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围绕《四库全书》阁书的文化掠夺战

[此文系重庆市社会科学规划2014年度培育项目“民族国家认同与文化权力之争――中日战争期间的《四库》藏庋与传播研究”成果。]

摘要：抗战期间文渊、文津、文溯、文澜阁书皆受到时事影响，本文根据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相关资料初步分析了在此期间由于处于战争状态，这些国宝文献所面临的交织着各方势力错综复杂斗争的文化掠夺与反掠夺战争。

关键词：文渊阁；文津阁；文溯阁；文澜阁；第二历史档案馆

一、问题史之回顾

《四库全书》编成之初，分缮写七部，分藏各地；但由于各种原因，进入二十世纪后，惟余文渊、文津、文澜、文溯四阁，即所谓之“三部半”《四库全书》。日本学者内藤湖南说：“中国书籍对于东洋文物而言，不用说，是其中最大，最重要的部分，而其邦变乱无常，灾厄波及文物如此。其古籍之残缺，往往我邦存而传之。”（1901）自1931年“九一八事”变起，至1945年8月日本宣布投降止，日本侵华期间，一方面谋求领土之侵占，财富之掠夺，另一方面还谋求文化典籍尤其是以《四库全书》为代表之掠夺。敌人直言，对于中国一时一地之破坏，将在极短之时间内得以恢复，而对文化之打击和掠夺，则中国国脉之根本将为之动摇。由是而有我国政商学工农各界一大批忠勇智慧、坚毅勇锐之士对《四库全书》为代表的各种宝贵文献的拳拳爱护、全力襄助之史诗般之壮举。学者郑振铎说：“民族文献，国家典籍，为子子孙孙元气之所系，为千百世祖先精灵之所寄；若在我辈之时，目睹其沦失，而不为一援手，后人其将如何怨怅乎？”（1940）今天我们来研究这段文献保护及其相关历史，对于弘扬爱国主义精神，反对霸权主义等依然有着显著而直接的意义。为便于考察，对这一问题之来龙去脉，分5个时段进行观察：

（一）局部抗战时期（1931-1937），代表性论著有清茅《古物南迁中四库全书之保存问题》（1933），村田治郎《热河文津阁小记》（1935），张《文澜阁本四库全书史稿》（1936）。杨家骆说：“这十部现只四库全书……正本四部尚存人间，其余半数，都牺牲在国际侵略战和内战中。”，七阁之中，文渊阁“现在这个建筑仍然存在，至于书则于1933年后因预避日本的掠劫，迁往上海，辗转到了重庆附近一个乡村――一品场，想不久会迁回北平或迁来南京的。”此一时段之阁书庋藏研究，文澜阁多为其抄配史实回忆材料或存书现状研究情况；北方地区的文溯阁、文渊阁等因局部抗战之发生，或谋影印，或已南移，材料证明，此时之北方阁书已成为各方关注的文化焦点。

（二）全面抗战时期（1937-1945），有郭伯恭《四库全书纂修考》（1937）、杨家骆《四库全书概述》（1937），近藤春雄《四库全书编纂的动机和目的》（1937），布村一男《四库全书和俄国》（1939），市村瓒次郎《关于四库全书与文渊阁》（1943），福地征太郎《四库全书与文澜阁部》（1943），祝文白《两次查看内运文澜阁四库全书记》（1944）等论著。此时段Ω笫橹研究，由于战火频燃，国土分裂，、汪伪、沦陷区以及大后方的各有关文化团体，单位或学者，都或多或少被裹进这一历史大事件，或力促保护，或加紧研究，或谋求选印，对阁书之命运施加了各种方向不同的影响。郑振铎说：“我辈对于民族文献，古书珍籍，视同性命，万分爱护，凡力之所及，若果有关系重要之典籍图册，决不任其外流”，“若我辈不极力设法挽救，则江南文化，自我而尽，实对不住国家民族也”，“将来若研究本国古代文化而须赴外国留学，实我国民族百世难涤之耻也。”（1940）此语可谓当时致力保护阁书之国人心态之集中呈现。

（三）抗战结束后至新中国成立前（1946-1949）。代表性论著有杨家骆《四库全书学典》（1946），徐伯璞《文澜阁四库全书归阁散记》（1946），毛春翔《文澜阁四库全书战时播迁纪略》（1947），洪焕椿《杭州文澜阁四库全书之过去与现状》（1948）。抗战胜利后，文澜阁东归故地，文津、文溯、文渊三阁回归国民政府，国民政府各接收员、学者通过视察、指导等表示对阁书命运之关切；其中，东北地区由于接受日寇就地投降，使得文津、文溯二阁书留在东北；由于政权危机，文渊阁书不得不滞留南京，嗣后不久就移至台湾。

（四）新中国成立后至改革开放前（1950-1978）。代表性论著有董作宾《从共区抢救出来的四库全书》（1953），王树楷《七阁四库全书之存毁及其行世印本》（1959），徐文珊《建议政府向日本索回四库全书》（1969）。由于运文渊阁至台，加剧阁、书分离；而后由于两岸长期敌对关系，对阁书的研究表现出一定的对立与封闭倾向。

（五）新时期迄今（1979-2015）。代表性论著有蒋复璁《四库全书的性质与编纂及影印的经过》（1980），高桥克三《忆四库全书与恭仁山庄文库》（1980），孟国祥《调查和追偿日本劫夺我国文物工作述要》（1992），陈训慈《运书日记》（2013），杨斌《竺可桢与文澜阁大迁移》（2013），《抗战时期浙江省文澜阁四库全书内迁史料》（上，下，2015），赵晓强，钟海珍《贵阳地母洞与》（2015）；境外主要研究者主要有：Carrington Goodrich，松本刚，吉开将人等。综观此段研究，利用档案、日记、回忆录的倾向日益突出，由于和平与建设成为时代精神，对阁书研究的意识形态对立有弱化倾向；加之相关档案披露日益广泛，挖掘日益深入，对阁书在战时的掠夺与反掠夺斗争的记录与分析较以往各时期更加深刻而全面。

二、围绕《四库》阁书的各方力量博弈

由于四库阁书在抗日战争时期已仅剩三部半，加之目前国内披露出来的主要是第二历史档案馆、贵州省图书馆的相关业务档案，笔者拟围绕这些资料为中心，并部分结合其他材料，对文溯、文渊、文津、文澜几部阁书在抗日战争时期的各方博弈力量略作探讨。

（一）围绕文津阁《四库全书》的各方角力

1909年8月21日，清学部奏请“筹建京师图书馆，请赏给热河文津阁四库全书”①，获得允准，但始终未曾办理。辛亥革命后，1913年6月北京教育部致函热河都统准备往取《四库全书》；1915年10月7日，文津阁《四库全书》最终得以移交京师图书馆；1920年，陈垣先生受教育部委托，对收藏在安定门内方家胡同京师图书馆的文津阁《四库全书》进行统计；1928年迁馆址于中南海居仁堂，并将京师图书馆改名为国立北平图书馆。

（四）围绕文溯阁《四库全书》的相关斗争

1925年，沈阳成立了“文溯阁《四库全书》保管委员会”；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委员会陷于停顿状态，但其秘书处认为《四库全书》的保护问题“关系綦重，须有负责人员常驻管理，方免发生意外”，次年，奉天省政府委派“秦化田暂行管理”，秦化田、关景勋作为文溯阁保管员，开始点查《四库全书》。此间，日伪曾动议将《四库全书》运往日本，后因顾及民众情绪而被搁置。

1935年日军派人清点文溯阁《四库全书》后，以文溯阁多年失修及保护阁内藏书为由，在文溯阁前西南处修建了一座样式非古非洋的钢筋水泥结构，并在门窗包以F皮的二层楼书库，库内置钢铜制组合书架，1937年将文溯阁《四库全书》、《古今图书集成》全部移入新库。1945年日本投降，《四库全书》为苏军接收。抗战结束后，1946年4月，当时的东北教育接收辅导委员会委员金毓黼、周之风等人接收了伪国立奉天图书馆以及文溯阁《四库全书》。

根据史料发现，1933年，即洲国大同二年伪国文教部总长郑孝胥《文教部训令第103号》：“奉天文溯阁所藏四库全书为国家重要典籍，应加意保护，以免疏虞，近因故宫后面仓库失火，与文澜阁近在咫尺，殊堪隐虑，合行令仰该省长妥筹四库全书防火办法，并将办理情形具报。切切，此令！”

《国立沈阳博物院筹备委员会工作及复原概况（1947年8-10月）》：“自‘八一五’光复后，长春二馆（国立中央博物馆长春分馆，国立中央图书馆长春分馆――聂注）迭为苏联军、共产军暴民所劫掠，故藏品悉荡然无存，沈阳馆因中国人员较多，力加保护，损失较小。……图书馆因设于旧城内，无军队之占据，且因典守人尽责尚称完整，损失无几。……图书馆藏书数目统计表：一、善本书。甲、宋元明善本，1450册；乙、文溯阁四库全书，36313册。……本馆原藏图书馆皆为汉文图籍，时代，不甚公开……文溯阁四库全书……抄写校勘，皆极精到，以视江南三阁稍不同。今江南三阁，仅余文渊（当为文澜――聂注），其巍然现存于华北者，惟此文溯与文津两阁而已。今者文溯阁四库全书，虽几易沧桑，犹完整无阙，不特为本会之厚幸，亦东北之鲁殿灵光也。”

在金毓黼主管四库全书相关事务期间，对文溯阁四库全进行了彻底检查、建新书库等工作，如金氏自称：“于康德二年，请准文教部，批准巨款，重建二层楼房之新书库于院之西南，内部结构皆依照现代之藏书库，门窗悉包铁叶，以期万全，外部则飞阁雕墙，仍仿旧制，已仿旧制，已于四年季夏，将全书移入，意必为关心国宝之士所赞许也。”

尽管如此，但洲国是傀儡政权，且是日本侵略中国的产物，因此其文化措施的政治合法性常被人诟病，笔者在民国期刊数据库中发现有人以《我们文化上的丧失――在敌人手里的四库全书》为题报道了文溯阁的相关信息，并配发多幅图片，尽管客观上为读者提供了文溯阁在当时的收藏情况，但是其充满战争年代固有之饱含对立情绪的标题，无不让读者有更大的触动――务必要收复失地，务必要收回瑰宝！

无独有偶，在民国期刊数据库中还发现一篇国民政府最高领导人夫妇于1946年底在沈阳视察文溯阁四库全书后的照片（见文末附），这可能是唯一发现的领导人及其夫人同时关注、观览四库全书的照片，弥足珍贵，亦增意义！

三、抗战期间围绕阁书之文化掠夺给今人之启示

（一）对于文献之保护宜未雨绸缪，确保万无一失

稍有常识者皆应知道文献为文化信息传承之最重要载体，故必须代代相承，方能实现守先待后，不负先贤为万世开太平，为往圣继绝学之良苦用心与远大抱负！《四库全书》是中国封建时代鼎盛时期，传统文化集大成的国家工程，代表了中华文化海涵负的大国气象，尽管其中不无微瑕，但此书在手，对于国族观念认同，对于民族文化传承，对于优秀传统文化传播体系之打造，功莫大焉！

但是无论是战时还是和平时期，总有部分人士对于此书之重要性，有相当多人还认识不到位，甚至闹出令人哭笑不得的尴尬，如陈训慈《运书日记》（1938年2月15日）所记：“据林秘书谈，二月一日（浙江）省府会议议及《四库》书迁运费事，因适在教部来电主运黔之后，黄主席颇起反感。讨论之初，即述及部电，谓土地人民危险，何靳靳于一书，似可索性不动。”按，此时之浙江省主席为黄绍f，字季宽，广西容县人，与李宗仁、白崇禧同学，桂系三巨头之一，以其一省之最高长官的地位居然不知晓《四库全书》的重要性，反而对教育部发出“何靳靳于一书”的惊诧之论；其对于保存文化态度之消极，“似可索性不动”，令人闻之不免哀其不智，怒其不争！

相较之下，对于故宫文渊阁藏书，虽关山万里，多受曲折，但至少是在主政者关注、推动下及时从战区撤出，未受到炮火侵袭之扰；而对于文溯阁，虽然因其处于日本人控制下，但是事实上主其事者为爱国学者金毓黼，其在职期间积极加以改善收藏条件，为此书避免遭受火灾虫蚀等创造了条件；而文澜阁在贵阳保存期间，教育部以及浙江大学多次下派人员前往视察，并对防潮、防火等提出改进意见，结合当地的地理位置、气候条件以及工作人员的工作起居条件等做了多方面，全方位的建议和布置，而当时的教育部主要负责人陈立夫等也非常重视文澜阁四库全书保管人员提出的增加维护经费、提高待遇等请求并及时解决。

（二）对于文献之使用于保存、开放与开发应结合

中国是文献大国，文献之为用，大矣，多矣！然很多部门守其书，不守其学；爱书之表，不爱书之魂，此种所谓保护，为孤立、消极的保护；未能做到积极，全面的真正的保护，这对文化资源来说也是一种浪费。以文澜阁《四库全书》为例，如果不是其他阁书开放允许传抄，那么文澜阁书在太平天国战火之后是根本无法重新抄补配齐的，有这种文化担当精神的浙江士人值得敬佩；而这份对文献传承的责任感也是我国文化之所以经历千回百转之磨难而终究屹立不倒的强大精神支柱；无独有偶，如果不是文渊阁的开放，文溯阁的配置完整也是不可能的，《文溯阁四库全书运复记》曾叙之：“佣二十人补抄，以董众、谭峻山董其事，盛夏挥汗，浃背沾衣，严冬恒寒，炉火无温，龟手瑟缩，而伏案校录，未尝稍辍，仅七十二卷，阅一载而始成。”至今如在眼前，可见文献保存之不易，处此全球化、信息化、智能化之现代，我们一方面感恩前贤的文化苦心，也更应该有此文化自觉，推动四库全书文化在新技术条件下的开发、拓展、深化、创新发展。

从这个意义上，我们就更能理解民国时期的《文渊阁四库珍本丛刊》等影印工作，因为在当时的战火纷飞年代中，如果只是孤立的保存而不想法开放复制，开发出更多的文化产品，如一旦原本毁损，至少从内容来说，可能将永难找回这些文献史料。所以影印原本、选印善本、影印未刊本，都值得点赞，不应有意气之争或派别之争或为出风头而强人以就我。姑且不论当时战争年代，是否有足够充裕的时间、精力去探究珍稀版本等，但是只要出于公心，都应该支持和肯定这种有利于丰富文化产品，提高文化自信的文化工程。所以，笔者也特别理解当时贵州大学校长上书恳求借文澜阁《四库全书》就地抄缮的请求：“今日犹幸文渊之精本及文澜之全帙，得内移安顺、贵阳等地，藏之名山，此在远省实为千载难逢之盛事。又自军兴以后，秘笈珍本散佚殆尽，对此稀世文物弥增兢兢业业之感”、“为此仰恳钧座赐颁功令，乘此良机，以文渊为底本，不足则配以文澜阁本，就近传抄全帙，留庋贵州，永广传布。今国立贵州大学已庆成立，所属研究机构正当策划次第完成，倘传抄竣事，即以之存贮黉舍，任人观阅，则莘莘学子仰体钧座右文至意，钻研探讨，感激奋发，盖可预卜。……倘因此次播迁而使贵州之地得永宝巨帙，诚开亘古未有之纪录。”

当下对于各种载体、形式翻印、影印乃至原样制作《四库全书》的壮举，或认为劳民伤财，或认为重复劳动，或认为恶意炒作，笔者检阅相关史料越来越感受到，今日之中国社会固然安定团结，在以为核心的中共中央集体领导下致力于中国梦之伟大理想；但来自内部和外部的各种问题因素也值得我们警惕，这些因素在某些时候甚至会激活或演化成为对目前存世的各种《四库全书》存本的重大不利影响，如在此时能多一点文化自觉性，多制一份文献拷贝，对于因应未来之各种文化危机，未必是杞人忧天之思吧！

（三）对《四库全书》之类国之瑰宝的庋藏应提高规格

目前而言，对于存世《四库全书》阁本的庋藏重视力度、宣传力度都不妨进一步提高规格，原因主要是，只有全民逐渐意识到了以《四库全书》为代表的传统文化文献载体之重要性，才能进一步学习通过这些文献载体所传承的有益的思想观念，才能更好地建设今天的社会主义。目前而言，虽然有不少大学（如南京师范大学，兰州大学，武汉大学）已有以四库全书为主要研究方向的硕士点、博士点，也有不少单位构建了四库全书为重要研究议题的研究中心，但是这些在学术圈内比较热的事情，对于社会大众，还远未达到应有的普及和宣传程度。

以贵阳地母洞为例，多年来，学者赵晓强清理了抗战期间文澜阁《四烊书》在贵州地母洞保管、看护的历史脉络，值得钦佩；但是截至2016年11月笔者前往地母洞实地考察时，该地仍主要是一块碑孤立地屹立着，而无配套设施设备，游客或考察者无法在此做深入研究、讨论；且没有任何其他碑记或说明文字，连周围的百姓都只隐约知道有古书曾放在这里而已，更多的情况则相顾茫然而已。

笔者以为，无论是从学术理论向社会普及的角度，还是从激发爱国主义热情，提高旅游人气等多种考虑，与文渊阁有关的地母洞等类似遗迹都值得认真提炼，挖掘，开发！所幸赵晓强先生告知笔者，地母洞所在的当地政府正在极力推进地母洞的相关开发，笔者期待开发出来的地母洞能让人重温历史、激活记忆，通过这一遗址的相关展示和项目体验，如带给我们更多强劲、持久、深沉、温暖、大气的文化感悟和精神动力，那将是《四库全书》阁书传播和弘扬文化史上的又一极具意义的崭新篇章！

附：

抗战时期存藏文津阁四库全书之书架书盒均系楠木所制镌刻说明书

（图片来自，[民国]Y汉澄 摄影，据《时报》第三张，NO.531.）

夫妇于文溯阁翻阅《四库》全书后步出时留影（1946年5月下旬）

（图片来源：《民国时期期刊全文数据库）

毛春翔等在贵阳地母洞藏库摄影

（1942年5月10日，图片来自网络）

曾保存文澜阁《四库全书》的地母洞

（图片来源：2016年11月，贵阳现场拍摄）

【注释】

①记载一，宣统元年七月大事记[J].东方杂志，第九号.

②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中华民国史料档案汇编第五辑第二编（教育，一）[M].南京：凤凰出版集团，1997：380.

③胡昌健.巴蜀史地与文物研究[M].沧州：光明日报出版社，2013：305-316.

④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中华民国史料档案汇编第五辑第一编（文化二）[M].南京：凤凰出版集团，1994：609.

⑤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中华民国史料档案汇编第五辑第一编（文化二）[M].南京：凤凰出版集团，1994：610.

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中华民国史料档案汇编第五辑第一编（文化二）[M].南京：凤凰出版集团，1994：611.

⑦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中华民国史料档案汇编第五辑第一编（文化二）[M].南京：凤凰出版集团，1994：612.

⑧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中华民国史料档案汇编第五辑第一编（文化二）[M].南京：凤凰出版集团，1994：599-603.

⑨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中华民国史料档案汇编第五辑第二编（教育，一）[M].南京：凤凰出版集团，1997：368.

⑩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中华民国史料档案汇编第五辑第三编（文化）[M].南京：凤凰出版集团，1999：371.

图书展望，1949（3）.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中华民国史料档案汇编第五辑第三编文化（文化）[M].南京：凤凰出版集团，1999：331.

金毓黼.文溯阁四库全书提要[M].四库全书要略，中华书局，2014：4249.

金毓黼.文溯阁四库全书提要[M].北京：中华书局，2014：4256-4257.

作者简介：聂树平（1978-），重庆长寿人，重庆工商大学中国古代文学讲师，主要研究巴渝古代文学与文化以及古典文献学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