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伤逝》女主人公出走的三重困境

时间:2022-08-10 12:27:17

摘要:鲁迅在《伤逝》中塑造了一个新时代的女性子君,她试图打破封建思想文化的束缚,追求爱情自由,争取婚姻自主,勇敢的选择离家出走和自己的心中所爱生活在一起。可是,亦如鲁迅笔下的娜拉一般,子君出走之后并没有获得想象中的美好生活,她的死让人唏嘘。她的死无论是对封建文化制度还是对五四时期的思想解放本身都是一种反思。父权、夫权、女性经济独立是子君出走后所遭遇的三重困境,也是子君之死的重要原因。

关键词:父权 夫权 经济独立

自1919年起,中国妇女的解放问题一直受到关注。可是直到二十一世纪的今天,我们也不能说中国的妇女已经完全摆脱封建制度的阴影,可见在当时压在中国妇女身上的父权和君权两座大山是多么的沉重。鲁迅《伤逝》中的子君就是这样一位备受压迫的觉醒者,她是勇敢的,为了自己的幸福向封建父权发起挑战,却不料陷入了夫权的陷阱,最终在经济窘迫的小天地里固步自封失去了往日的神采,从一个女战士逐步沦为一个被家庭、丈夫、社会所抛弃的女性。可悲,可叹。

一、从始至终萦绕的封建父权阴影

《娜拉走后怎样》是鲁迅先生于一九二三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在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文艺会上的一篇演讲稿。鲁迅在这篇文章中敏锐地扑捉到了“娜拉走后会怎样”这个重大的社会问题,并揭示出娜拉的最终命运:不是堕落,就是回来。两年后的一九二五年,鲁迅在他的小说《伤逝》中塑造了一个命运相似的角色:子君。

子君在和涓生交往了半年之后就勇敢地和自己的胞叔和自己的父亲分明地、坚决地、沉静地宣告:“我是我自己的,他们谁也没有干涉我的权利!”。这样勇敢的女性独立人格宣言绝非是当时社会上普通女孩儿能说得出的,就连涓生都觉得子君的思想比他还要透彻和坚强。可是这样的子君虽然最终也如愿和涓生生活在一起了,但是这只是表面上的成功而已,封建父权的阴影其实一直都没有离开过子君,它像一个阴魂不散的恶魔一样一直萦绕于子君和涓生的生活。

在子君和涓生正式生活在一起之前,当涓生送子君出门的时候,文中是这样描述的:“照例是那鲇鱼须的老东西的脸又紧贴在脏的窗玻璃上了,连鼻尖都挤成一个小平面;到外院,照例又是明晃晃的玻璃里的那小东西的脸,加厚的雪花膏。”鲁迅用如此生动形象的语言表明了子君和涓生其实一直生活在封建势力的严密监视下。后来就连他们一起出去找住所的时候,遇到的也尽是探索、讥笑、猥亵和轻蔑的眼光。

在子君和涓生的生活陷入窘境的时候,封建势力一边的代表――局长儿子的赌友“雪花膏”散播了一些谣言,致使涓生失去了一份可以养家糊口的稳定的工作,无奈之下涓生选择为《自由之友》投稿来赚取稿费养活他们的家,可是就像鲁迅笔下的《幸福的家庭》里面的男主人公一样,涓生在散乱的碗碟和到处弥漫的煤烟中终是找不到一间安静的书斋,而这也最终成为了子君和涓生分手的一大导火索。

勇敢离家出走的子君最后被她的父亲接回了家里去,这是子君对封建父权的一次妥协,当爱情失去了它华丽的外衣之后她只能选择回归自己原来的家,可是这样一个已经接受过思想启蒙的女性又必然不能和封建父权共存,所以死亡是她唯一得到解脱的出路。

由此可见,从始至终,子君一直是封建父权底下的“被压迫者”,子君和鲁迅笔下《在酒楼上》的吕纬甫一样,绕了一大圈结果还是像苍蝇或蜂子那样回到了原点。女子在理智和意志上的单薄恐怕就如男性在情感上不能专一一般,是一种永远的缺陷。

二、从父权之悲到夫权之悲

从叙事视角上来看,《伤逝》是一篇从男主人公的视角出发而写成的手记,即本文的叙述基调从一开始就充满了夫权的色彩。鲁迅以涓生这个“负心汉”的视角来讲述这个故事,这样的不可靠叙述无形中拉开了读者和叙述者的距离,时刻提醒读者在阅读中要保持一种审视的目光。

文章开篇第一句:“如果我能够,我要写下我的悔恨和悲哀,为子君,为自己。”可是,通过仔细阅读全文笔者发现,涓生的确对子君的死感到悲伤和后悔,可是和子君对这份爱全身心的付出不同,涓生的爱总是有所保留,这让人不得不想起诗经《氓》中的那句话:“士之耽兮,犹可脱也;女之耽兮,不可脱也。”

当涓生回忆起自己向子君表白的时候,他觉得:“那时的事后便已模糊,夜间回想,早只剩了一些断片了;同居以后一两月,便连这些断片也化作无可追踪的梦影。”,可是子君呢,她却是什么都记得。子君能熟读涓生当时的言辞,甚至能滔滔不绝的背诵,并常常自己出神地温习。而且,当子君和叔子断绝了关系并和涓生生活在一起的不久之后,涓生竟然就慢慢地觉得:“我也渐渐清醒地读遍了她的身体,她的灵魂,不过星期三,我似乎于她已经更加了解,揭去许多先前以为了解而现在看来却是隔膜,即所谓真的隔膜了。”子君想养小动物,可是涓生的态度却是:“也许是从官太太那里传染的罢。”再有,随着叙述的推进,我们可以发现,涓生对逐步陷入柴米油盐的子君有了越来越多的责难,他嫌弃子君忙于家务没空读书,责难她为什么连眼神也被生活的窘境磨的失去了往日的神采而变得越来越怯懦。最后甚至就连子君在餐桌上的大嚼都让涓生心里觉得很不舒服。所以,最终涓生在通俗图书馆找到了精神上的温暖。

最初子君吸引着涓生的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当涓生在诉说家庭专制、男女平等、泰戈尔和雪莱的时候,子君总是微笑点头,两眼里弥漫着稚气的好奇的光泽。由此可见,涓生潜意识中把子君当成了一个“被启蒙者”,而不是一个真正的与他同甘苦共患难的爱人,所以当私奔后的子君和其他家庭妇女一样陷入平淡的生活而不再关注人的精神世界的时候,涓生必然会觉得厌烦,从而想逃离她。而且在涓生和子君这段同居关系中,子君是主动承担照料家事的角色的,这不能不说这是子君潜意识中的一种传统心结在作祟。子君出走之后依然觉得自己就和古时候的妇女一样,让丈夫负责赚钱养家,而自己就负责相夫教子、洗衣做饭就好了。

“从西洋医药而取得的科学思想的中心――进化论,如何作用着鲁迅的一切讽刺、告诫和观感,这是随地可见的。人得要生存,这是他的基本观念。”①“无论如何人要活着”这是鲁迅的生存哲学,这点在《伤逝》中的涓生身上体现的尤为明显。涓生一个人在通俗图书馆反思的时候,他在想:“回忆从前,这才觉得大半年来,只为了爱,――盲目的爱,――而将别的人生的要义全盘疏忽了。第一,便是生活。人必生活着,爱才有所附丽。”最终涓生向新生的路走去,把已经死了的子君葬在遗忘中。

这样的选择对于涓生来说当然无可厚非,这样的描写也是鲁迅“反抗绝望”的一种表现,可是对于子君来说,这样的选择是多么的冷漠。涓生就连子君死亡的消息都是透过别人的口知道的,子君与其说是涓生的爱人,莫不如说是他启蒙道路上的一个永远服从的“听者”,涓生无形当中利用了自己的夫权既把子君牢牢地拴在了琐碎的生活中又期盼着子君可以在精神上当他永远的同行者,当涓生发现子君在精神上已经不能成为一个很好的受众和同伴的时候,他就立即觉得他们之间的“爱”消失了。

从“被压迫者”到“被启蒙者”,这两种被动的关系对子君来说都是一种危险的信号,从父权到夫权,子君其实一直活在男权的阴影下。她是她自己的,可是她还是无法主宰自己命运。

三、女性经济不独立的私奔之围

鲁迅说过:“娜拉既然醒了,是很不容易回到梦境的,因此只得走:可是走了以后,有时却也免不掉堕落或回来。否则就得问:她除了觉醒的心以外,还带了什么去?倘只有一条像诸君一样的紫红绒绳的围巾,那可是无论宽到二尺或三尺,也完全不中用。她还须更富有,提包里有准备,直白地说,就是要有钱。”②由此可见,钱是女性自尊的一部分,是女性思想解放追求独立自主的基石。

子君在和涓生寻住处的时候,子君卖掉了她唯一的金戒指和耳环。涓生阻拦她,可她还是要卖。因为涓生知道,如果不在他们的新家中给她加入一点股份,她是住不舒服的。可见子君自己也十分清楚,在日后的生活中,如果爱情没有一点她的经济股份作为支撑,她是直不起腰杆的。

可是,同居后的子君是没有经济来源的,二人的生活全靠涓生一人,在涓生被局里辞退失去工作的时候,子君虽然嘴上说:“那算什么。哼,我们干新的。我们……”,可是涓生感觉到她的话没有说完,且声音只是浮浮的。从此,陷入生活窘境的子君变得越来越怯弱了,以至于当涓生要和她说分手的时候,她竟像一个孩子在饥饿中寻求着慈爱的母亲,但只在空中寻求,恐怖地回避着涓生的眼睛。

子君虽然能喊出:“我是我自己的,谁也没有干涉我的权利!”这样的独立宣言,可是当思想解放碰到生存危机这个大难题的时候,就像失去了根基的树木,没有独立的经济能力作为养分,这颗思想大树终将干枯至死。正如鲁迅在《关于妇女解放》中所言,“一切女子,倘不得到和男子同等的经济权,我以为所有好名目就都是空话……必须地位同等之后,才会有真的女人和男人,才会消失了叹息和苦痛。”

妇女解放运动一直都是新型的知识精英阶层(绝大多数为男性,后来的女性领导者也是新型男性价值尺度的追随者)的倡导下、领导下展开的。它在否定传统文化的(其中有很大一部分是旧的男权文化)的同时与新一代的男性文化(比如男性要启蒙女性)在情感上、价值取向上都采取认同的态度(这其中自然有特定的历史原因)。它缺乏独立的革命对象,淡化对自身的批判同时又缺乏对新一代男性价值观念的审视。③中国的“五四”女性解放就是这样,由于易卜生主义的广泛流行,中国年轻女性纷纷觉醒想要追求自己的幸福,可是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女性虽然可以通过启蒙获得自由思考的权利,可是社会却没有提供给她们和男性一样的经济、政治权利,这就最终导致了那些接受了思想启蒙的女性最终依然要像传统女性那样依附男人而活着。

《伤逝》写于的落潮时期,身为思想革命者的鲁迅在这个时候也在用一种冷静客观的心态来反思这场轰轰烈烈的妇女解放运动。鲁迅在《伤逝》中表达出了他对一些西方文化观念是否能完好地照搬用于中国的一种质疑情绪。西方追求自由主义,这一方面可以促进中国出现越来越多像涓生那样的追求进步的青年,可是另一方面这也会让中国越来越多的“涓生们”只是活在自己的世界和圈子中,从而把自由主义变成了极端的个人利己主义。而且,中国和西方的文化土壤不同,中国的女性被封建社会压抑了好几千年,这断然不是单单倡导女性追求思想解放就可以解决的了的,出走后的经济问题、社会黑暗势力的压迫、甚至是自己内心潜在的传统心结都不是单单一个像子君那样的小女子可以处理和面对的。

注释:

①李长之:《鲁迅批判》,北京出版社,2006年,第3页。

②鲁迅:《坟:娜拉走后怎样》,《鲁迅全集・第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167页。

③参考自禹燕:《女性人类学》,上海东方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152页。

(作者单位:辽宁师范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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