侵权责任法视角下生态利益损害的救济机制探究

【摘 要】 伴随生态文明建设的推进，环境保护与生态安全越来越受到重视。针对现行制度下生态利益损害救济存在的障碍，本文认为，在充分发挥侵权责任法的损害救济功能基础上，应进一步明确生态利益的独立地位，确定损害量化标准，重视事前救济。

【关键词】 侵权责任法;生态利益损害;救济机制;障碍;完善对策

一、问题的提出

在我国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生态状况越来越恶劣，环境侵权诉讼越来越普遍。面对司法实践中的各类环境侵权纠纷，传统的环保救济机制已经不能满足人们的利益诉求，进而影响人们的健康安全与生活质量。

针对生态利益的损害，有两种救济方式，公力救济或私力救济。公力救济主要表现为刑事责任和行政责任，均强调以惩罚手段使加害人承担法律责任，而生态利益受害人并不能直接从中获得等价补偿，所以过度依赖于公力救济不能有效平衡生态利益的公共性与个体利益诉求之间的冲突。[1]另外在我国司法实践中，环保公力救济的渠道并不畅通，主要表现为两点：其一，法律中没有明确规定提起环境侵权诉讼的公诉主体;其二，环境监管部门和检察院的具有严重滞后性，直接导致了生态利益损害行为得不到及时制止，更谈不上预防，公力救济的作用没有有效发挥。

生态利益损害公力救济的渠道不畅以及滞后性，决定了私力救济存在的必要性与现实性。民事侵权责任是典型的私力救济，通过侵权责任生态利益受害人可以得到补偿，并且借助司法力量的损害赔偿措施，对破坏生态的行为给予必要的惩罚与预防。[2]

二、侵权法救济生态利益损害的障碍

1、请求权基础缺失

侵权责任法虽是救济法，但它并不救济所有损害，而只是救济“可赔偿损害”。理论上来说，“可赔偿损害”既包括对法定权利的损害，也包括尚未法定化的但可适用侵权法一般条款的其他权益。但随着立法技术的进步，对于侵权法认可并给予保护的权益种类已逐步实现法定化，这就导致在司法实践中，裁判者要判定求“可赔偿损害”中的损害是对法定保护权利的损害。现在生态利益是属于尚处于学术界讨论的新型概念，其内涵和外延尚不明确，并未法定化。所以，实践中生态利益往往不认为是法定保护利益，对生态利益损害的救济需要依赖于传统侵权法领域中的人身、财产利益。

2、损害认定规则模糊

对生态利益的价值评估一直是生态学的研究热点之一。由于生态系统功能和过程的复杂性，对生态利益认识的不确定性以及环境资源的生态价值确定的主观性，导致现在仍然难有公认的最合理的核算生态价值的计量方法。另外，从法学角度上看，传统侵权行为本身是一种无价值行为，而生态利益损害行为通常本身就是必要的经济活动或者正常的生产、生活活动的“副产品”，在价值判断上，是一种有价值的侵害，[3]这一点致使生态利益损害的认定难上加难。

三、生态利益损害救济机制的完善

1、明确生态利益的独立地位

在生态危机日益严重的现今社会，单纯依靠人身利益和财产利益保护受害人已经不能适应现实需要。生态利益之所以未被传统侵权法纳入其中，是因为在过去人类作用于自然界的行为还没有造成严重且持久的生态破坏，法律在调整规范社会关系、协调利益冲突时没有将生态利益作为考量因素，人们对生态利益的需求也没有强烈到要用法律进行保护的地步。但是，随着工业化的深入推进以及人们观念的更新，在频繁爆发的生态灾害中人们逐步认识到生态利益的重要性及其保护的迫切性。对于生态利益损害的救济，首先应明确生态利益属于法定保护利益，生态利益损害才属于“可赔偿损害”。在司法实践中，针对生态损害的侵权赔偿请求案件逐年上升，生态损害的侵权救济不可或缺。所以，把生态利益作为一种独立利益进行确认与保护，是无可回避的历史趋势。

2、确定损害量化标准

在具体案件中法官帮助人们补偿生态利益损害时，并不能因为技术性困难而拒绝确定生态利益损害的赔偿数额。比如在我国天津海事法院2004年裁判的“塔斯曼海轮溢油”案，就海洋生态环境损害作出赔偿1000余万元的判决。[4]对于生态利益损害的赔偿数额计量方法由于资料有限，本文难以提出具体建议，只能就确定数额应考量的因素进行粗略归纳。

其一，考虑生态利益的共享性;生态利益不仅属于个别主体、一定区域范围内的人，它关系到整个人类以及其他生命体的可持续发展，生态利益的价值必然大于自然资源的经济价值。其二，考虑生态利益的未来性;从时间维度上看，生态利益属于当代人，也属于后代人。一旦遭到损害，难以在短时间内恢复甚至永久无法恢复。其三，考虑生态利益的间接性;生态系统是一个有机整体，“牵一发而动全身”。比如，滥伐森林会造成水土流失，影响水源，甚至可能出现水源枯竭，影响工农业生产，进而导致更大的损失。

3、重视事前救济

法律经济分析学主张，预防功能是侵权法的目的，补偿功能是侵权法的工具。预防损害的成本远低于事后救济的成本，选择预防损害的发生是理性经济人的行为。特别是对于生态利益这一特殊损害，考虑到生态系统的难以恢复甚至不可恢复的现实情况，应充分发挥侵权法事前预防机制的作用。

在具体度方面，可以做一些预防性的立法设计。比如，当生态损害尚未完全发生时，允许人们启动诉讼程序，采用司法手段予以排除，提前救济生态利益损害。“因为诉讼是维持侵权制度作为一种对过失的有效威慑力所必需的。[5]如此制度安排，生态利益的潜在受害人才能获得动力，主张赔偿诉讼，遏制生态损害的过度发生。

【注 释】

[1] 王莉.反思与重构：生态利益损害的侵权救济法救济机制.重庆大学学报，2009.6.97.

[2][4] 王莉.侵权责任范式下生态利益损害的救济障碍及应对.科技进步与对策，2010.11.44.46.

[3] 樊杏华.环境侵权责任及其实现的几点思考.山西高等学校社会科学学报，2010.6.75.

[5] 理查德・A・波斯纳.法律的经济分析（上）.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7.264.

【参考文献】

[1] 宁清同.生态权初探[J].法治研究，2012.9.47.

[2] 王世进等.侵权责任法与环境法的对话：环境侵权责任的最新发展[J].武汉大学学报，2010.3.403.

[3] 刘超.论环境标准制度的环境侵权救济功能[J].华侨大学学报，2014.3.1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