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己的园地 宽容的态度

【摘 要】周作人作为“五四”时期为数不多的纯粹意义上的批评家，提出了“人的文学”、“平民文学”、“即兴的文学”、“赋得的文学”、“美文”、“自然”、“苦涩”等一系列批评术语，对现代文学的批评理论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其批评理论代表了当时的高水平，阿英称周作人的历史功绩在于“确立了中国新文艺批评的础石”。本文通过分析评价其自由与宽容的批评精神，探索其批评理论对于当今文学批评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周作人；文学批评；自由与宽容；批评精神

从文学批评角度看，在《新青年》群体中，最有代表性、成就最大的是周作人。左翼文学批评家阿英说，周作人的“《平民文学》、《人的文学》、《新文学的要求》，不仅表明了他个人的文学上的主张，对于当时的运动，也发生了很广大的影响。批评方面，《自己的园地》一辑，确立了中国新文艺批评的础石。”

周作人的文学批评观念，最初是人道主义。1918年，周作人在新青年发表《人的文学》，提出以人道主义为文学之本，文学被作为“重新发现‘人’”的一种手段，其根本目标在于助长人性发展，提高人的精神生活。1919年，周作人又发表《平民文学》，强调写“世间普通男女的悲欢成败”，进一步从写作方法到内容上贯彻人道主义精神。这两大口号给周作人带来了很高的声誉，但他本人很快就对这两大口号中所包含的功利主义提出了质疑并开始反省。1921年他提出“对于为艺术的艺术与为人生的艺术，两无偏袒”，由此周作人逐渐形成属于自己的文学理论和批评观，而不是仅仅顺应时潮。

1923年对于周作人的文学批评创作来说是一个转折点，这一年他出版了文学论集《自己的园地》，主张文学是“生活之一部”，不讲求“为什么”的功利，强调尊重创作个性，把文学的本质看作是个性的发抒。“自己的园地”这个新的文学观念的提出，体现出了周作人的批评个性，超越了当时新文学“人生派”和“艺术派”的分野，但又不是对两派文学观念的简单的折中混合，他主张的是“人生的艺术派”，即“不为而为”，一部文艺作品只要“以个人为主人，表现情思而成艺术”，虽然本意不是“为福利他人而作”，不是功利的，也能使他人引起共鸣而得到“精神生活充实而丰富”，周作人称之为“独立的艺术美与无形的功利”。

“自己的园地”是周作人对文学本质与功能的独立思索，也是他后来整个文学理论与批评观的基础，其核心就是强调文学的创作个性以及“不为而为”的创作态度。如果说“五四”初期提出“人的文学”、“平民文学”的主张，更多的是适应时代要求，周作人是以时代代言人的身份发言的话，那么，提出“自己的园地”，强调尊重个性自由、创作自由，便是他用自己的声音发言，是真正属于他自己的理论主张。他说：“文艺以自己表现为主体，以感染人们为作用，是个人的而亦为人类的；所以文艺的条件是自己表现，其余思想与技术上的派别，都在其次。”他的这一理论主张是符合文学自身发展规律和特点的，但在当时的时代环境中却很难得到普遍认同，新文学从诞生之日起就肩负着思想革命的使命，强调文学的社会功利性是由时代要求所决定的。因此，周作人“自己的园地”常常被看作是个人主义消沉的领地，也就不难理解了。

在文学创作上主张文学表现个性，是“自己的园地”，那么，在文学批评上自然应当是宽容的。1923年，周作人发表《文艺上的宽容》一文，认为文学批评和文学创作一样，是一种个性创造，因此他力主“批评宽容”，反对“批评一统”。所谓“宽容”，就是要尊重创作主体的个性的自由抒发，尊重文学发展的本质规律，承认文学创造性思维的求异性、活跃性，着眼于文学精神现象的无限开发性，并且以鉴赏的态度去批评作品。在他看来，那种以为自己的批评意见一经发表，就代表对作品的“最终判决”的想法与做法，都可能扼杀创作与批评的自由。他说：“文艺的生命是自由不是平等，是分离不是合并，所以宽容是文艺发达的必要的条件。”他主张文学应该自由发展，各种风格和流派可以并存竞争，所以他反对用已成势力的文学理论观念来统一文学。他主张批评家应该采取诗人式的批评方式，即印象鉴赏，而不是像法官判案那样做法理判决。因此，我们阅读周作人的批评文章，似乎更像是读书笔记，只做主观的印象式的点评，而不做貌似客观的评判。

这种文学批评上的宽容的精神来源于周作人对文学本质的深入思考，同时也是建立在“人的文学”的理论基础之上的，并且体现出了对“自己的园地”即文学创作的个性追求。这种宽容精神某种程度上也表现出周作人的文学观念与中国传统文化之间的某种联系。中国传统文化强调“中庸”的人生态度，而周作人作为一个深受传统文化熏陶的文人，必然也秉持着这样的人生态度，从“中庸”的人生态度出发，对于社会人生和文学艺术的看法，应该是多元化的、宽容的。但同时也应该看到，“中国旧思想的弊病，在于有一个固定的中心，所以文化不能自由的发展”，这就会导致文化发展的统一化、趋同化，而抹杀个性化，导致不能“中庸”、“公正”，自然也不存在“宽容”。因此，周作人力主的“批评宽容”精神，可以看作是打破封建主义对文学的垄断和文学的中心化，提倡多元化、个性化。同时，周作人也显示出了新的担忧，即在新文学站稳脚跟并形成主导文坛的实力后，可能会形成新的“思想专利”和“文艺大一统”，他担心这会堵塞文学个性创造的自由通道。当时党同伐异的现象已经出现，周作人指出的那种“过于尊信自己的流派，以为是唯一的‘道’，至于蔑视别派为异端”的做法也已经在一些作者之中抬头，周作人提出宽容的批评精神，正是对这种现象的警惕与纠正。

值得注意的是，“文艺上的宽容”并不意味着对粗俗低级作品的忍受。周作人区别了“宽容”和“忍受”，他说，“不滥用权威去阻遏他人的自由发展是宽容，任凭权威来阻遏自己的自由发展而不反抗是忍受”，所以，文艺应当是“宽容”，而不应当“忍受”，应当以宽容的批评态度和方法去批评文艺作品，而不是以忍受的心理容纳他人强加在身上的“权威”。

在周作人看来，人的生命价值应该是文艺的最高标准，除此之外，不应该用所谓的普遍的情思和已成势力的文学理论，或者某种文艺现象来统一文艺，而是应该遵循文艺发展的规律让其自由发展。也就是说，周作人提出的“人的文学”其实是他在文艺上的宽容的批评精神的基础。因此，在文艺批评上，要做到宽容与理解，最重要的是要确立“人的文学”的基本理论框架和文学精神，只有认识到人的存在与价值，才能够“自由地发表那从土里滋长出来的个性”。周作人主张在文学批评中表现个性，他在《国粹与文化》一文中说，“我们主张尊重各人的个性，对于个性的综合的国民性自然一样尊重，而且很希望其在文艺上能够发展起来，造成有生命的国民文学”。他在这篇文章中指出，“模仿都是奴隶，但影响却是可以的”，就是说，他将国民文学的个性寄托于民族性，不应模仿古人与西人，应当写出现代的、具有中国民族性的文学。周作人这种文学上的自觉的个性意识和民族意识，在上世纪二十年代欧化思想高涨的年代里是难能可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