丰富的领导实践和经验，审议时充满忧患，提出不少研究和解决问题的思想方法，意见十分宝贵，如果得到认真采纳，对于消解问题和改进制度当是有益的。令人遗憾的是，在实际中常常因各种原因，甚至各种推诿、扯皮，常委会会议很多审议意见依然停留在程序和形式上，无法真正形成约束力和推动力，由此造成的政治资源的浪费和思想的浪费，乃至生命的浪费，与舌尖上的浪费相比，更为可悲。

新一届中央政府加大推进改革，上海作为全国改革开放的排头兵和先行者，如何将中国梦的理想化为一种社会力量，真正变为老百姓可以感知和触摸的现实，有太多难题需要破解。与此同时，人大常委会的工作也展现出很多值得探索和创新的空间，作为地方最高国家权力机关，我个人认为，可以更多关注宏观面上本市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重大问题，关注城市发展建设和改善人民生活相关的热点，关注生活安定的社会成员的生活质量，也关注尚不稳定的困难人群的基本生活，致力于其他国家机关无法干预和解决的市场中存在的缺陷和不足，更广泛深入地采集民智民意，在加大社会保障、缩小贫富差距、城乡一体化，以及人口发展战略等方面的制度设计或改良上有所作为。

如今年市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到，过去5年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涨幅差距在加大，常委会可否在城市化制度设计和改革上作一些探索，对弱势群体加大保障力度，增加社会公平，以此缓解日益加剧的社会矛盾。再比如，人口结构不合理的问题，中高端的进不来，低端的不断涌入，给城市管理带来极大压力。既要善待，又要解决压力问题，这个平衡太难掌控。作为一线大城市，可否参照香港、纽约和伦敦的管理经验，增加流动性，让青年人乐于前来创业，让老年人在赚取地区差的前提下，尝试去异地养老。比如观察亚洲地区，泰国、菲律宾和印尼三个保姆输出国中，如印尼女佣在当地月工资2000港币，到香港是3700元。她们单身到香港做10年保姆，再回去买地造房。2012年常住上海的外国人是17万，与国际大都市10%的比例还差很远。设想一下，如果上海参照香港，对菲律宾、印尼开放保姆市场，人口结构低端化和流动性的问题也许能得到缓解，城市国际化程度也可以大大提高。建议人大常委会进行专项调研，为我们的人口政策提供参考。

再说一个立法问题。立法是通过制定规范来约束人们的行为，简单易行的规则也许更有利于实践和被接受。《上海市拆除违法建筑若干规定》出台后，违法建筑和破坏承重墙的问题还时有报道。我有个朋友装修设计时也打算敲掉承重墙，我劝他说，如果每一层都这么敲，大楼有危险你就惨了。他想想有道理，就修改了设计。由此我想到，并非所有问题都要通过立法去解决，法律也无法解决许多问题。有些属于行为规范的事情，如果以文化的方式进行劝诫和协调，提升公民的觉悟和纠错意识，效果可能比立法更好。

网络上有一个视频“司徒每日脱口秀”，是一位美国的电视主持人评说社会新闻和问题，经常说一些立法议题，如美国控枪法案辩论、英国同性婚姻法案等等，他把议员的辩论精华或雷人语言剪辑之后作为播报素材，穿插一些议论和笑话，就让观众抓住了新法案的争议焦点。香港的公共电视台也定期直播周末在公园举行的议员与市民就某个议题的对话。这种传播方式值得借鉴。人大常委会在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中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和作用，如果也能适当地利用大众传媒，创设相关电视栏目，呈现与上海发展、城市管理，以及与民众生活息息相关的法规的审议和辩论过程，增加公共利益决策过程的透明度和理性色彩，让百姓很直观地感受我们的政治制度、政治文化和法律知识，可以增加社会凝聚力和认同感，对于改善我们的舆论阵地与网络民意体系严重背离的现状是有好处的，这也算是一个建议吧。 （作者系市十三届人大常委会委员、市人大法制委员会委员，新民晚报高级记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