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报纸”概念的再认识

摘 要：概念在社会科学研究中有着重要的地位。目前新闻学界关于“报纸”的概念大多默认“报纸等于大众报纸”，其实，报纸不等于大众报纸，“报纸”的概念表现的应该是中国古代报纸和近现代报纸之间的共同属性。报纸作为信息传播媒介，以刊登新闻为主，单期传播内容具有集纳性，传播范围具有公开性，连续发行，以文字为主要传播符号、以纸质复制形态传播。

关键词：报纸；概念；属性；传播

中图分类号：G21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8122（2013）12-0126-02

一、引 言

概念在社会科学研究中有着至高无上、不可替代的地位，是“在一定研究视角内，解释纷杂社会现象的众目之纲，是学派、范式的定位点，也是理论和研究方法的基本单位和出发点” [1]。有了准确的概念才谈得上正确的判断和推理。但是，目前，在我们的新闻传播学研究中，概念以及概念阐释并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没有形成探究概念的热情和好奇心，这使得我们在进行一些实际研究时，往往不能准确地使用概念。

关于“报纸”的概念，目前有多种定义，如“以刊登新闻和时事评论为主，以定期、连续、散页的方式向公众发行的出版物”[2]，李良荣“以刊登新闻为主的定期连续向大众发行的印刷品”[3]，廖基添列出了报纸的三个核心特征：“一，物理形态：通过平面介质、以文字为主要传播符号；二，传播范围：在公众范围，或至少若干群体或阶层的范围内，公开连续发行；三，内容特征：传播新近发行的事情。[4]”

综观这些定义，并结合学界多种语境中的论述，不难发现，人们所谓的“报纸”其实指的是“大众报纸”，也就是说，人们认为：大众报纸才是报纸。以此为前提，所谓“报纸的起源”就只能是“大众报纸的起源”。但显然，大众报纸并不等于报纸，大众报纸是报纸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报纸的外延大于大众报纸的外延，报纸的内涵规定性小于大众报纸的内涵规定性。

大众报纸作为近现代报纸的代表，与古代报纸必然存在区别，但两者应该有一组让我们把它们统称之为“报纸”的共同属性，这些共同属性是报纸的核心特征，这些特征，将中国古代报纸、近现代报纸与那些跟它们极其相似的传播媒介进行有效的区分。我们下面将要进行的分析，就是力图确定这样一组“区别性特征”。

下面从传播内容、传播范围、传播载体等方面对“报纸”概念的内涵进行重新分析。

二、传播内容

（一）刊登新闻为主

新闻是“新近发生事实的报道”，此处的“新”，是从受众的角度来说的，凡是那些人们“欲知应知而未知的”，或者不曾被真正理解的事实都是新闻。中国民主革命时期各政党机关报宣传的各种革命理论于当时受众而言，是“新闻”；现阶段我国报业体系中，大批报纸以刊登专业信息、文化生活知识和娱乐消遣内容为主，这些内容满足了人们多样化的信息需求，也是“新闻”。刊登新闻，是报纸存在的价值，也是报纸产生的根源。

（二）传播内容具有集纳性

这里的“传播内容”是指报纸发行的每一期所刊登的内容，不是指长期历史的整体内容。“集纳性”是指每一期报纸的内容是多个消息、多种知识的汇集，不是单一的。集纳性是报纸不可或缺的主要功能之一，报纸在与官文书、传单等媒介的对比中显现出这个特点。

三、传播范围

（一）“公开性”是相对的

从传播范围来说，“公开”包括质和量两方面的内容。从质的方面来说，是指获取报纸信息的自由，享有这种自由的人的多少就是“公开”的一个量度。

“公开性”对于大众传播来说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大众报纸”相比于之前的各类报纸来说，一个质的飞跃就是传播的公众性与开放性，它真正面向社会大众，内容是给社会大众看的，售价是平民百姓都能够消费的。但我们不能因此以大众报纸的公开程度去衡量所有报纸，尤其是起源阶段的报纸。

从信息传播的发展历史来说，传播范围的“公开”与否是相对的，没有一个绝对的量的界限。不同历史时期，“公开”的程度是不同的，并不存在一个跨越古今的同一的量的标准。随着人们在信息需求、科学技术等方面的发展，新闻媒介的传播范围越来越广，因此，判断一种媒介信息传播的“公开”与否，需要立足于特定的历史发展阶段，通过横向（同一历史时期的各种媒介之间）与纵向（不同历史时期的媒介之间）的比较来分析，而不能简单地根据传播范围来断定传播范围的公开与否。比如判断宋代邸报是否具有公开性，不能因为它主要在当权者及知识分子这一阶层内传播就断定它“不具有公开性”，通过与共时的其他传播媒介——比如官文书——的对比，才能更清晰地认识到邸报在传播范围上的特点。

官文书的传播按照各级行政组织的层级性，逐级垂直纵向进行，不得越级，传播有特定对象，传者和受者是组织内部的上下级关系或平级关系。

作为正式的中央官报，宋代邸报不但在在京朝官、地方各级行政官员之间传播，还扩大到了广大的士大夫知识分子阶层。邸报从中央传至地方时整体上具有组织上的上下级关系，但接受者不像官文书的接受者那么明确，其范围相对宽泛，传者和受者的组织关系是松散的、不对应的；而且在从中央到达地方各州郡后，可以以朝报或邸报名义传抄并公开出售，存在一定程度的横向商业传播，此时传受双方除了信息传播者和接受者的关系之外，没有其他直接关系。

从传播分类上说，官文书属于组织传播，邸报传播中的组织关系已经相对松散，初步具有了大众传播的特点。相对于官文书，邸报在传播范围上有了明显的突破。

（二）传者与受者的关系：非人格化

传播范围公开性的一个体现就是，随着信息接受者范围的扩大，传者和受者关系的非人格化。在口语传播阶段，口头传播的对象是在场的、确定的和人格化的，传受双方关系明确，传播过程往往是一种富有情感因素的互动行为。报纸作为一种点对面的传播，接受者不是确定的对象，传者和受者之间的关系是非人格化的，两者除了信息传播者和接受者的关系之外，没有其他直接关系，例如人际关系和组织关系。报纸在这一点上，与人际传播（如促膝谈心）、群体传播（如家庭、朋友中的信息传播）和组织传播（如官僚组织内部、政党组织内部的信息传播）的诸种媒介区分开。

四、传播载体

传播载体以文字为主要传播符号，以纸质复制形态传播。

报纸以物质实体的纸质形态区别于其他所有非纸质的传播媒介，同时也以纸质的复制形态区别于“布告”、“榜”这些最终以张贴的形式进行传播的媒介，“布告”、“榜”在张贴之后的传播过程中除了口耳相传，没有纸质复制，而报纸始终以纸质复制形态传播。

已有概念界定报纸是“印刷品”、“出版物”，不把手抄形态的看作报纸，这仍旧是“大众报纸才是报纸”的观念。不论中西，历史上都有过手抄新闻的阶段，欧洲的威尼斯公报、中国古代的邸报、小报，都曾以手抄形式复制新闻。是印刷还是手抄，属于复制手段的不同，最终复制内容都以纸质的形态存在并传播。

发展至当前，各大报业纷纷进行数字化转型，出现“数字化报纸”。“数字化报纸”中的“报纸”其实是“作为一种内容的价值生产方式”而存在的，“报纸”在这里是“一种内容采集、筛选、把关以及加工制作和复制传播的一整套媒体要素和环节的总称” [5]。正是因为报纸不仅仅是一张纸，它才有持久的生命力和广阔的发展空间。

五、发行频率

报纸通过“连续发行”与书籍、传单区分开。“连续发行”与报纸“刊登新闻”的功能密不可分，随着商品经济的蓬勃发展，城市人口的急剧增加，人与人之间信息交流活动日益频繁，人们需要大量的、广泛的、及时的信息，这些需求决定了报纸的“连续发行”。

定期报刊的出现是新闻事业近代化的标志，而在报纸的起源阶段，“连续发行”有定期有不定期，如宋代邸报的周期有时为“每日”，有时为“每五日”，有时为“逐旬”，有时为“每月”，周期的每一次调整，都基本上能做到连续发行；宋代小报则是不定期发行。

以上，我们从中国古代报纸和近现代报纸之间的共同点出发，对报纸的概念进行了重新分析，报纸是：以刊登新闻为主，单期内容具有集纳性，公开连续发行，以文字为主要传播符号、以纸质复制形态存在的信息传播媒介。对报纸概念的重新分析有助于我们把握报纸的本质属性，有效地把它与其他信息传播媒介区别开来，同时也有助于我们对报纸起源的追溯。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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辞海编辑委员会.辞海（第六版）[K].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9.

李良荣.当代世界新闻事业[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

廖基添.邸报是古代报纸吗？ ——中国古代报纸发展线索再梳理[J].新闻与传播研究，20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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