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失信者“书写”失信的“墓志铭”

作者简介：邱锡凤，1970年生，文学硕士，担任过教师、记者、编辑，现供职某省直单位

“成本”低廉的“变脸”买卖

2011年9月29日和10月12日，长沙市工商局雨花分局和芙蓉分局分别对沃尔玛超市雨花亭店和家乐福超市芙蓉广场店下达了行政处罚决定书。因为这两家店销售的汤圆等食品的包装袋上“竟然有两个不同方式印上去的两个不同的生产日期”。工商部门给出的处罚是对有问题的食品予以没收销毁，对销售非法所得予以没收，对修改生产日期的工具予以没收，按照法律规定的顶格进行罚款。行政处罚决定书下达后，10月18日，工商部门在例行检查中，在沃尔玛雨花亭店再次发现在速冻食品区域有一种商品被篡改了生产日期。

这是新近中央电视台曝光的案例。

这让人想起了已经死去的南京“冠生园”。整整10年前，2001年9月3日，中央电视台披露南京冠生园大量使用回收及霉变的陈年馅料生产月饼，举国哗然，给正在进入中秋节日状态的国人以兜头凉水。据称，当年各地冠以“冠生园”名号的企业深受其累，减产量均在50％以上。学者则指出，必须警惕短视的商业行为对中国传统节日文化的负面影响。此次事件，最终使辉煌一时的南京冠生园彻底淡出人们的俗常生活，并进入食品安全课程的反面案例中。

相较于10年前南京冠生园的回收月饼、重新加工、冷库保存以待来年再次利用，现在的不良企业已来得更明目张胆更肆无忌惮更干脆利落：直接篡改生产日期，随意延长食品寿命。一经如此篡改，尚未过期的食品，其保质期“被”延长了，已经过期的食品被“起死回生”可以入口了，而可怜的消费者就在懵懵懂懂之中成为了大号冤大头。这种罔顾律法肆意妄为，无异于从消费者口袋中抢钱，更是对消费者健康乃至生命安全的极度漠视。

我国对食品生产日期的标注方式、方法，并没有统一的法律规范，所以，专家给出的识别“真伪”生产日期的方法，只能是普通人都能够理解的几种，比如：尽量选择生产日期印制比较清晰的，而且一定要在保质期内的商品；商品的包装应该是完好的、规整的，如果其包装出现变形，特别是封口处有被烧烫或者裁剪过的痕迹，一定不要购买；如果能透过包装袋看到商品，那么应该从商品本身的颜色、形态判断商品本身的品质是否良好，而不应仅仅信赖厂家给出的保质期和生产日期，等等。

这已经类似于一个普通“质检员”的工作了。但是，它还算是一般消费者可以习得的消费常识，相较于让消费者使用试纸鉴别瘦肉精猪肉、粉肠之类，这已经大为简便且容易得多了。可是，平头百姓的日常消费如果都得增加诸多心眼，如此习得百般技艺，那这种俗常日子就过得累而且有点烦了。把“质检员”的工作转嫁给消费者，就把生产者、销售者以及监管者必须承担的相应前置责任，撇得干干净净。而且，由于“道高一尺魔高一丈”，造假者只需稍微增加一点成本运用一点“科学技术”，完全可以破解消费者辛苦习得的俗常经验。在被媒体曝光的造假者的实践中，以“天那水”、“香蕉水”之类技术水准的产品，就足以轻松擦去原来的生产日期，几乎“雁过无痕”，再重新标注的生产日期，令消费者根本无从辨别。据说，一瓶500毫升的“香蕉水”售价仅5块钱，而这样的剂量至少可以涂改5000个生产日期。换句话说，企业只需花5块钱就可以将5000袋过期的食品“变脸”后重新上架出售。

这是一笔怎样的买卖!

让失信者“书写”“墓志铭”

如何砸碎造假者的美梦，考验监管者的态度与作为，考验消费者的智慧与力量。从本文开头所述案例来看，对其中的几个细节必须保持警惕：一是流通中的食品存在篡改生产日期现象；二是存在篡改生产日期问题的食品在流通环节被查处；三是查处之后短期之内再次在相同的卖场发现相同的问题；四是沃尔玛、家乐福这样的国际知名品牌发生这样的“失信”问题。

对这些细节应该追问的是：在流通环节发现了某一两种食品生产日期被篡改的事实，那么，对于食品流通环节的监管者，是否应该迅速举一反三以点带面加大巡查力度，并且顺藤摸瓜刨根究底追本溯源直捣老巢，力争杜绝违规违法现象?而针对我们国家现有的监管体制，是否应该建立健全流通环节与生产环节监管部门之间某种高效的通报协作和联合查处机制?同时，为了根治“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的顽癣症状，是否还应该在严厉查处的同时及时向社会发出相关预警，在将查处结果昭告天下的同时建立和公布违规企业和企业主黑名单、建立并公布从业人员诚信档案以接受全社会查询和监督，建立上“黑榜”企业和企业主的食品行业禁入制度和食品行业退出机制?

这一系列的追问，再次逼向国家现行食品安全管理的制度设计。根据《食品安全法》，我国的食品安全问题由卫生、农业、质量监督、工商和食品药品监督等多个部门齐抓共管，为了杜绝以往“多头治理”的弊端，大大强化各部门之间的“无缝衔接”尤其重要。只有始终睁开监管者的“法眼”，才能随时洞穿造假者的“迷雾”。比如前述案例中长沙市工商部门在流通环节发现的违法线索，在积极查处的同时是否立即主动通报质监部门对生产环节进行调查和处理，这对于食品行业“全流程管理”、“全流域治理”至关重要。

另外，还有一个十分值得注意的现象，也是并非细节的“细节”，那就是外企的“胆子”似乎已经越来越大，那些中国消费者曾经十分信赖的洋超市、零售巨头已经“团身”加入到“售假”的行列。“入乡随俗”的他们，在为国内的失信队伍增加“新鲜血液”的同时，也给监管者提出了全新的监管课题。眼下一个不容置疑的事实是，完全依靠商家的自律重建企业道德与诚信，已经是一个十分奢侈的梦想了。那么，只有大大增加商家的失信与违法成本，以社会道义强大的软力量和法律条款坚挺的硬约束，双管齐下，以图根治。

在我们期待法律制度更加健全的时候，中国企业社会评价体系的探索近年已在悄然展开。最新的一份相关报告，是11月8日中国社科院的2011年《中国企业社会责任报告》。研究人员分别调研了中国境内的国企、民企、外企的百强企业共300家，从商业贿赂制度、产品合格率、社保健康培训、节能减排等方面进行了综合评估。结果显示，无论是国企、民企还是外企，社会责任得分都低得可怕，按百分制评价，平均得分仅为19.7分，甚至有26家企业得分为0甚至是负数分!而在这26家企业中，“入乡随俗”的外资企业就占了19家，包括阿迪达斯、戴姆勒・克莱斯勒、可口可乐等在华知名外企，其中阿迪达斯(中国)有限公司以-4分成为倒数第一。

从这种意义上说，中国社科院做了一件极有意义的事。但是，再奢侈一点说，与其由研究机构这样“隔靴搔痒”，与其等待法律体系“身强体壮”，笔者更期待企业、产品以及商家的监管者，端正态度，主动担当，立即行动，尽快建立和第一手的、最权威的企业、产品以及商家的质量档案、诚信档案、社会责任档案，让失信者“书写”失信的“墓志铭”，从而给企业一个忠告和提醒，还社会一个公道和正义，给消费者一个明明白白和安安心心。

作者说：“从这种意义上说，中国社科院做了一件极有意义的事。但是，再奢侈一点说，与其由研究机构这样“隔靴搔痒”，与其等待法律体系“身强体壮”，笔者更期待企业、产品以及商家的监管者，端正态度，主动担当，立即行动，尽快建立和第一手的、最权威的企业、产品以及商家的质量档案、诚信档案、社会责任档案，让失信者“书写”失信的“墓志铭”，从而给企业一个忠告和提醒，还社会一个公道和正义，给消费者一个明明白白和安安心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