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朝语言认同探析

摘要：北朝时期，汉语在与鲜卑语的竞争中，得到越来越多的鲜卑人的认同和使用。在后期由于六镇鲜卑的南下虽一度出现曲折，但汉语凭借其强大的语言和文化优势，最终成为融合后新的民族共同体的唯一语言。其过程昭示出民族大融合背景下语言认同的大趋势和北魏孝文帝的政治智慧及文化勇气。部分鲜卑语的融入使汉语在局部上得到充实和发展。北朝语言认同的完成，对于促进民族融合和国家统一都具有巨大的历史意义。

关键词：北朝;语言认同;鲜卑语

中图分类号：K239.2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0751（2015）11-0119-05

语言作为交际和思维的符号体系，是民族文化的根基。语言认同是指个人或群体对某一语言认可或使用的过程和结果，是构建和维系文化认同和民族认同的媒介和纽带，也是民族认同的明显标志。北朝语言认同特指对融入了鲜卑语的汉语（当时称华语或魏言、齐言等）的认同，是当时民族大融合的重要内容和典型表现。迄今为止，学术界多是从历史学或历史语言学角度对史籍中的少数鲜卑词汇的音义进行探究，前者如缪钺《北朝之鲜卑语》①，后者如日本学者白鸟库吉《东胡民族考》②、聂鸿音《鲜卑语言解读述论》③等，尚无从语言认同的视角作专题探讨的成果，只有周振鹤《从方言认同、民族语言认同到共通语认同》④提及北朝语言认同，但囿于论题限制，未作深入阐发。因此，非常有必要对北朝语言认同从动态方面和静态方面，即从其过程和结果两方面进行系统梳理，并对鲜卑人在语言认同方面的历史贡献进行恰当评价，以充分认识北朝语言认同的历史意义。

一、北朝语言认同的过程

北朝语言认同经历了一个从各自独立的单语认同，到大量鲜卑人和少量汉人的双语认同，再到鲜、汉民族共同体的汉语单语认同的过程。北朝后期，鲜卑语的使用虽曾一度流行，但终究难改北朝语言认同和语言融合的发展趋势。

1.认同的变迁：从单语认同到双语认同

北魏初期，朝廷、军队及鲜卑民众使用的语言是鲜卑语。随着汉人与鲜卑交流合作的逐步深入，汉语的重要性日益受到统治者的重视，朝廷特置“译令史”，负责翻译工作。《魏书》卷一一三《官氏志》：（天兴四年）“十二月，复尚书三十六曹，曹置代人令史一人，译令史一人，书令史二人”⑤。《南齐书》卷五七《魏虏传》亦载：“诸曹府有仓库，悉置比官，皆使通虏汉语，以为传驿。”⑥由于懂鲜卑语的汉人较少，因此常常会受到重用。晁懿“以善北人语内侍左右，为黄门侍郎”⑦。鲜卑统治者对汉语的重视无疑起了导向作用，致使鲜卑下层民众也渐“染华俗”，士兵们也熟悉汉语而对鲜卑语有所生疏，统治者为此还编写字典，在军队中传授鲜卑语，以维持军令的前后统一。《隋书》卷三二《经籍志一》：“后魏初定中原，军容号令，皆以夷语。后染华俗，多不能通，故录其本言，相传教习，谓之‘国语’。”⑧《隋书・经籍志一》所录《国语》十五卷、《国语》十卷等⑨是用汉字拼写的鲜卑语书籍（当是一种特殊的、原始的双语词典），用来帮助鲜卑人学习鲜卑语。此时鲜卑人竟然需要借助汉语学习鲜卑语，说明他们已经入乡随俗，汉语反而“反客为主”了。《隋书・经籍志一》中还有《杂号令》一卷⑩，这里的“杂”当是混杂之意，体现了军令用语不再纯用鲜卑语，而是掺入了汉语等语言，鲜卑语的生存危机已露端倪。

2.认同的升华：对汉语的单语认同

太和十九年（495年）六月己亥，孝文帝正式下诏：“不得以北俗之语言于朝廷，若有违者，免所居官。”孝文帝的诏旨体现出了对汉语语言的文化认同和加速语言统一的决心，这一决策在酝酿过程中得到了一些鲜、汉重臣的支持，如咸阳王禧和李冲等。孝文帝理智地应对了鲜卑上层的反对声音，如东阳公元丕“雅爱本风，不达新式，至于变俗迁洛，改官制服，禁绝旧言，皆所不愿。高祖知其如此，亦不逼之，但诱示大理，令其不生同异”。

改制使汉语快速取代了鲜卑语的“国语”地位。《魏书》及《洛阳伽蓝记》屡屡出现“魏言”一词，是汉语成为北魏朝廷唯一官方用语的证明。《魏书》卷一三《蠕蠕传》：“大檀部落衰弱，因发疾而死，子吴提立，号敕连可汗，魏言神圣也。”《洛阳伽蓝记》卷四《城西・融觉寺》：“流支解佛义，知名西土，诸夷号为罗汉。晓魏言及隶书。”《隋书・经籍志一》录有《鲜卑语》五卷、《鲜卑语》十卷，可能是较《国语》十五卷等出现更晚的同类书籍，与周武帝所撰《鲜卑号令》一卷同出于北周，没用“国语”之名，正因为其成书时鲜卑语已经失去了“国语”的地位。孝文帝改制后，鲜卑语在中原地区逐渐被遗忘，而北镇也不再是只通行鲜卑语。高欢本人就兼通汉语。“于时，鲜卑共轻中华朝士，唯惮服于昂，高祖每申令三军，常鲜卑语，昂若在列，则为华言。”《北齐书》卷四《文宣纪》：“初，高祖之归尔朱荣，时经危乱，家徒壁立，后与亲姻相对，共忧寒馁。帝时尚未能言，H然应曰‘得活’，太后及左右大惊而不敢言。”证之以《宋高僧传》“H言曰‘得活’，二字分明”，透露出当时北镇也在使用汉语的事实。

3.认同的反复：鲜卑语再度成为重要语言

随着六镇鲜卑的南下和掌政，朝廷用语中再度出现鲜卑语，语言认同一度发生曲折。但鲜卑语所呈现的只是昙花一现。出于现实的需要，东魏、北齐通鲜卑语的汉族士人受到拔擢重用。如祖E被荐举的原因之一是“解鲜卑语”。个别汉人士大夫对鲜卑语极度热衷，颜之推曰：“齐朝有一士大夫，尝谓吾曰：“我有一儿，年已十七，颇晓书疏，教其鲜卑语及弹琵琶，稍欲通解，以此伏事公卿，无不宠爱，亦要事也。”此人表现出对鲜卑语的主动性和功利性认同，颜之推对其做法则不以为然，这可能代表更多汉人士大夫的态度。北齐汉人通鲜卑语者寥寥，“尝有鲜卑聚语，崔昂戏问昕曰：‘颇解此不？’昕曰：‘楼罗，楼罗，实自难解。时唱染干，似道我辈。’”统治者对鲜卑语并未大加提倡，更未成为北齐的国语。对于《敕勒歌》，《乐府诗集・杂歌谣辞四》引《乐府广题》曰：“其歌本鲜卑语，易为齐言，故其句长短不齐。”《乐府广题》以齐言代指汉语，说明汉语在北齐已获得国语地位，北齐语言认同基本完成的反映。

⑥萧子显：《南齐书》，中华书局，1972年，第98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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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魏书》本纪前后的记事详略程度作一比较，会发现拓跋鲜卑从道武帝时代开始，应该就有了对皇帝言论的一些原始记录，在统治者只讲或多讲鲜卑语的情况下，当时的史料留存可能通过两种方式，即用汉字拼写鲜卑口语和直接用汉语翻译鲜卑口语。按照刘知几的说法，似乎当时主要依赖的是前一种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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