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论巴黎和会

过去对中国近代史的诠释，很大程度上受前苏联世界革命意识形态等的影响，不一定能贴近中国自身历史发展的脉络。革命理论强调帝国主义压迫是近代中国苦难的根源，抨击中外条约全部都是不平等条约，必须唤醒民众并联合以平等待我之苏联共同奋斗，进行反帝废约斗争，一举废除不平等条约，恢复中国之自由平等。

这种诠释用在北洋外交时，破绽甚多，常不能自圆其说。北洋政府是当时国际承认的中央政府，继承了清政府的国际条约义务，必须尊重国际主流秩序以合乎法理的方式往来。北洋外交官能够灵活掌握国际局势变化，借参加欧战加入主流国际秩序，又以战胜国身份积极参加战后巴黎和会，在国际舞台上据理力争，维护了国家利益。

但过去对巴黎和会中国“外交失败”的阐释，历经90多年似已成为定论。这种观点认为中国虽是战胜国一员，和会却将德国原来在山东的权益交给日本，地位如同战败国。事实上，在和会中中国各方面的表现不差，若以全盘及长远角度观之，中国在巴黎和会中的外交成绩应属难能可贵。

南北暗斗

当时南北对立，北京与广州为谋维护国家利益，经协调后同时下达停战令，对内筹备南北议和，对外筹组联合代表团参与巴黎和会，向国际社会表达中国对外一致的姿态。中国代表团包括全权代表五人，分别为陆徵祥（北京外交总长）、王正廷（广州军政府代表）、顾维钧（驻美公使）、施肇基（驻英公使）、魏宸组（驻比公使）。此外，还有襄办公使及其随员，以及各部陆续到巴黎协助代表团工作的新派遣或替补人员，总数达62人，规模在与会27国中居第九位。

一般认为，代表南方的是王正廷。王氏为美国耶鲁大学毕业生、同盟会会员，1911年曾任武昌军政府外交司长，1912年任唐绍仪内阁工商次长署理总长，1913年当选参议院副议长。广州军政府成立后，任外交次长署理部务。后受军政府之托，与郭泰祺、陈友仁赴美寻求支持，1918年春夏之交即居于纽约。陆徵祥经美国赴欧参加和会途中，邀王氏同行，许以次席代表之位。故王氏于1918年12月27日成为北京政府正式委任的南方全权代表。

在11月30日政务总裁会议中，广州军政府议决与北京政府各派三名代表赴欧。但因南北之间对和议事宜歧见仍多，不及讨论派遣赴欧代表团之组成，北京政府迫于时限，遂径自派遣由外交总长陆徵祥率领之代表团赶赴巴黎。军政府对北京之举表示抗议，并在几经周折后，于1919年2月10日公布：特任孙文、伍廷芳为欧洲和平会议全权大使，王正廷、王宠惠、伍朝枢为欧洲和平会议全权特使。追认了王氏列席和会之既成事实。其后广州政府派伍朝枢携傅秉常、伍大光等人赴欧，充议和随员。三人于3月抵法，但因伍氏抵会太迟，未能列名全权代表，只能以襄办公使的名义参与会务，列席内部讨论。

1919年1月11日陆徵祥率中国代表团抵达巴黎，获悉中国在和会仅有两个席位，力争三席不果，法国外交部告之：全权人数各国政府可自行决定，唯列席和会人员不得超过议定之数。这引发了棘手的全权代表名次问题，陆氏在17日代表团内部会议中宣布：为国家全局利益，拟请大总统任命五位代表，依次为陆、王、施、顾、魏，随后电呈大总统任命。经北京政府考虑后，大总统徐世昌电令将五位全权代表名次更改为：陆、顾、王、施、魏。但陆氏已与王氏出席18日和会开幕式，且陆氏曾允诺王氏，不管中国得到几个席位，王氏都是代表。因此陆氏再电北京更改王氏为次席，顾氏为第三席。

王正廷在中国代表团中常以南方代表的身份，要求地位与陆徵祥相当，联合主持内部会议，甚至打击陆氏威信。北京政府特于3月31日电达大总统谕：派陆徵祥为全权委员长，所有和会事宜，即由该委员长主持一切，务当悉心妥筹办理，以副倚任，确定陆氏地位居全权代表之上。可见当时南北表面上对外一致，实际仍暗斗不止，对外交造成不少负面作用。

说帖之争

和会的目的在于争取协约国间对于和平条款的一致协议。中国代表团集合外交界精英，在和会中表现不俗。

1月18日和会在法国外交部举行第一次全体大会，随即设置五个委员会，负责决议书的起草工作。中国选入“国际联盟股”及“海口及水陆交通股”，分别由顾维钧及王正廷担任代表。后又设财政、经济两股，中国被指派入后者，由施肇基代表出席。在各股会议中的表现，中国代表以顾维钧最为突出。“国际联盟股”由美国总统威尔逊任主席，集合各国重量级政治家，负责起草国联盟约。时年31岁的顾维钧在该股会议中提出许多意见，不仅对保障中国权益，在保障集体安全、维持国际公道及促进民主政治的原则等方面，也都有相当的贡献，广获与会列强代表赞誉。顾氏在该股的表现，不让于其在十人会中对山东问题的发言，也为日后中国在国际联盟中占有相当地位打下了稳固的基础。

当时国人受美国总统威尔逊主张之十四点和平计划影响，对巴黎和会期许颇高，除山东问题，还奢望能将中国所受条约束缚一举解除。中国代表团在和会中提出四份说帖，分别是《山东问题》《废除民四条约》《德奥和约中应列条件》《希望条件》。

1919年1月27日，日本代表在五国会议中以战争贡献、实际占领、中日已有成约为由，要求德国无条件让与胶州湾租借地、胶济铁路以及在山东所有其他权利。次日，顾维钧代表中国发言，他以领土完整、情势重大变迁、民族自决、最后通牒法律效力有争议等理由，一一驳斥日本立场，要求和会将山东直接归还中国。由于顾氏发言精彩，一时颇得国际同情，国人咸以为胜券在握。中国代表团于2月15日向大会提出《山东问题》，日本则多方反击，分别以战时之密约向英、法施压，以在国联盟约中加入敏感的“种族平等”条款要挟美、英、法领袖。最后日本提出1918年9月24日中国对《山东问题换文》“欣然同意”为有力之证据，最后大会决定将山东权益交给日本。

中国代表团于3月8日向大会提出《德奥和约中应列条件》，此实为近代中国首次以战胜国身份，对战败国提出的要求。说帖强调应将从前以武力威吓取得之领土与权利归还中国，并除去其政治、经济、自由发展之各种限制。具体对德条件计分九款，包括废止战前各约章；收回胶奥租借地及山东路矿权；脱离辛丑和约等。这些要求多被大会接受，列入对德《凡尔赛和约》中。中国代表团所提对奥条件，也与对德条件绝大部分相同，多被列入对奥《圣日尔曼和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