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上初小的时候

初小就是初级小学，只有一到四年级的小学校。我是五岁那年上的学。由于年代太久，我初小读书的具体情景，几乎淡忘殆尽了。我五十岁时，写过一首诗，叫“第一次上学”：

背上/妈妈用土布缝的新书包/我一下成了/一个小学生/我乐不可支/第一次上学去∥小河旁/柳树下/昨天还和我/一起捉迷藏的小伙伴/一个个站起来/放下未捏完的小泥人儿/好奇地向我张望/像猜一个谜∥我朝他们/做一个快活的怪相/神气得/像个骄傲的将军

诗里写的就是我自己，完全是实录式的抒写。

我的母校是一所公立小学，全称是“江苏省崇明县永安初级小学校”（崇明当时属江苏省，1958年划归上海市）。

学校和一座叫“草庙”的庙宇相连，只有两间简陋的教室，一、三年级，二、四年级分别合在一间教室里上课；一个年级上课时，另一年级的学生就用石笔在石板上抄生字。课堂秩序很好。

忘了是上一年级还是二年级时，有一篇课文讲秋天的季节特征，里面有冷风吹得树木“光秃秃只剩枝条”的句子。一天，我到邻居家玩儿，刚结婚的新娘子要考考我，在纸上写了两个字让我念，我不假思索地念出声来：“秃英！”新娘子哈哈大笑，说：“念错了，念错了。”原来，她写的是她自己的名字“秀英”。那时，我还不认识“秀”字，以为就是课文里的“秃”字呢。

每天放学前，全体同学在操场上集合，各自按回家路线排好队；各路“路长”报告集合完毕、老师“训话”之后，大家合唱一支歌才离开学校。这支歌开头是：“功课完毕，要回家去。”歌快结束时有两句：“明天会，好朋友；明天会，好朋友……”如果这天是星期六，“明天会，好朋友”须改唱为“后天会，好朋友”。但总有同学不动脑子，仍唱作“明天会，好朋友”，先生（当时称老师为“先生”）只好命令全体同学再唱一遍。为了避免一再重唱，先生有时事先提醒大家：“今天是礼拜（星期）几啊？”大家齐声答道：“礼拜六！”先生又问：“那应该怎么唱呀？”同学们高声道：“后——天——会！”答声惊天动地。

学校里只有两位男先生，什么课都会教。其中有一位先生，现在回忆起来，他当年也就是二十岁左右。我至今还记得他的名字叫沈才甫。有一次，沈先生把我叫到办公室，亲切地对我说：“你父亲是我的先生，所以你不用缴学费。”沈先生很清贫，有一天中午放学时下起大雨，我正等待家人送伞，看见沈先生在吃家里带来的午餐——主食是乡下穷苦人家吃的“麦粞饭”，没有菜，用筷子蘸点盐，就算是下饭的“菜”了。我回去告诉了母亲，母亲次日一早煮了几个咸鸭蛋，蒸了一些咸鱼干，让我带给了沈先生。沈先生很感动，连说：“谢谢师母！谢谢师母！”

一天午饭后上学，路过一爿（pán）小店，店堂里坐满了人，原来是一个说书人在说书。我被说书人有趣的讲述和表演所吸引，站在店门边入神地当起了小观众。当我突然想起该赶去上课时，已经晚了。由于迟到，沈先生神色严厉地命我伸出手，用木戒尺朝我的手掌打了两下，我痛得忍不住“啊”地叫了一声。这是我一生中唯一一次遭到先生“打手心”的惩罚。以后在中学、大学上课，以及参加工作后出席任何会议，五十多年来我从没有无故迟到过。

一次，有位年轻的女先生来代课，教我们“唱游”。记得她教我们唱的一支歌，头两句是“头顶中国天，脚踏中国地”，是非常坚定激昂的曲调。课间休息时，这位女先生十分气愤地大声说：“日本鬼子疯狂侵略我国，是最凶恶的敌人。小同学们，我们要共同抵制日货！”我回家把女先生的话讲给爷爷听，爷爷突突突抽了口水烟，说：“女先生说得对，抵制日货就是勿要买东洋人的末事（东西），我们中国人都要爱国啊！”

樊发稼，1937年2月生，上海崇明县人。1957年毕业于上海外国语学院。现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中国作家协会全国委员会名誉委员，中国寓言文学研究会会长。出版有《儿童文学的春天》等11本评论集，《春雨的悄悄话》等43本作品集，选集有《樊发稼儿童文学评论选》《樊发稼作品选》和《樊发稼幼儿诗歌选》等。论著和作品多次获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等奖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