儿子是什么

朋友约我写一篇散文，妻子说：“写写你儿子吧。”妻子的心思我明白，儿子让我们操心太多，受的折磨太多，仿佛写写儿子就可以对我们付出的代价作一个小结，长出一口气似的。这当然不能排除妻子对儿子的爱，她在心平气和的时候曾对我说过，不论什么东西，你为它付出的越多，和它的联系就越紧密，就倍加爱惜它。

我知道妻子指的是儿子。我答应写儿子，可那次没有写，我觉得写儿子是一件不大容易的事，起码不是一件轻松的事。

近日又有朋友约我写散文，对妻子提及时，被儿子听到了，儿子说：“爸，写写我吧。”妻子马上不友好地说：“你有什么可写的，你还不够惹我生气的呀！”儿子就不吱声了。

怀儿子时，妻子凭感觉就断定是一个儿子，生出来果然是一个儿子。当时我们好像得到了最终结果，高兴的心情是无法形容的。哺乳期间，厂里没有哺乳室，妻子骑车回家给儿子喂奶。从厂里到家差不多有二十里，这样，妻子除了干活，每天还要来回骑车赶将近百里地的路程，所受的辛劳可想而知。儿子能上幼儿园时，每天就是我接送他了。自行车后座上绑一个小椅子，我坐前，他坐后，很像一只老猴驮着一只小猴。

有一次带儿子回家，半路上下起了大雨，我对儿子说：“咱们是男子汉，下雨咱不怕！”儿子为了表现得够坚强，故意仰着脸让雨淋他，说：“哼，女子汉才怕下雨呢！”儿子会联想了，他的话让我觉得十分好笑。说实在话，儿子在上学以前，我和妻子并没觉得太费心，儿子长得结实，不怎么生病，也不大爱哭，虽然我们身体累一些，但一看到儿子胖乎乎的笑脸和被虫吃过的豁牙子，疲劳就消除了一半。

儿子上学以后让人劳神的程度是我们夫妻俩没料到的，他对读书没有兴趣，一见作业就显得焦躁，而且自制力很差，写作业时人一不在跟前，他随便抓到一件东西就玩上了。没有办法，我或者妻子就天天陪他做作业。有时作业多，他写多晚，我们也陪到多晚。他在家做的作业有我们来检查，一般不会出错。可他在课堂上做的作业和测验做的卷子往往得分很少。老师在卷首批上倒数第几名，让儿子拿回来让我签字。

每看到教师批示，我心里就很难受，觉得“倒数”这两个字非常刺目。但我从没有对教师的批示提出异议，老师意思大概就是要刺激一下学生和他的家长，还有，你儿子的得分排名倒数起来方便，这不能怪老师。于是每次签字都顺着老师的意思，对儿子提出雪上加霜的责难。

有一回，教师他把一张做得很糟的卷子拿回家让家长签字，他自己把他妈妈的名字签上了。教师发现后，派儿子的同学把卷子送到我家。我妻子一见，顿时火冒三丈，责问儿子为什么这样，为什么弄虚做假。儿子说，他是怕妈妈看见生气。妻子说，你知道怕我生气，就应该把学习搞好，你这么干我就不生气了？……妻子说着，揪过儿子就揍。犹不解气，从厨房拿来笤帚，用笤帚把在儿子的屁股上一阵狠抽，儿子越嚷“妈妈别打了”，她打得越厉害，打累了才住手。

儿子哭着改完错题，睡着了。妻子掀开被子扒开儿子的裤衩一看，儿子的整个屁股都成了紫茄子。妻子怕我看见心疼，赶紧给儿子盖上了。当晚，妻子长吁短叹，很久不能入睡。

儿子上三年级时，老师说我儿子如果再不好好学习，就要蹲班。儿子蹲班，这是我不愿意接受的。我的毛病就出在常常不自觉地拿自己代替儿子，我在校时学习成绩一直名列前茅，总认为蹲班是丢脸的事。我对老师说，我一定抓紧辅导他。每天下班后，我挂心的第一件事就是儿子的作业。见到儿子，先要他把记作业本拿出来，按照记作业本列的项目，马上一项一项开始写。有时儿子不能按时回来，我就下楼去等。等不到，我就到学校去了。来到儿子的教室门口，如果是教室的门没锁，就断定儿子在里面写作业。这些作业大多是老师罚他写的，比如把某篇课文抄五遍或者抄十遍等。

遇到这种情况，我就悄悄退走，到学校门外去等儿子。不进教室是因为我不愿见到老师，老师找家长谈话把我谈怕了，见儿子的老师实在是我的一个很重的精神负担。可是，我时常问儿子：老师要我去了吗？儿子说没有，我还提出疑问：真的吗？不会吧？好像很热衷于老师召我去谈话似的。谈话真的来了，一天前我就很闹心，明知谈话没什么了不起，心理仍忐忑不安。老师找我谈话，我一般不说什么，听凭老师发落。我担心稍有出言不逊，惹得老师不高兴，老师会迁怒于我的儿子。

有一次我实在忍不住了，就对老师说，哪一个孩子不愿学习好呢！其实学习不好的孩子是很可怜的，学生凭的是学习，学习不好就失去了自信，就处处受憋。同样一件事情，放在学习成绩好的孩子身上没什么，放在学习不好的孩子身上就成了过错。学习好的孩子也常常愿意欺负一下学习不好的孩子。乞请老师不要太伤孩子的自尊心，学习不行，我们还要从人格上培养他，长大了他还要做人。大概我说得很动感情，老师没有计较，原谅我了。

开家长会也是让我打怵的事，坐在儿子的座位上，听老师点名批评我儿子，我深感无地自容，别管怎样，我觉得自己还是一个要强的人，工作上宁可自己吃苦受累，也不愿听人说半个不字。到这里我一点脾气也没有了，变得比儿子还儿子。我想到过受刑这个词儿，儿子是你的，为了儿子，你不受刑谁受刑呢！

尽管我为儿子的学习费了很多心血，儿子期末的考试成绩还是不好，有一门才得了59分。这就是说，儿子蹲班是肯定了。我没有打儿子，也没埋怨儿子，只是觉得心力交瘁，想躺在儿子的床上睡一会儿。躺在床上，我突然觉得有些伤感，就哭了。当我听见自己很难听的哭声时，就再也控制不住自己，哭得更加悲痛和绝望。妻子没有安慰我，她表示对我很失望，说以后再也不让我管儿子。儿子的一切都由她负责。遗憾的是，我的悲痛也没有对儿子造成震动，他问他妈：“我爸怎么了？”儿子的话让我更加伤心。

我们夫妻一直很好，有一次却为儿子的事打了架。妻子是个急性子，她辅导儿子学习老是爱着急，还常动手打儿子。我说这样不行，越是强迫他，他对学习越是没有兴趣。妻子埋怨我不配合她，说都是我把儿子惯坏了。我让她滚开，动手拉她。她不滚，结果我俩就打起来了。我下手很重。她也不示弱，抓起一个折叠凳冲我砸起来，结果砸在墙角上了，把墙角砸了个大豁子。

有一段时间，公众舆论一致遣责夏菲母亲打死夏菲的事，我妻子有不同看法，她认为社会对我们这一代人缺少理解和同情，她打算写一篇文章，以自己的体会，谈谈夏菲母亲的苦处，我和妻子分别是六七届和六八届的初中毕业生，大学梦一直萦绕在我们心头。我们清楚，要把梦变成现实是不可能了，只有把希望寄托在孩子身上。眼瞅着孩子不争气，不上进，连一点上学的基础和苗头都没有，而我们又不甘心就此罢休，这对我们本来已经很脆弱的心无疑是月月复年年的痛苦煎熬。妻子的文章还没有写出来，夏菲的母亲就在监狱里自杀了。妻子对夏菲母亲的死好像早就料到了，她说，干脆我也死了算了，我死了，你儿子也许就懂事了！我说，开什么玩笑，你说这话太不负责任！

回想起来，儿子对我们的折磨在他出生前就开始了。七十年代末，我妻子是怀着六个月的身孕从矿区调到北京来的。北京方面的领导说没有生育指标，就动员妻子做了引产手术。产下来的是个男孩。据妻子说，孩子产下来时还活着，也好像还听见了一声啼哭。我到医院看妻子，妻子一把抓住我的手，眼泪就涌流不止。说：“庆邦，我不想活了！”护士把一个发黄的小尸体交给我，以讥笑的口吻对我说：“给，你儿子！”我理解这是护士故意惩罚我，我愿意接受这种惩罚，就借了一张锹，把小尸体深埋在医院一角的一棵树下了。

后来我到那里看过，树没有了，长树的地方打上了水泥地坪，按古老的说法，这孩子是永世不得翻身了。这件事给我和妻子精神上留下了深深的创伤，妻子打定主意，不管男孩女孩，一定要再生一个，否则她就没法活。于是就有了我们现在这个儿子，因为我们已有了一个女儿，儿子属于超计划生育，既然是超计划生育，我们所承受的压力和磨难，以及所付出的代价，就可想而知了。

这么说来，儿子的出生是完全为了我们自己，是为了弥补什么，是一种自私行为。儿子对他的出生没有选择的自由，也不应负任何责任。一切毛病都出在我们自己身上，我们为儿子付出的太多，就自觉不自觉地想从儿子身上讨回点什么。我们对儿子的期望值太高，是我们把儿子害苦了。

幸好，见过我儿子的人都说我儿子很可爱。儿子生得端正，英武，性情也很善良。我常见儿子陪着电视上的人流眼泪。电视上一出现残忍和要命的画面，儿子总是把眼捂起来，或赶紧躲在妈妈身后。就连老师也承认我儿子没有坏心眼，能够善待同学和老师。

今天春天，王安忆在北京写小说期间，有天晚上到我家看电视，我儿子对她非常友好和热情，坐在她身边，喋喋不休地说这说那，挺卖弄的。王安忆极有耐心地陪儿子聊。王安忆十多天没有看电视了，本要过一下看电视瘾的，儿子把她干扰得连电视也看不成了。妻子对他说：“别说话了，让阿姨看电视！”王安忆说：“没关系的。你们平常是不是不怎么搭理他？”妻子说：“是不怎么搭理他。”王安忆说：“你儿子挺好的，你们不要太压迫他。”

我们压迫他了吗？我们确实压迫他了。

我开始平等地思考儿子的处境，思考儿子究竟是什么。儿子从他一出生，就是一种独立的生命形态和生命存在，就开始他漫长而短暂的生命过程，他现在是儿子的儿子，将来是儿子的父亲。他和人类世界的任何一个人一样，都是平等的。别人不应强加给他什么，也不应要求他为自己承载什么。

中国有句俗话：儿孙自有儿孙福。我理解这句话的本义是：人生在世，各有各的路，各有各的生命历程，各有各的气运，谁也代替不了谁，因而谁也不必为谁担忧什么。

我们把有些问题稍稍想通了，并不意味着可以把责任推卸掉，如同我和儿子关系不可更改一样，儿子的喜怒哀乐恐怕要伴随我一辈子。

我想这也是我们两口子的福分。

王琼摘自新世界出版社《中国作家教子报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