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朝儒者邢劭

摘 要：北朝文学家邢劭出身名门，其家族世传儒学。邢劭成年以后担任国子祭酒并中书令，位居显要，大力推行儒学，与他的家风是风不开的。作为当时的儒学大家，他推重儒家文化，表现在三个方面，首先，他对儒家思想的坚持并躬身践行；其次他的政治观念中包含很强的儒家精神；最后他大力推行儒家教育。

关键词：邢劭 儒家 忠孝 礼法

邢劭（496―569年），字子才，小字吉，河间郊（今河北任丘北郑州镇）人，北齐诗人、骈文家。历任骠骑将军西兖州刺史、中书令、国子祭酒，加特进。邢劭的诗文创作和思想作倾向有很强的时代特性，名噪一时，有“大才士”之称。他不仅是北朝文学突出的代表，更是当时的思想领袖。他以儒立身，排斥佛教唯心主义，为后人称道。

邢劭的思想以儒家为主，其深受儒学家风的熏陶，又承北魏汉化高潮时期，其本人对儒家的信条恪守不二。首先体现在他对孝道的坚持。《洛阳伽蓝记》卷三《城南・景明寺》条：“永熙年末，（邢劭）以母老辞，帝不许之。子才情辞恳至，涕泪俱下，帝乃许之。”其丁母忧，哀毁过礼。忠孝两难全，邢劭选择回乡丁忧，一方面是对孝道的坚持。史书载，邢劭年幼即孤，惟其母及一兄相依为命。其兄邢臧早殁，血亲仅邢母，永熙年末公元534年，邢母去世，邢劭回乡丁忧乃理有可依，情所必至。而此时的北魏政权，经过尔朱荣之乱，高欢擅权已处在摇摇欲坠之中。邢劭此时离开洛阳回乡，也是出于政治上的考虑，不想让自己卷入政治斗争中。那么这里就有一个矛盾，忠也是儒家强调的一个信条，况且孝武帝对邢劭不薄，“诏以光禄大夫归养私庭，所在之处，给事力五人，岁一朝以备顾问。”可谓恩优特甚，而邢劭在王朝即将倾覆的时候选择离开，即是不忠，这岂不是与他所受的儒家教育格格不入？与他信奉的儒家思想自相矛盾？对于这个问题，笔者认为这是与当时的社会风气有关系。自西晋司马篡魏以降，统治者推行以孝立国，原先孔门春秋大义的忠君已经立不住脚了。又兼南北朝战乱频仍，胡人入据华夏，华夷渐融，士子又频频易主，倘若要求臣子效忠殉节恐怕已是不可能。《南齐书・褚渊王俭传论》云：“魏氏君临，年祚短促，服褐前代，宦成后朝。晋氏登庸，与之从事，名虽魏臣，实为晋有，故主位虽改，臣任如初。自是世禄之盛，习为旧准，羽仪所隆，人怀羡慕，君臣之节，徒致虚名。贵仕素资，皆由门庆，平流进取，坐至公卿，则知殉国之感无因，保家之念宜切。”在此等危难之际，全身保家乃是当务之急，举世皆然，无关乎忠孝。赵翼《陔余丛考》卷十七“六朝忠臣无殉节者”条更一针见血地指出：“自汉魏易姓以来，胜国之臣，即为兴朝佐命，久已习为固然。其视国家禅代，一若无与于己，且转籍为迁官受赏之资。故偶有一二耆旧，不忍遽背故君者，即已啧啧人口，不必其以身殉也。”[1]诚哉是言，故以是否忠君来判断其人是否为忠实的儒家信徒是站不住脚的。

邢劭注重儒家的社会功用，在律法礼仪方面极有建树。北朝以儒治国，注重礼教与礼仪制度。邢父亲邢虬精于三礼，劭受家学，对礼仪也是通博。史载“孝昌初，与黄门侍郎李琰之对典朝仪。”孝昌初（525）时的邢劭刚二十出头，竟能对典朝仪，足见邢劭对礼仪的精深。邢在东魏、北齐时期，曾两次参与修定律法。第一次在东魏时期，据《洛阳伽蓝记》卷三“城南・景明寺”条下载：“暨皇居徙邺，民讼殷繁，前格后诏，自相与夺，法吏疑狱，簿领成山。乃敕子才与散骑常侍温子升撰《麟趾新制》十五篇，省府以之决疑，州郡用为治本。”在北齐文宣帝天保初邢劭第二次参与修订麟趾律，两次参与国家制定律法之后，邢劭在北齐可谓律法权威。至于礼仪制度，邢劭堪称权威， “吉凶礼仪，公私谘禀，质疑去惑，为世指南”，任中书令期间，国礼朝仪，都是自子才一人手笔，甚至在北齐代魏之际，邢都被委以重任，参与制定禅代仪注。

邢劭的儒家思想体现在他的政治观里。邢劭的《为齐文宣受禅赦诏》有这样的一段话：“无德而称，代刑以礼；不言而信，先春后秋。故知恻隐之化、天人一揆；弘宥之道，古今同风。”短短34个字精准地概括了邢劭的政治观。首先是礼乐为主，宽猛相济的政治理想。“代刑以礼”、“先春后秋”，春日阳和，秋风萧杀，以之分别代表宽松和刑杀。邢劭主张最理想的治国方式应该是用礼乐代替刑法。子曰：“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孔子强调礼制同化百姓，是为邢劭所本。儒家讲究仁政德政，落实到技术层面，即是礼法权威性在民间的树立。在这里，与“礼”截然对立的是“刑法”。邢劭认为，在治理国家不能完全抛弃刑法，否则国家的运行难以为继。因为礼法是由内而外的，对普通人没有强制性，这就难以遏止恶的产生，针对这种缺陷，只有依靠刑法的手段来威慑和裁制这些恶。所以孔子就说“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这是礼法与刑法的互补作用。“先春后秋”，先用宽松的仁义道德、礼乐风教来感化教育百姓，迫不得已才是刑罚来处理。礼制还是处在主导地位，在此基础上应当宽猛相济，这是合乎儒家思想的政治理想。再次是恪守仁政的天道观。“恻隐之化、天人一揆；弘宥之道，古今同风”，他强调恻隐和宽宏。按照孟子的理论，人有四心――恻隐之心、羞恶之心、恭敬之心、是非之心，它们分别与人的仁、义、礼、智相对应。那么恻隐之心相对的是仁，从“人皆有不忍人之心”出发，推导出恻隐之心与“仁政”之间的必然因果。那么人道天道皆以仁为本，这不受时间空间限制，古今同风，不迁不易。

在北魏末、西魏初，邢劭即已位望通显，官至太常卿并国子祭酒，“顿居三职，并是文学之首”，位极人臣。在国子祭酒任上，邢大力推行儒学，发展教育事务。《洛阳伽蓝记》卷三“城南・景明寺”条下载：（邢）子才洽闻博见，无所不通，军国制度罔不访及。自王室不靖，虎门业废，后迁国子祭酒，谟训上庠。子才罚惰赏勤，专心劝诱，青领之生，竟怀雅术，洙泗自风，兹焉复盛。对于热衷读书、喜好典章的后进，邢劭总是夸赞提携有加，如“仰字云驹，少机悟，美风神。好学不倦，博览群书，《五经》多通大义。善属文，甚为河间邢劭所赏。”[2]济阴王之子元文遥十余岁便能过目成诵，一次当着众人的面把只看过一遍的何逊集背下来，邢劭称赞曰“此殆古来未有”[3]邢劭曾受卢思道为弟子，数年之间学有大成。[4]北齐社会人才济济，很多到了北周甚至隋唐都发挥作用，这与邢劭这一国子祭酒的功劳密不可分。邢劭对儒家经典颇为用力。年轻时读书只重义理而不重校雠，见人校书就嗤笑他人。晚年邢劭甚有悔意，读书到了“以五经章句为意，穷其指要。”仍不失儒者本色。

注释：

[1]赵翼《陔余丛考》，中华书局1976年版

[2]唐 李延寿《北史・陆俟附陆仰传》，中华书局1973年版

[3]唐 李延寿《北史元文遥传》，中华书局1973年版

[4]《北史卢玄传付卢思道传》云，思道字子行，聪爽俊辩，通不羁。年十六，中山刘松为人作碑铭，以示思道。思道读之，多所不解。乃感激读书，师事河间邢子才。后复为文示松，松不能甚解。乃喟然叹曰：“学之有益，岂徒然哉！”因就魏收借异书。数年间，才学兼著。

参考文献：

[1] 李延寿.北史[M].中华书局，1973.

[2] 李百药.北齐书[M].中华书局，1973.

[3] 赵翼《陔余丛考》，中华书局1976年版

[4] 曹道衡，沈玉成.南北朝文学史[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1.

作者简介：林星（1987-），男，汉族，福建平潭人，福建师范大学2010级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魏晋南北朝文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