悲哀中的谐趣

在世界文学史上，“黑色幽默文学”被称为“大难临头时的幽默”，所表现的基本矛盾是凶险环境与个性自由之间的冲突，是带有悲剧性的“绝望喜剧”。黑色喜剧《秀才与刽子手》，便有着这种意味。

剧作以1905年科举制度和酷刑的被废除为背景，在秀才徐圣喻、刽子手马快刀“大难临头”的挣扎中，展开诙谐幽默的故事，让观众在啼笑皆非中思考人物的绝望挣扎与尴尬命运。

秀才徐圣喻与刽子手马快刀虽比邻而居，却形同陌路，剧作者为他俩营造了一个同病相怜的语境――在科举考场上挣扎数十载的徐圣喻屡考屡败，在难以实现的状元梦中，徐圣喻将科举考试作为人生的唯一乐趣；在刑场上杀戮犯人为业的马快刀刀法出众，在腰斩剐人的酷刑中感受作为刽子手的乐趣。自视清高的徐圣喻对马快刀避之如鬼，而以酷刑为乐的马快刀却对徐圣喻健美的体魄推崇备至；没有文化的马快刀常找秀才代为写信，穷困落魄的秀才徐圣喻常卖文果腹。

科举的废除打破了徐圣喻的状元梦，酷刑的废除剥夺了马快刀的行刑乐趣，原本道不同不相与谋的两人同病相怜，在借酒浇愁中走到一起，这使“大难临头时的幽默”有了可能。

在凶险的环境中，他们努力与命运抗争。马快刀辞去刽子手的工作，开了一家生意红火的肉铺，在刀与肉之间寻找乐趣，成为当地一大景观；徐秀才穷困潦倒走投无路，当了富人的私塾先生，却受尽东家的欺凌盘剥。无奈之下，徐秀才走进了肉铺当学徒，拜昔日鄙视的马快刀为师。环境逼迫下的身份转换，构成了一种谐趣，在无可奈何中，既有对命运的抗争，又有对环境的妥协。

《秀才于刽子手》的诙谐之处，更在于人物命运与性格的变异。肉铺学徒徐秀才与马快刀谈论割肉诀窍时，刽子手用行刑的艺术作比，秀才以文章的学问作喻，两个身份与性格迥然不同的人物竟成了知交与至交。更幽默的是，徐秀才居然成为远近闻名的割肉好手，马快刀居然戴上眼镜看起了唱本，在令人喷饭的结局中让人思考世界的荒谬和人生的无奈。

在演出时，导演别出心裁地设计了八位偶人登台，怪诞夸张的面具，偶人的手舞足蹈，偶人的言语唱段，使原本简单的剧情和舞台热闹了起来，既烘托了氛围，又连接了剧情，更让剧作染上一层荒诞色彩。

《秀才与刽子手》在合情合理的人物命运变化中突出了荒谬色彩，在小人物的挣扎与互助中突出了温情意味。剧中三个主要人物均颇具个性――秀才迂腐迷惘、清高坦荡；刽子手侠义倔强、耿直善良；马快刀之妻栀子花泼辣率直、真诚热心。饰演秀才的郝平，在努力把握人物个性的基础上注重形象内蕴，在充满激情的表演中，生动传神地演绎了这一洒脱而又迂腐的人物；饰演刽子手的田蕤虽然个头不高，却努力把握角色阳刚之魅，在不文不火的表演中演绎人物耿直善良的性格；饰演栀子花的王一楠突出角色的心直口快，以较为夸张的表演塑造了一个泼辣热心的女性形象。

简洁而有深意的故事、性格鲜明的人物、怪诞夸张的偶人、通俗谐趣的唱段、简约别致的布景，使该剧可圈可点，拥有了可观的观众市场。与一般喜剧不同，该剧“戚而能谐”的特点，使其颇具果戈理“含泪微笑”的意味。别林斯基评评说果戈理创作时曾说：“他的全部中篇小说都是这样：开始可笑，后来悲伤！我们的生活也是这样：开始可笑，后来悲伤！这里有着多少诗，多少哲学，多少真实！”《秀才与刽子手》则是开始悲伤，后来可笑，将悲喜剧的因素融为一体，在悲哀中具有谐趣的意味，虽然该剧总体上仍缺乏更为深刻的哲理韵味，但观众在意味深长的笑声中，仍然可以感受到人生困境挣扎中的悲哀与无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