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证需要“认证”(外二则)

认证需要“认证”

文/王丽芳

认证，本该是诚信的体现，通过严格的认证提升认证对象的美誉度。然而，由于某些认证机构的“金钱至上”，导致认证过程中潜规则盛行，乱象频发。如今，相当一些认证被舆论戏谑为“无中生有的圈钱‘游戏’”。于是，本该让人信赖的认证机构，也不可避免地被推到了舆论的风口浪尖。

谁来“认证”认证？目前认证体系十分繁杂，我国既有官方认证，又有中介推出的认证，官方认证虽然不多，但每一种认证往往都是系列，还有诸多小类；中介认证更是五花八门、数不胜数，认证几乎涵盖了所有企业从生产到管理，再到销售的所有环节。比如，光是以ISO打头的认证，除了ISO9000，还有ISO9001、ISO14001、ISO22000、ISO14064……而ISO体系的认证，还仅仅是整个质量认证体系中的一个。微观而言，比如以养鸡场为例，认证也是“琳琅满目”，除了有机产品认证外，还有无公害农产品、绿色食品，还包括质量管理体系、环境管理体系、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良好农业规范、商品售后服务评价体系等近十种认证。这还不包括地方性、行业性，或纯粹只是一个名称的各种认证。

国家强制的认证是促进行业发展、提升管理和产品质量所必需的，然而更多的是自愿选择性的认证。不是说前者就没有问题，它也存在着放松质量等现象，然而后者的问题更突出，相当多的认证是“唯钱是从”，认证成了“卖认证”。再加上认证市场非常庞大，且利润丰厚，致使许多机构都拼命挤进认证市场，企望占取一点“市场份额”，分到一杯羹。认证必须具备科学性、合理性和公信力，这可以说是认证的“底线”。如果一项认证本身就是以圈钱为目的的，那它就丧失了认证的价值，徒增认证对象的负担。直白说就是浑水摸鱼，这样的浑水摸鱼屡见不鲜。曾经轰动一时的只有两个人两张桌子的“全国牙防组”推出的所谓“权威认证”就是一场闹剧，认证标准和标志全部由其自定，根本无科学性和合理性，却一度在牙膏等广告中大肆宣传，蒙骗了不知多少消费者。前些年三聚氰胺事件刚曝出时，一家类似于皮包公司的认证公司居然谋划“联合”一个地区性的行业协会“做一个关于‘无添加牛奶’的产品认证”，无奈“风头太紧，关系不过硬”而作罢。

更令人吃惊的是，如果未出现“争议性事件”或“行业性危机”，某些认证机构就“制造”事件或危机，即为了推广某个认证体系，一些认证机构会主动炒作行业的一些内幕，惯用的伎俩是曝光行业质量隐患，“当行业陷入信誉危机，自然会催生出企业的认证需求”。当然，除了制造外部危机，内部还有激励机制，认证咨询师和员的工资都是底薪加提成模式，这就极大“激励”了咨询师和员去“猎”、“诱”更多的对象认证。从“做认证”到“催生需求”再到“猎”和“诱”，淋漓尽致地道尽了认证机构的“黑”和认证过程的“乱”。这样的认证与其说是为了规范企业管理、提升产品信誉，不如说是在糟蹋产品，损害企业，扰乱行业，完全可说是堕落为“为富不仁”了。

给“晒家底” 的官员多些鼓励

文/徐志翔

10月30日，湖南汉寿县政法委副书记张天成应网友之邀，公布了家庭财产。他称这只是个人行为。在其公布的财产中，有老屋七间，在其所在县城有一套价值40万元房产，女儿出嫁共计给出22万元。张天成在微博里表示，他现在每月要还777.7元房贷，女儿出嫁还欠下四万元。（10月31日《潇湘晨报》）

一个政法委副书记能公开“晒家底”，就这一点的确值得赞赏。有些人认为，官员个人公开晒家庭财产有些作秀的嫌疑，其实，笔者认为张副书记“晒家底”看不到作秀的成分，反而看到真诚。

应该看到，张副书记“晒家底”也是事出有因的，多少有在网友“激将”的情况下，被“逼”出来的成分。所以，作秀的成分几乎没有，反倒看出了张副书记是个性情中人。我们对官员作秀要一分为二地分析，一方面，这个秀对自己只有好处没有坏处。显然，张副书记“晒家底”，没有任何好处，甚至还要遭到同事、上级的责怪，所以说其作秀，只是一些网友的臆想而已；另一方面，官员作秀也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几乎没有在“激情”背景下作秀的。从张副书记的“晒家底”的过程看，完全不符合“作秀”的基本因素，所以说张副书记“晒家底”是作秀是站不住脚的。

官员个人公开家庭财产，可以说，是第一个吃螃蟹的人，是需要一点精神的，更要承担一些“骂名”的。当然，更多的是百姓的鼓励。我们对官员个人“晒家底”应多些鼓励，而不是责备，更不能“上纲上线”。首先一点，作为政府应对官员个人“晒家底”要进行鼓励，公众要求官员公开财产已“吵”了多年，而事实上，“只见楼梯响，不见人下楼”，现在有个官员能“下楼”，这多少让公众看到了希望。我们常说“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如果像张副书记这样的官员多了，我们官员公开家庭财产就会来得早些。所以，作为政府应对张副书记的个人行为进行鼓励，我想，不远的将来，还会出现更多的李书记、王书记等官员公开“晒家底”，何愁官员家庭财产公开姗姗来迟呢？

其次，作为我们百姓来说，我们要对“晒家底”的官员多些宽容，不要认为官员“晒家底”就是作秀。现在我们有个很不好的现象，一说到官员“出头”、“拔尖”等，就扣上“作秀”的帽子，让那些本来有个性的官员，也没有了个性。所以，我们对那些敢于“晒家底”的官员要多些宽容，多些鼓励。让他们“晒家底”晒得坦荡，晒得有底气。

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公开官员个人财产大势所趋。在这“公开财产长河”里，我们要对那些敢于主动公开自己财产的官员多一些鼓励，无论他们采取什么形式公示自己的财产，我们都欢迎，哪怕有作秀的成分，我们也应给予一定的掌声，毕竟已迈出了公开的第一步。对那些动不动就说官员作秀的人，要我看，是站着说话腰不疼，显然患了“作秀癖”，这也是一种“病”，也该治一治了。

“幸福城市”背后的民意诉求

文/林萧

“幸福”正成为诸多地方的施政目标。据不完全统计显示，全国至少18个省（市、区）明确提出了“幸福”的概念。去年的数据则显示，已有100多个城市提出建设“幸福城市”。（10月30日《新京报》）

如此多的城市提出“幸福”目标，体现了执政理念的进步，这也与社会的发展方向一致，那就是让人民享受幸福生活。幸福作为一种虚无的东西，看不见也摸不着，每个人的切身感受也不尽相同，但从大方向来说，“幸福城市”至少反映了大多数人的民意诉求。

现实的情形是，不少地方将“幸福城市”仅仅当成施政口号，大有幸福“泛滥”之势。生活在这样的城市中，民众既感受不到城市的进步，也毫无切身的幸福感可言，即使口号叫得再响亮，也终究只是官方游戏，与民众利益无关。可以说，幸福不是喊出来的，幸福是实实在在的切身感受，如果单单以官方数据说了算，不让民众参与评价，“幸福城市”只能是镜中月水中花，这样的城市即便把“幸福”的标语贴满每个角落，也会让人嗤之以鼻。

各地纷纷提出建设“幸福城市”虽然有积极意义，但其中难免有“跟风”之嫌。倘若周围的城市都提出“幸福”口号，没提出口号的城市无形中落伍，于是一个个城市都亮出“幸福”的旗帜。在一片“幸福”的色彩下，难免让人产生错觉。对于执政者和城市管理者而言，大会小会作报告均离不开“幸福”二字，实际上却不利于城市的发展，因为在“幸福”的大肆渲染下，“真幸福”与“假幸福”让人难以分辨，势必造成政绩假象，阻碍民生政策的实施。

衡量“幸福城市”必然离不开“幸福指数”，然而“幸福指数”的“考官”究竟由谁担任依然是问题的关键。据媒体报道，今年9月份，中国公共经济研究会和国家行政学院经济学部联合对外了“中国幸福城市排行榜”，合肥“幸福指数”高达43.40分，超越北京、上海、广州等32个大城市，成为中国“最幸福城市”，合肥市民却声称“被幸福”。这样的“幸福指数”显然已经偏离了考核的基本要求，那就是脱离了广大民众，只有将民众诉求纳入考核体系，并作为最高标准，“幸福指数”才能真实存在。如此看来，对“幸福城市”也需要“打假”，只有挤去其中的水分，让广大老百姓拥有发言权，站出来坦言是否幸福，“幸福城市”才有望成为现实。

客观地说，“幸福城市”并没有标准答案，但可以肯定的是，“幸福城市”是经济、医疗、教育、社会保障、公共服务等实现全方位覆盖的综合体，群众安居乐业，病有所医、老有所养、社会和谐，这些因素对于“幸福城市”而言缺一不可。各地建设“幸福城市”只有充分正视民众诉求，紧紧围绕“民生”二字，才能使“幸福”从口号转化为民生感受，“幸福城市”才能自然呈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