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广东书院的地域分布

摘要：明代广东书院的地域分布极不平衡，形成了发达地区、次发达地区、欠发达地区和落后地区四个发展程度不同的书院分布区，其地域分布不平衡的原因主要是经济、政治、学术和民族等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

关键词：明代；广东；书院；地域分布

一、明代广东书院的地域分布特征

广东书院在明代迅速发展，分布在十府一州之中，关于其数量，拙文《明代广东书院数量考》做过一次新的考证，得出明代广东书院有282所，为了更加清晰地展示其地域分布特征，兹根据各府书院总数和各县书院平均数制成表1。

从表1可以看出，明代广东各府之间的书院数量差距明显，依据各府书院总数，可以将各地书院的分布情况分为五个等级：

第一级――50所以上的地区，仅有98所的广州府，属于明代广东书院最多的地方。第二级――30所以上的地区，只有37所的肇庆府，属于明代广东书院第二多的地区。第三级――25～29所的地区，有2个府，即同有29所的潮州府和高州府，属于明代广东书院较多的地方。第四级――19～24所的地区，有3个府，即23所的琼州府、20所的惠州府和19所的韶州府，属于明代广东书院稀少的地方。第五级――10所以下的地区，有4个府（直隶州），同为9所的廉州府和雷州府、5所的罗定直隶州和4所的南雄府，属于明代广东书院最少的地方。

而根据全省府（直隶州）级书院平均数，又可以把各地分为四个等级：

第一级――书院总数是平均数3倍以上的地区，只有广州府，属于明代广东书院最发达的地区。第二级――书院数高于平均数，但低于平均数3倍的地区，有肇庆、潮州和高州三个府，是明代广东书院的次发达地区。第三级――低于平均数，但数量比较接近的地区，有琼州、惠州和韶州三个府，属于明代广东书院的欠发达地区。第四级――低于平均数，且相差较大的地区，有廉州府、雷州府、南雄府和罗定直隶州四个府（直隶州），属于明代广东书院的落后地区。

通过上述分级比较和表1的数据可知：

1、明代广东书院已遍布十一个府级单位，分布在全省67个县，府一级的覆盖率达到100%，但县（散州）一级的覆盖率只有78.82%，并没有全部覆盖85个县（散州）。

2、从总数一栏可以发现，只有前三名的四个府超过全省府级书院平均数，最多的是广州府的98所，第二是肇庆府的37所，第三是潮州府和高州府的29所，剩下8个府（直隶州）的书院数均低于府级平均数25.64，且最少的南雄府只有4所。分析县级书院平均数一列，又可以发现府所属的县级书院平均数高于全省县级书院平均数的只有广州府和高州府，排名最前的依然是广州府，剩下的9个府均低于全省县级书院平均数，且琼州府排名最后。

3、分布极不平衡。广州府、肇庆府、潮州府和高州府的书院总数，均占全省总数10%以上，广州府甚至高达34.75%，前三名的四个府占了全省68.43%，接近7成的书院集中于此，剩下七个府的书院数量，均低于府级书院平均数，占全省总数最高的比例才8.16%，而最低的只有1.42%，广州府的书院总数是南雄府的20倍以上。可见，明代广东书院在各府之间的分布极不平衡。府内各州县书院的分布主要集中于府治所在县及其周边，而远离府治的州县则稀少，甚至出现没有创建书院的情况，如广州府所辖各州县，附郭南海县和番禺县，共有书院36所，与番禺县连在一起的东莞县有31所书院，离府治稍远的新宁县、清远县和香山县分别有1所、3所和1所，而离府治最远的北部山区连州、连山县和龙门县则根本没有创建书院，属于书院空白区。广州府书院最多的五个县均是府治所在地或紧挨府治的地区，数量占了全府的85.71%，县个数不到广州府所辖县数的三分之一，却占了比六分之五还要多的数量。由此可见，府内之间的书院分布亦极不平衡。当然，并不是所有府治所在县的书院数量就在本府排第一，比如韶州府的府治曲江县则少于英德县，惠州府的府治归善县亦不如紧挨府治的博罗县书院多，但离府治最远的长宁县、和平县和连平州则是书院空白区，这也印证了各州县书院以府治为中心，向四周扩展，紧挨府治的县，一般创建书院较多，而远离府治，越是偏僻之地，书院则越少，甚至是空白区。

综上所述，明代广东书院地域分布极不平衡，以省会广州府为中心，并向四周，特别是沿大江大河扩展，西江下游的广州府属于最发达地区；西江中游的肇庆府、韩江流域的潮州府和鉴江流域的高州府为次发达地区；东江流域的惠州府、南海之滨的琼州府和广东北部的韶州府则属于欠发达地区；广东西部的廉州府和雷州府、西南部的罗定直隶州和北部的南雄府则属于落后地区。

二、明代广东书院地域分布不平衡的原因

明代广东书院的发展水平是多种因素互相影响的结果，以下试从经济、政治、学术和民族因素四个方面来探析明代广东书院地域分布不平衡的原因。

1、经济因素。明代广东地区经济发展最好的是广州府，多条河流在此汇聚，形成广东最大的三角洲平原，加之水陆交通便利，又拥有广东当时最多的人口和最大的腹地，是开发程度最高和经济最发达的地区，具有“天下四大名镇”美誉的佛山镇就是其典型代表。广州府还是当时全国最大的外贸中心，“商贾骤集，兼有夷市，货物堆积，行人肩相击，虽小巷亦喧填，固不减吴阊门，杭清河坊一带也［1］”，明・孙蒉《广州歌》有云“广南富庶天下闻”。潮州府的沿海地区，在宋元两代，其经济仅落后于广州府，到明代时期，该地区人口众多、盛产鱼盐、商业兴旺，“其经济大有崛起粤东，后来居上之势”。广州府和潮州府在当时经济最为发达，且两地的商人又是明清时期粤商的主体，他们具有一种亦商亦儒，贾而好儒的风采，曾为当地文教事业做过积极的贡献，或投资兴学、或刻书印书、普及文教，如广州府东莞商人刘钜（孔武），“少习商贾而有士君子之行，曾创鹏南书院，以供来学者［2］卷五十九”。商贾云集地和经济发达区的书院，能够多渠道筹集经费，也能得到更多商人的捐助，其经费比经济条件差的地区更有保障和充裕，这就使得该地区的书院，无论是数量和规模，还是书院的名气，都远胜经济落后区。从明代广东书院分布较为集中的广州府和潮州府等地区来看，无一不是全省经济较为发达的地区，书院集中地与经济发达区有着必然的联系。

2、政治因素。主要对广州府和肇庆府的书院发展影响较大，广州府是明代广东布政使司的首府所在地，是全省的政治中心和各项政令最先到达和实施的地方，也是人才汇聚的地方，广州府在教育与文化发展上具有优先的地位。肇庆府从嘉靖末年到乾隆年间就是两广总督的驻地，是明代广东地区的另一个政治中心。广州府和肇庆府作为政治中心，各级官员来往频繁，其书院更容易得到官员的重视，书院除了由知府、知县等官员创建外，还有布政使、按察使和总督等大员修建，如广州府的濂溪书院由布政使刘永清创建，营道书院由按察使徐用检修建，肇庆府的仰湖书院和庆云书院，均由总督吴桂芳和戴曜所建，这个政治优势是其他府无法比拟的。政治中心通常也伴随着其他优势，比如经济发达、交通便利、文化繁荣、名师荟萃以及名院汇集等其他偏远地区无法拥有的优势，这些都是对书院发展极为有利的条件。广州府和肇庆府是明代广东书院分布最为密集的地区，不能不考虑政治因素是其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因。

3、学术因素。初期的书院谈不上学术研究，宋代以后，理学渐兴，书院才开始与学术研究密切关联起来。明代广东学术研究的中心，理所当然是全省的文化中心――广州府。正德、嘉靖年间，湛甘泉、霍韬、方献夫在西樵山分别建立了云谷、大科、四峰和石泉书院，并开堂讲学、著说立说。刘子秀《西樵游览记》卷二载：“当湛子讲席，五方问业云集，山中大科之名，几与岳麓、白鹿鼎峙，故西樵遂称道学之山”。一时文人学者汇聚于此，或求学问道，或升堂讲学，西樵山成了当时广东地区的学术中心。讲学西樵的文人学者，学术成就最大的当属湛若水，“其于广东创办的知名书院:有广州的白云、天关、小禺、上塘等；增城的龙潭、独冈、莲洞等；西樵的大科、云谷、天阶；罗浮的朱明、青霞、天华；曲江的帽峰；英德的清溪、灵泉［3］”等16所。湛若水又以书院为基地，著书立说，宣扬其“随处体认天理”的学术宗旨，一生撰有《湛甘泉集》、《心性图说》以及《新泉问辩录》等著作。潮州府是明代广东地区另一个学术中心，以学者薛侃为首，其在中离山建中离书院，在桑浦山建宗山书院，并在书院传播阳明之学，撰有《研几录》、《图书质疑》等著作。学术活动推动着明代广东书院的发展，学术活动多而盛的地方，往往就是书院的集中地，且书院的规模也较为庞大，名气尤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