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因俗而治”政策探析

摘要：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一个民族融合的关键时期，如何处理好各民族的关系是各个王朝面对的重要问题。这一时期的民族政策也在不断的调整，“因俗而治”政策的提出，既是继承前代的经验，又是为了适应复杂的民族形势而提出来的。这里对魏晋南北朝时期实行的“因俗而治”政策的原因、主要内容及评价进行探讨。

关键词：魏晋南北朝；“因俗而治”；民族政策

“‘因俗而治’的政策可以追溯到夏、商、周时期，因为这一时期是古代羁縻政策开始萌芽。羁縻政策的主要特征就是‘因俗而治’， 即在少数民族承认中央王朝的前提下，中央王朝允许其进行有限度的自治，保持本民族原有的社会经济制度、及风俗习惯、文化传统等等” 。[1]

一、实施“因俗而治”政策的主要原因

首先与传统的“因俗而治”政策的影响有密不可分的关系。夏、商、周时期的民族政策，即要服荒服制，到周朝更为完善。宋・蔡沈《书集传》云：“要者取要约之义，特羁之而已。”到了先秦时期，在《礼记・王制》就有“修其教不易其俗，齐其政不易其宜”之说。汉朝在边疆地区设立使匈奴中郎将和西域都护及大量的属国等机构来管理北部、西部少数民族。汉朝政府也设置了属国这种管理方式，《史记・骠骑列传》曰：“乃分徙降者（于缘）边五郡故塞外，而皆在河南，因其故俗，为属国”。这类属国，与郡同名，“稍有分县，治民比郡”[2]。属国都尉下设的官员，不是划地而设，而是因部落而设。因此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继承了前代的民族政策，很自然的就在边疆民族地区实施“因俗而治”的政策。

其次是受中国历史上特殊的居住格局的影响。中国在夏王朝时期开始，逐渐形成了两大居住区域，“即以华夏族为主体聚居的中原地区，和以各少数民族为主的边疆地区。两大地域相距遥远，自然环境和气候条件差异较大，进而导致中原与边疆的生产生活方式、政权组织形式、风俗习惯等诸多方面的差距比较大。”[3]所以在客观上要采取“因俗而治”的政策来发展各民族。而这一时期，少数民族不断内迁，各个朝代也在自己的统治范围内不断探索适应少数民族发展的新形式。

二 “因俗而治”政策的主要内容

（一）管理民族机构的设立

首先是三国时期，在魏国，中央管理边疆民族事务的机构和职官主要是鸿胪少卿，尚书台列曹尚书中的客曹尚书“主外国夷狄”，掌管边疆少数民族事务。[4]在地方上，设置的地方机构和官员主要有：护匈奴中郎将、护鲜卑校尉、护乌桓校尉、东夷校尉、辽东属国校尉、护羌校尉、戊己校尉、西域长史府等。吴国中央管理民族的机构和职官，基本上同于曹魏。在地方设置上，在少数民族地区设置了军事监管机构和行政管理机构。在少数民族地区设置的军事监控机构有北部都尉和南部都尉。在少数民族地区设置的行政管理机构主要是荆州二郡和交州九郡。蜀国在中央设置了大鸿胪和客曹尚书等官，来管理民族事务的职官，管理归义蛮夷和投降者的少数民族。蜀国诸葛亮丞相在《隆中对》中提出了“西和诸戎，南抚夷越”[5]之策。

其次是西晋时期，自东汉以后，北方边疆少数民族不断内迁，内迁的少数民族主要有匈奴、鲜卑、羯、氐、羌等，史称“五胡”。民族形势变得复杂化，西晋中央设置了客曹尚书“主护驾羌胡朝贺事”[6]。

最后是东晋南朝时期，在中央设置祠部尚书，未设客曹尚书，大鸿胪卿的设置不固定，“有事则权置，无事则省”[7]。在南朝的宋朝时期，在尚书台里开始设置客曹尚书，它的职责是管理夷狄事务即“主外国夷狄事”和掌管朝会事务即“掌羌、胡朝会”[8]。在这之后的梁朝、齐朝和陈朝，都是因袭了宋朝的制度，让客曹尚书具体管理边疆少数民族的事务。另外，在宋朝时候，还特别设置了大鸿胪，但是到了梁朝的时候，大鸿胪改成了鸿胪卿，权力有所提升，超过了客曹尚书，“位似尚书左丞，掌导护赞拜”[9]。到了陈朝的时候，基本上按照梁朝的制度进行管理。在地方设置上，东晋和南朝的各个王朝设置的军事机构来管理边疆少数民族事务主要是通过派遣校尉、中郎将、督护等。根据《宋书》、《南齐书》、《梁书》和《陈书》等史书的记载，当时设置的军事机构主要包括南蛮校尉、平蛮校尉、安蛮校尉、宁蛮校尉和三巴校尉等等。南朝时还设立了中郎将、护军和督护。例如平越中郎将。“平越中郎将……治广州，主护南越。”[10]总之，地方设置因袭了前代，但是有所新的发展，对边疆地区的控制也更加严密，客观上为后世的行政设置提供了新的选择方式，做出了一定的贡献。

（二）这一时期“因俗而治”政策的制定

曹魏实行拉拢少数民族上层，怀柔安抚的政策。曹魏不仅对鲜卑诸部大人采取拉拢之策，对西域城邦首领和西南蛮夷君长也施行笼络之策。曹操对鲜卑三大集团“皆表宠以为王”[11]。如封鲜卑素利、弥加、厥机等为王。曹魏对西南地区的巴夷进行了封侯和赏赐官位。在建安二十年（215年），对巴夷和z夷惊醒了册封和任命，“巴七姓夷王朴胡、z邑侯杜C举巴夷、z民来附，于是分巴郡，以胡为巴东太守，C为巴西太守，皆封列侯”[12]。

三、对这一时期“因俗而治”政策的评价

魏晋南北朝时期对边疆采取的政策和措施，客观上密切了各个朝代中央与少数民族的关系，促进了南方少数民族地区的社会发展和江南的开发，加强了中央王朝对少数民族族的统治。 “因俗而治”政策易于吸收当地少数民族上层人士参政，利于地方统治的稳定。但是地方在民政上因俗而治，也导致各地治理程度参差不齐。给中央政府管理方面带来了许多不便。其实中央对边疆的管理还处于半游离状态，只要承认中央王朝的管辖，自治程度还是比较高的。总之，修其教，不易其俗，齐其政，不易其宜，从实施的结果看，显然利大于弊。（作者单位：新疆大学人文学院）

参考文献：

[1]张钟月.浅谈历代统治者“因俗而治”的治边政策[J].攀枝花学院学报.2008年第25卷第5期.

[2]范晔.后汉书.志二八.百官志五[M].北京.中华书局.1974.

[3]张钟月.浅谈历代统治者“因俗而治”的治边政策[J].攀枝花学院学报.2008年第25卷第5期.

[4]（清）洪饴孙.三国职官表[M].二十五史补编.排印本.第2册.2772页.北京.中华书局.

[5]陈寿.三国志.卷三十五.蜀书五・诸葛亮传[M].第4册.913页.北京.中华书局.1959.

[6]房玄龄.晋书.卷二十四.职官志[M].第3册.731页.北京.中华书局.1974.

[7]房玄龄.晋书.卷二十四.职官志[M].第3册.737页.北京.中华书局.1974.

[8]沈约.宋书.卷三十九.百官志上[M].第4册.1234、1235页.北京.中华书局.1974.

[9]魏徵.隋书.卷二十六.百官志上[M].第3册.726页.北京.中华书局.1973.

[10]沈约.宋书.卷四十.百家志下[M].第4册.1255页.北京.中华书局.1972.

[11]陈寿.三国志.卷三十.魏书三十・乌丸鲜卑东夷传[M].第3册.840页.北京.中华书局.1959.

[12]陈寿.三国志.卷一.魏书一・武帝纪[M].第1册.46页.北京.中华书局.195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