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特劳斯论哲学与神学之关系

【摘要】神学、哲学、政治，这三者构成了施特劳斯思想的基本主题。在他看来，神学和哲学的关系代表着信仰与理性或者说神启和理性之间的张力，这也是耶路撒冷与雅典之间的冲突。文章将就他关于神学与哲学之关系的探讨进行初步的论述。

【关键词】施特劳斯；哲学；神学；关系

中图分类号：B01

一、

在施特劳斯看来，西方文明的生命力就在于《圣经》与希腊哲学这两支源流的汇集与相互冲撞。他认为，这两者之间存在不可调和的冲突，以至于“没有人可以集哲学家与神学家于一身”①。然而，也正是因为这一点，人们反而可以对这种冲突抱以宽容而放心的看法：由于此对立是绝对不可解决的，人可以安心地活在这个矛盾的对立当中。

然而，在经历了现代哲学对古典哲学的批判之后，人们渐渐忽略了神学与哲学之间的差异，甚至认为二者本质上是同一的，神学和哲学的思想方式在根本上都是理性。对此，施特劳斯坚持回到《圣经》与希腊哲学的开端去做一番真正的考察以期对这个问题做出恰当的判断。

在施特劳斯看来，雅典与耶路撒冷的区别是非常具体的但它们都直接指向一个现实问题“我该如何生活”。人天生是不完善的，而追求自我完善的人无法回避这样一个问题：如何完善自身，依靠神启还是依靠知识。因为二者在解决人类完善的看法上正是处在一个两极对立的情景，“因为哲学与《圣经》都宣称有种东西是人们所必需的，是唯一具有终极意义的，而《圣经》所宣称的那种必须之物与哲学所宣称的相反：顺从的爱的生活以及与之相对的自由见解的生活。②

二、

施特劳斯认为，在成为一种学说或者态度的共同体之前，哲学就是由（eros）所赋予生机与活力的生活方式。哲学家因这种而成为一个与其他任何团体都不一样的团体：他的每一个成员都致力献身于探索“我们该如何生活”这一问题的答案，而且须是对这一问题的答案必完全出自理性的，而非简单地求助与所谓传统与神法。哲学认为人类认知起源于惊讶，自从哲学开始出现，它的探索之路借助于感性、知性、理性的区分来护航。虽然在《圣经》中我们可以发现这种知性的类似物，但却是披上了非常具有宗教意味的神秘色彩。与此相反，哲学所依靠的绝对不是那些看起来很高尚但却充满了偶然的神启，而是依靠卑下但却坚固的理智：“哲学绝不会遗忘与艺术与工艺的亲缘，与匠人们所使用的知识的亲缘，与这种卑下但牢固的知识的亲缘。”③

哲学的这种思维内含着一种超越部族的普遍理性，亦即是说，只要人达到一定的理性层次，无论他是那个部族的人，都可以获得对最高的善好之物的认识，成为一个有德行的人。但是，《圣经》给出的完善之道却完全不同：它是建立在一个部族对其非同类信仰部族的神启持完全否定态度基础上的。这种否定的合法性不在于它是一个人类自身的行为，而是从唯一的神那里得到的启示。这个唯一的神是无处不在的，且是一切事物的原因。这个唯一的神是神秘的，而且必须是神秘的，因为唯有如此他才可能是大全的――如果他的一切都在人类理性之光的照耀下，就会成为人类理性的奴隶，根本无力负担它最初的意义。“‘我将是其所是’意味着在任何场合绝无可能认识上帝之所是。”④由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哲学是一种超越社会，超越政治或许同时也是超越道德的事物。但是在如何完善德性这一问题上二者却分道扬镳。古希腊哲学的解决路径是追问与沉思追问与沉思更是纯粹的个人行为，它完全剔除了人在非理性因素面前的谦卑，使人傲然踞于他的世界。在这个世界中，希腊人认为他们应当“认识自己”――认识作为人的意义，认识人在宇宙中的位置，仔细反思自己的意见与偏见等等，所有这一切都是对自己最坦然的面对与敞开，而非对心灵的鞭挞。

虽然在《圣经》中我们可以发现这种知性的类似物，但却是披上了非常具有宗教意味的神秘色彩。与此相反，哲学所依靠的绝对不是那些看起来很高尚但却充满了偶然的神启。但是，《圣经》给出的完善之道却完全不同：它是建立在一个部族对其非同类信仰部族的神启持完全否定态度基础上的。这种否定的合法性不在于它是一个人类自身的行为，而是从唯一的神那里得到的启示。这个唯一的神是无处不在的，且是一切事物的原因。这个唯一的神是神秘的，而且必须是神秘的，因为唯有如此他才可能是大全的――如果他的一切都在理性之光的照耀下，就会成为理性的奴隶，根本无力负担它最初的意义。“‘我将是其所是’意味着在任何场合绝无可能认识上帝之所是。”⑤

在雅典与耶路撒冷的冲突中，关于人类认知起源问题的对立可以说是最为显著的。哲学认为人类认知起源于惊讶，而《圣经》则认为人类认知来源于对上帝的敬畏。施特劳斯认为，哲学家的生活超越恐惧与战栗，同时也超越希望。对于哲学家来说，不存在最后的末日审判，没有罪恶的终点，没有超越人类的不可思议――哲学在所有可以用来证明那个作为无所不能的上帝存在的地方直接采取了一种态度：不信基础上的拒斥。由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哲学是一种超越社会，超越政治或许同时也是超越道德的事物。

相对于哲学这种近乎冷酷的思维方式，《圣经》则更对地赋予感情在人的行为中所起的作用。在《圣经》中，贫穷被看作是正义的同义词。因为穷人往往在道德上更容易博得人的同情并给人一个苦难的环境，这些都有助于体现上帝的力量以及爱。而在哲学看来，贫穷绝对不能算是美德的组成部分。只有取得了经济独立甚至是远远超出一般人的经济实力才可能去实现各种美德。

施特劳斯还以希腊哲学与《圣经》中关于人性的论述与希腊哲学关于高尚的探讨对比，来分析二者的差别。高尚在希腊哲学看来是最高的美德，因为它只是关系到个人而非与他人的关系。高尚之士能确认自我价值，并为了获得那些荣誉而奋斗。对于他们来说，原罪、基于传统的错误等等都是天方夜谭，这些感觉只属于普通人而不属于他们，他们相信可以凭借自己的努力做一个有德行的人。但是，恰恰是被高尚之士否定的那些感情却是宗教起源的基础：恐惧与歉疚。对上帝的畏惧使得一个人能最为纯粹地检查一个人的内心，因为上帝作为唯一的审判者能清楚地看到每个人心底最深处的秘密。

《圣经》与希腊哲学都认为德性或正义具有无与伦比的重要性，但是在如何完善德性这一问题上二者却分道扬镳。古希腊哲学的解决路径是追问与沉思，圣经则更主要的是依靠人们的虔诚。相较于后者，追问与沉思更是纯粹的个人行为，它完全剔除了人在非理性因素面前的谦卑，使人傲然踞于他的世界。在这个世界中，希腊人认为他们应当“认识自己”――认识作为人的意义，认识人在宇宙中的位置，仔细反思自己的意见与偏见等等，所有这一切都是对自己最坦然的面向与敞开，而非对心灵的鞭挞。

然而，在《圣经》看来，这种无情的智慧的确有自己的先天弱点。因为这种无情的沉思只会带来对共同体尊严的怀疑，从而分解共同体的行动。诚如哈列维所说“希腊人的智慧只开花不结果”，因为沉思是超越社会的个人行为，而对信仰的遵从则是一种集体性社会行为。哲学追问原理，也就是追问第一因。在这一点上，哲学与神学是一致的。但是所不同的是，哲学是在自然的理念之光照耀下进行世界第一因的追问的。对于《圣经》而言，由传闻而获得的知识优先于其它类型的知识。上帝的语言可以被听见，但是他的容貌却依然隐秘。故而人们只能通过世代相传的语言来追忆上帝在最初与祖先们的约定，并在由记忆形成的传统中确立神启的地位。

三、

希腊哲学企图以可见的实例来证明上帝的存在，由此产生了自然神学。但是施特劳斯从《圣经》的角度指出了这种自然神学的不足：即使自然神学可以依靠理性提供哲学意义上的上帝，当它面对《圣经》所宣示的上帝的时候却依然没有任何可以依靠的屏障。《圣经》赋予的个人化上帝与希腊哲学关于非个人的必然性统治是雅典与耶路撒冷对立的核心所在。

一方面，对于那些深信《圣经》的人来说，他们不会相信自然神学的理性，自然神学在他们面前不会有任何的威力。对于信仰者来说，他的“信”既是一种对上帝的态度也是一种对自己的态度――他既坚信上帝的存在也相信自己对于上帝的忠诚能且一定能、会也一定会被上帝知晓。信仰者遵守上帝的命令并非因为它是理性的，而是因为它是上帝所降下的神圣启示。人们与上帝之间的契约不是两个自由且独立的伙伴型契约，此契约来自上帝对人的强制。然而这种强制不是让人绝望的哀伤，而是一种充满希望的绝望。正是在绝望之中，个人彻底显露自己的有限性，面对一个无限的世界，他毫不遮掩自己对于未知的恐惧。但同时，这种绝望却因为自己的坦诚而显得格外强大，当事情被想象到最坏之后，所有的事情都会变的好起来，尤其是当这绝望可以被一个远在不可知空间的上帝所根本掌握从而也有希望得到解救之时。

哲学认为一切事物都毫无遮掩地将暴露在理性之光下，这样一来根本不可能有理性不可能认识的事物。但是上帝曾经说过他将居于朦胧之中，如此，理性如何还能认识上帝。问题的关键在于在自己最初的态度上，哲学与圣经已经分道扬镳，信与不信，这才是问题的关键所在。

另一方面，对于哲学家来说，他们也不会相信神启的正当性。古希腊哲学著作都有著者的名字，哲学家们早已习惯了将自己的论证归于自己的名下，这是一种对于智识的坦诚：他们时刻准备承受错误带来的惩罚。但是《圣经》却是一部彻头彻尾地杂糅之作――没有一个人敢于承担相应的责任，《圣经》只是借助上帝言语来表达那些编纂者思想的傀儡，但是这些编纂者却没有勇气面对这种局面。

神启证明自己的一条重要途径在于标榜自己的“超理性”。由于要证明自己是善好的，神启必须说明自己符合理性标准。但如此以来，神启岂不是成为理性的奴隶？所以信仰者为神启辩护道：神启虽不违反理性，但却是超理性的。但是这实际上不过是表面文章，如果我们更进一步探寻：超理性之成立标准何在？在此追问下，神启的辩护者必须再一次求助理性来回答这个问题：启示处于一个两难的境地：要获得理性的支持，就必须承认其低于理性，而如果要对抗理性就必须将理性抛弃。

四、

施特劳斯通过分析神学与哲学之间的相互的攻击，说明了二者都意欲给对方设立一个审判席，但彼此却拒绝出庭。事实上，这是由于二者都预设了自己的批判前提，而彼此的前提恰恰是对方最为薄弱的环节，或者说是最不能忍受的环节。在此基础上，施特劳斯认为“哲学家从未驳倒启示，神学家从未驳倒哲学”⑥。但是需要强调的一点是，施特劳斯更多地是在指出哲学本身所具有的困境：因为神学本身承认自己有所预设，而哲学却是坚持否认一切现存的权威而保持一种天真地怀疑态度，那么当面对无法驳倒启示的困境时，哲学是否更应该检视自己的前提呢？自己本身所坚持的那些前提是否同启示神学一样也是一种信仰，一种对理性的信仰？理性不是必须要以神启加以弥补，而是对人天然缺陷的坦率承认。

施特劳斯并未给雅典与耶路撒冷之间的冲突做出终极裁决，而是仍然将其保持在一种张力当中。正是哲学与神学之间的张力，促使二者始终都处在紧张的状态并以足够重视的态度应对对方的挑战。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施特劳斯作出了如下判断：“我们每个人都能够并且应该选择其一，哲学家当敞开面对来自神学的挑战，神学家当敞开面对哲学的挑战。”⑦

注释：

①③④⑤⑥⑦刘小枫.信仰与政治哲学――施特劳斯与沃格林通信集[M].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301；303 ；304；318.

②[美]列奥・施特劳斯.自然权利与历史[M].彭刚，译，三联书店， 2002：7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