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读经典:艾思奇《大众哲学》的启示

摘要：《大众哲学》是艾思奇同志在30年代，为通俗地宣传马克思主义哲学而写的，至1948年12月，就已印行了32版，创造了中国哲学出版界的一个奇迹。《大众哲学》之所以受到读者如此热情的欢迎，与其贴近大众的内容、形式、语言关系甚密。适逢艾思奇逝世四十三周年，写下此文以表缅怀之心。

关键词：艾思奇；《大众哲学》；内容；形式；语言

中图分类号：B27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09）10－0188－02

“一定的文化是一定的政治和经济在观念形态上的反映。至于新文化，则是在观念形态上反映新政治和新经济的东西，是替新政治新经济服务的。”“在‘五四’以前，中国的新文化，是旧民主主义的新文化，属于世界资产阶级的资本主义的文化革命的一部分。在‘五四’以后，中国的新文化，却是新民主主义性质的文化，属于世界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文化革命的一部分。是人民大众反帝反封建的文化。”[1]

“新民主主义的文化是大众的，因而即是民主的。它应为全民族中90%以上的工农劳苦民众服务，并逐渐成为他们的文化。革命文化，对于人民大众，是革命的有力武器。革命文化，在革命前，是革命的思想准备；在革命中，是革命战线中的一条必要和重要的战线。而革命的文化工作者，就是这个文化战线的各级指挥员。‘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可见革命的文化运动对于革命的实践运动具有何等的重要性。”而这种文化运动和实践运动，都是群众的。

1933年12月艾思奇在上海《中华月报》第二卷第一期的文章“二十二年来之中国哲学思潮”中写道：“哲学是文化现象的一部门，文化是在一定的经济基础上建筑起来的社会的文化。”[2]而创作于1934年的《大众哲学》作为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新文化的一部分，具有新文化的特征。《大众哲学》内容、语言和形式都是为大众服务而精心设计的。

作为新文化一部分的《大众哲学》是大众的，是为全民族中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工农劳苦民众服务的。在中国革命战争中，它鼓舞着千千万万中国人民的昂扬斗志，幻化成千军万马，使敌人闻风丧胆。据说操着奉化口音无可奈何地说，“一本《大众哲学》，冲垮了三民主义的思想防线”，还气急败坏地指着陈立夫的鼻子大骂：“共产党能写出大众哲学，你们身为党员就写不出来，你们这帮该死的，白吃饭，不做事。”[3]

一、紧扣时代主题

《大众哲学》不仅在实践依据方面立足于当代，而且在理论深度上也具有当代的特征。

《大众哲学》是艾思奇同志在30年代为通俗地宣传马克思主义哲学而写的，原在上海出版的《读书生活》第一、二卷（1934年11月至1935年10月）连载，题为《哲学讲话》。后出版单行本。1936年印行至第4版起改名《大众哲学》。到1948年12月，共印行了32版。创造了中国哲学出版界的一个奇迹。这本马克思主义的“入门”书，启发了千万颗苦闷彷徨的心，许多青年人在它的影响下，走上了革命道路。成千上万的年轻人就是背着《大众哲学》奔赴延安的。《大众哲学》为什么会受到读者如此热情的欢迎呢？正是因为其内容、形式、语言都充分地考虑到了受众的需求。

1934年6月，由“社联”安排，艾思奇进入李公朴先生主持的《申报》流通图书馆读书指导部。在这里，他担任该馆在《申报》副刊“读书问答”专栏的撰稿工作；接触到大量的读者来信，特别是一些失学失业的青年人，纷纷来信诉说他们的苦衷。在这种天灾人祸、内忧外患、危机四伏的形势下，年轻人的出路在哪里？人民大众的出路在哪里？中国的出路又在哪里[3]？如当时的青年人之一陈涌写道：“我的童年和少年时代，生活并不幸福，并不平静，总是模糊地觉得应该有一种不同的生活，但这是一种什么样的生活呢？鲁迅的小说，俄国的一些作品，加深了我对旧世界的认识，但一个人觉醒以后不知道往何处去，却又带来更加剧烈的苦痛。”[4]

艾思奇抓住了大众读者的困惑所在，在书中尽量引用和大众的读者息息相关的事例，把当时国家的形势和对个人命运的思考紧紧连在了一起。即使当今时代的人读起这本书，也能通过它很清晰地明了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处于怎样的危难形式，当时的中国民众面临怎样复杂的斗争形势，对当时的时代有了更加深刻的把握。

二、创新文章形式

对于初次接触哲学的人来说，阅读《大众哲学》并不十分困难，作者充分考虑了它的服务对象，创新了文章形式。艾思奇的《大众哲学》全书共探讨了22个问题，在论证过程中每个问题都采用了小标题的形式。做到了“把教育革命干部的知识和教育革命大众的知识在程度上互相区别又互相联结起来，把提高和普及相互区别又互相联结起来。”[1]

为了开启民智，拯救旧中国于水火之中，九一八事变后，艾思奇毅然弃学回国。他很了解当时的民众普遍受教育程度低，为了点燃他们胸中的斗争之火，为革命增加力量，必须用他们能接受的形式，才能引起普遍的共鸣。艾思奇说：“我只希望这本书在都市街头，在店铺内，在乡村里，给那失学者们解一解智识的饥荒。……它不是装潢美丽的西点，只是一块干烧的大饼。”[5]

初识哲学的人往往会被它的玄奥深涩吓倒，从而放弃进一步的探究，更何况对于受教育程度普遍低下的大众。当时中国的许多年轻人看到十月革命的胜利，于是自觉地拿起马克思主义哲学这一理论武器，想让它在指导中国革命实践中发挥作用。可无奈于虽然抱着极大的热情读了一些介绍马克思主义的著作，但由于作者是外国人，又没以中国的革命实际为例，所以读时一腔热情，过后都没留下什么深刻印象。而且对于当时未具备哲学起码常识的人是很难接受的。于是艾思奇大胆创新，对于每个问题的论证过程都贯串了小标题的形式。该书有五大章，二十二节，每节均有标题以及解释性的大标题。每章各节的大多数段落前有一方小框，框内简略归纳该段落的内容。“这一特征是最富有创新和重要的。读者很少会看到有两整页长的内容。对阅读技巧不高或时间有限的读者来说，该书的外形不像哲学书的外形那样令人害怕。相反，《大众哲学》的外形是简短精练、便于间断地阅读。”[6]每个小标题对所论述的问题起到概括归纳的作用，逻辑严密，论证层层深入。读者可读了一段文字论述后又看看小标题的归纳，这样，就给没受过任何抽象思维训练的读者降低了阅读的困难，唤起了阅读热情。以免读过去仍旧一头雾水，一片混沌。无疑，《大众哲学》外形上的新鲜和简洁对它受欢迎起了很大作用。

三、直白、生动活泼的语言

革命的文化人而不接近民众，就是“无兵司令”，它的火力就打不到敌人。为达此目的，文学必须在一定条件下加以改革，言语必须接近民众，须知民众就是革命文化的无限丰富源泉[1]。

《大众哲学》所论证的哲学问题艾思奇都设计了生动活泼、简明易懂而又很能吊足读者胃口的语言来描述。

首先，使用明白如话，富于生活气息的语言。古人沈约就说过：文章当从三易：易见事，易识字，易诵读。父亲也教导艾思奇：“无论作诗、写文章，应像白居易那样，务使人人能读，妇孺皆知。”艾思奇对父亲的话铭刻于心，《大众哲学》的文章标题使用富有生活气息的语言，读来朗朗上口，倍感亲切。使哲学走出了高深莫测的殿堂，消除了哲学与大众之间的心理藩篱，融入了市民社会。正如美国泰瑞・博登霍恩所言：“《大众哲学》里没有任何古词或暗语，是用1 000个普通字写成的。作者在书中既不炫耀自己的语言知识，也不滥用或夸张地使用语言。他自愿丢弃了那种半土不洋的、学究气的语言，努力以他的目标读者能懂的语言说话，这就使他的著作有了一定的可信性和权威性。”[6]

如，“两军对战”、“三分像人，七分像鬼”、“天晓得”、“原来是一家人”、“用照相作比喻”、“是朋友还是豺狼”、“无风不起浪”、“谈虎色变”、“猫是为吃老鼠而生的”等等。

其次，制造悬念，引发读者的阅读兴趣。如，“哲学并不神秘”、“不是变戏法”、“为什么会有不如意的事”、“在劫者难逃”、“卓别麟和希特勒的分别”、“没有了”、“追论雷峰塔的倒塌”、“岳飞是怎样死的”。这样的构思，让读者一看题目，就有产生疑问，激起了读者强烈的求知欲。这也是此书引人入胜，赢得众多读者群的原由。

最后，通俗性与哲理性的结合。每一个通俗的文章标题后又加上破折号引出其揭示的哲学命题。这样巧妙的构思，是作者既考虑到了受众的接受程度，又考虑到了宣传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使命。读者可没有障碍的接受，由浅入深，由感性到理性循序渐进地深入。由通俗易懂、生动有趣的文章标题过渡深入到一个小哲学命题，符合人认识的客观规律。读者读完文章后会由生动的情节联想到相对应的哲学问题。对作者论述的哲学问题记忆犹新，不容易遗忘。使读者在实实在在的生活实践中，能自觉运用哲学思辨的方法来处理思维中的矛盾困惑和生活中遇到的难题，真正成为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有力武器。正如李公朴在序言里所说，“《大众哲学》用最通俗的笔法，日常谈话的体裁，融化专门的理论，使大众的读者不必费很大气力就能够接受。”[7]

总之，《大众哲学》贴近时代的内容、独特的语言、别出心裁的文章写作形式，使它赢得了众多读者的心。这一现象启发我们不断思索当今文化传播的形式。哈贝马斯认为，传播是一种以理解为导向和目的的行为。这种行为―主体之间通过符号协调的相互沟通社会一致性为基础，致力于达成理解，形成非强迫性的共识[8]。所以，为使大众欣然接受，热烈拥护，无论电视、电台、各类书刊，都应紧扣时代主题，创新传播形式，抛弃生硬、刻板、装腔作势、高高在上的姿态，使用大众喜闻乐见的语言。这样，文化传播事业定能呈现出欣欣向荣的景象。

参考文献：

[1]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6：688-701.

[2]艾思奇文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

[3]刘萍.大众哲学家艾思奇[J].民族团结，1997，（6）.

[4]陈涌.有关艾思奇的二三事[J].文艺理论与批评，2002，（3）.

[5]艾思奇.关于《哲学讲话》（四版代序），《大众哲学》[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6]徐素华.艾思奇研究在国外[J].哲学动态，1996，（6）.

[7]李公朴.“序”，《大众哲学》[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8]李庆林.传播研究的多维视角――马克思、哈贝马斯、麦克卢汉的传播观比较[J].新华文摘，2006，（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