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像哲学家的科学家

“深刻的科学研究是在哲学层面上进行的。比如，达尔文研究物种起源的源动力是为了揭示道德的起源。”教授如是阐述科学研究。听起来他更像是在谈论哲学问题。

在看来，“思考是人类与生俱来的本能。科学上的重大突破是可遇而不可求的。不是曼哈顿工程，也不是大炼钢铁，而是长久孤独求索与积累之后的Aha。”他认为真正有影力的科学家应该可以开创一个本来不存在的领域，或是将一个原本不热的领域变成热门。所以，科学研究无需挤热门，重要的是发现自己感兴趣的领域，做自己擅长的。“科学可以拓展人类的思维空间，给想象以物质的翅膀。科学研究的历程就是一个无穷的、不断否定并不断更新的思考过程。”

海外篇――清醒的认识开启全新的方向

神经生物学是近几十年迅速发展的一门科学，依靠多学科的交叉、合作取得了诸多重大进展，是21世纪生命科学研究的领头学科，具有引人入胜的非凡魅力。在清华大学进行本科学习期间，并没有在神经科学方面修过很多课程，但他一直对神经生物学抱有浓厚的兴趣，堪称这一学科的忠实拥趸。

“相对于国内来说，美国在神经生物学方面的学科实力非常雄厚，相关研究人员是中国的10倍，学术水平也是世界顶尖的。”基于这样的考虑，本科毕业之后，选择出国深造，先在美国匹兹堡大学学习神经生理学，硕士毕业后又进入了美国纽约州立大学石溪分校，在神经电生理方向攻读博士。那时他的工作聚焦于神经信号在感觉系统中的传导，先是在体的研究，后是在细胞层面的离体研究。“那时在整体动物上发现了很多有趣的现象，但是不知道在神经细胞的水平上如何解释这些现象。于是我决定要深入学习神经细胞生理学。”如是说。

的一个长期的兴趣，源于大学时代，就是学习与记忆的神经科学基础。是什么让记忆可以这么快形成又这么牢固？“从博士后时期起，我开始研究神经突触的可塑性，就是探索神经细胞之间的连接是如何改变的。”说，他在神经突触的生理机能和可塑性方面做了10多年的研究工作并取得了一些创新性成果。2003年，他在Science上发表的文章，在国际上率先提供了突触可塑性是大脑感觉功能改变的生理学基础的直接证据。他也是国际上率先结合电生理与荧光成像方法研究突触改变的结构和功能的相关性，并在此领域做出了先导和突出贡献的人。可以说，在神经突触的可塑性、功能和神经环路方面取得了国际上具有前沿和先驱性的成果。

取得突破性成果后，并未按部就班，而是将目光转向重大神经系统疾病的研究――一个他从未涉猎的领域。他说：“在神经突触可塑性方面，我所关心的主要问题，我力所能及的工作，已经做得差不多了，是时候开拓新领域了。相对于基础研究，对疾病机制的理解和治疗方法上都还有着大量未解决的重要问题。这些问题的解决不仅仅是科学上的重要进步，更将帮助人类摆脱疾病的痛苦。”

抱着对疾病研究的浓厚兴趣，离开了美国西奈山医学院，进入Genentech/Roche（罗氏），从事神经系统药物的研发。谈到选择Genentech的原因，解释道：“Genentech的突出优势是科学研究，公司的理念是以优秀的科研来推动药物研发。这个环境对于一直在学校从事学术研究的我来说十分契合。在实验室工作的同时，与制药界方方面面精英的密切接触和深入交流，大大提升了我对新药研发领域的了解与认识。”

在Genentech，作为新药研发团队的生物学主管，负责神经退行性疾病和精神疾病方向的研究，也参与这些领域的商业开发与合作。他的团队包含生物学家、化学家、病理/毒理分析师、临床医师、商业策划等多方面的人才。

也是在公司工作时期，对于精神疾病有了更多的了解和兴趣。“我认为心理学的研究可以揭示人的本质。一个很简单但同时很难回答的问题是‘什么是正常’，患有精神疾病的人就一定不正常吗？还是说只是他们看问题的角度跟我们这些所谓的正常人不一样？他们活在自己构建的世界里，是不是也可以活得很好？对于精神疾病的研究应该上升到哲学的层面，而不是单纯地研究他们的大脑细胞为什么不一样。”

随着研究的推进，越来越强烈地意识到新药研发是一个长期的过程，新药的发现是可遇而不可求的。相比于注重短期成果的工业界，在大学里更自由的时间支配与更宽容的科学探索，更有利于创新药物的研发工作。因此，在业界5年之后，又回到了学校。而这一次，他的选择不再局限于国外。

回国篇――“孔雀团队”同风起

近年来，我国整体进入发展的快车道，不管是经济层面还是意识层面都有利于开展科学研究，大环境的改善吸引了很多人才回国发展。对于来说，在大环境之外，北京大学深圳研究生院更有一个适合他的小环境。“北京大学是中国综合性大学的王者，深圳特区是改革创新的先锋。坐落在深圳的北京大学化学生物学与生物技术学院，犹如一棵叶茂根深的古树生出了未来的翅膀一一恰似其主楼群的设计，宛如一只展翅欲飞的大鹏，为百年北大探索国际化的创新之路。”北京大学深圳研究生院化学生物学与生物技术学院（以下简称“化生学院”）院长杨震教授如此评价化生学院。

在眼中，深圳研究生院化生学院能够将化学和生物有效地结合起来做新药研发，不管是在国内还是国际上，都是一个很大的优势。“化学与生物学对于新药研发相辅相成，缺一不可。如果没有强大的化学支持，我们做的只是生物学研究，而不是新药研发。”促使回国的一大因素是新药研发工作需要综合性大团队的协同合作，包括基础研究、临床诊断、商业开发等诸多领域，目前在中国具有组织这种团队的可行机制和实际可能性。

除此之外，还想在中医中药方面做些深入研究。“外国人对于中医中药一直不太相信，认为中医无法证明其‘科学性’。但作为一个中国人，我本身是很相信中医的。中医在理念上有很深刻的东西，比如以一种系统的、动态的眼光来看待人的生理功能。中医不认为人的状况是一成不变的，而是会根据身体状况的改变不断调理治疗药方。很多中药也是经过千百年检验的。”说：“现代医学发展到今天的阶段，仍然对包括癌症在内的很多绝症没有良药，很大程度上源于西方对于生命和健康的线性与黑白分明的认知理念。而中医的动态、相互转化的理念或许能够从不同的角度找寻更加有效的治疗方法。”

2014年，加入了化生学院。国内、国外、高校、企业，转了一圈，兼具东西方文化的精髓，囊括学术企业界的理念，向着梦想，慷慨激昂地进发。

刚落户到深圳，就马不停蹄地主持了包括深圳市孔雀计划在内的多个项目，聚焦重大神经系统疾病（包括老年痴呆症和精神疾病）。孔雀计划的主要目标是老年痴呆症（AD）的机理研究和药物研发。“老年痴呆症，又称阿尔兹海默症，是威胁老年人健康的最主要的神经系统疾病。目前中国有近1000万确诊患者，约占世界总患者的四分之一。全球AD患者照护费用大于6000亿美元，到2050年我国预计治疗费用更是大于10000亿美元，而目前国际上还没有有效的治疗药物和方法，AD的诊断与治疗中潜藏着巨大的社会和经济效益。”

经过筹划，的团队将基本思路定为“新药研发+老药新用+中药重用”。“我们的团队里有AD研究领域的国际权威，将利用国际上最先进的研究方法和技术手段，在深入理解AD的生物机制的同时，发掘具有治疗潜力的药物。”盘点过团队力量，作为项目带头人的对未来的进展充满信心。

在精神疾病方向，团队则侧重于从神经发育的角度对疾病发生机制产生更深刻的理解，并在此基础上发现新药靶点，特别关注其预防和早期干预的可行性。表示：“精神疾病的治疗肯定是需要的。但从长远来看，预防才是最重要的。我们期望能在5年内有所突破。”谈到未来，信心十足地说：“我们将以卓越的基础研究推动有效的成果转化，为国内相应学科建立发展模式，并达到国际领先水平。”

团队篇――用人不疑疑人不用

对于建立实验室和组建团队，坚持“用人不疑，疑人不用”。“我在x人的阶段会反复斟酌，慎重选择，一旦把人才引进来了，就会尽力给他时间和机会，让他充分发展。”在选人的标准上，更看重品格意志。受学生时期导师的影响，认为，一个优秀的科研人，必须具备创新精神和踏实精神。“一个科研人应该有天马行空的想象力――像孩童一般对于世界最初的好奇，这是科研的原动力。而在确定了研究方向之后，就要踏踏实实地寻找答案，有一种战战兢兢如履薄冰的严肃、严谨的态度。”

在的实验室里，没有什么“等级”区分，而是让数据说话，坚持在科学上人人平等。很注重保护学生身上的创新精神，他认为学生是创新的源泉，学生对于知识的些许欠缺某种程度上正是他们的优势――少了固有思维的枷锁和已有知识的限制，他们思考问题的角度可能更为新颖。正因为此，鼓励学生多进行提问和讨论。他从不会直接和学生说“Yes or No”。相反，他信奉苏格拉底的启发法。“我经常问学生，根据你的知识，发表的文章中的哪些东西有意思？哪些可能不对？哪些启发了你？你所要做的实验的新颖之处在哪里？”认为，只有当学生学会质疑，学会怀疑权威，他才会懂得如何自己去探索，才能真正学到东西并发现新东西。

其实知道，大部分学生将来不一定会从事科研。但是他认为，在实验室做科学研究的经历能够培养一个人热情、执著与认真的精神。有了这种精神，不论以后做不做科研，学生们都会终身受益。

在教导学生的过程中，特别注重学生的精神健康。他一直认为，在身体健康之外，我们应该给予心理层面更多的关怀。还提出，患有精神疾病的人在我国一直被歧视，有人甚至认为这是个人的品格问题。“我们应该认识到，精神疾病其实与心脏病、胃病等生理疾病并无差异，都是由一些生理上的改变而造成的。”

回首多年科研之路，深感责任重大。这种责任不只体现在研发治疗疾病的新药上，还体现在向大众普及疾病的本质，提高民众的科学意识和素质。“中国人要想在科学上有真正的、实质上的进步，首先需要提高国民的科学意识与科学精神。我们需要认识到：科学不是万能的，它只能解决一些具体问题。科学家是人不是神，他们不是人生导师，也不是社会的医生。社会需要做的，只是让科学家可以更纯粹地做他们擅长的事情，做纯粹的科学。”所幸，这种责任让他甘之如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