析巴黎和会相关的外交技巧问题

摘要　巴黎和会期间，中国代表团在山东问题的交涉上，运用“以夷制夷”的外交策略，这一过程改变了中国外交格局，并使其呈现如下进步特色：关注国际情势和民意舆论；熟悉并善用外交技巧；关心国家和民族权益；彰显独立自主倾向。

关键词　巴黎和会　外交技巧　运用特色

中图分类号：D829 文献标识码：A

一、巴黎和会的外交技巧

在巴黎和会谋略和胆魄正是中国外交史上光辉的一幕，它给中国对外关系带来很大的变化，其中很明显的看到我国外交技巧的进步，其技巧特色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对国际情势、民意舆论非常注意。鸦片战争的失败，满清政府对当时的国际形势变化一无所知，面对出现的新的外交事务，当政者根本就不了解外交技巧为何物，他们也不知道外交技巧是什么东西，误国误民，对中国的崛起有很大的影响。可是在参加巴黎和会的时候，我国的外交方面和外交技巧方面发生了很大变化与改观，随着时代的发展，中国新的外交和外交官已经基本了解了国际的形势与本国民意的重要性，欧洲战争的爆发，顾维钧就以敏锐的与谨慎的态度分析中国参与欧洲战争的利与弊，他解释说：“我们参战会提升中国的国际地位，可以有机会让中国在和会上提出自己的正当的要求。”并且顾维钧还谨慎地观察欧战，创造了通过以和会的形式来解决外交问题。因此，还在欧洲大战进行时，顾维钧先生成立了一个外交的小组，这个小组的职责是搜集相关的一些资料，对这些资料加以分析和研究，以确定中国的这次外交应当采取什么样的措施和方法。从以后的情况来看，顾先生做的这些工作是很有必要，它为中国外交代表们，特别是顾维钧自己在巴黎和会上运用之前的准备与外交策略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对于现代意义上的外交手段颇为熟悉，并善于灵活利用。儒家思想的对中国的长期影响，在近代和中世纪时期，中国在外交国际关系上是关门锁国状态。“中国自秦始皇统一六国起（公元前221　年）　到鸦片战争订立南京条约（1842　年）　，约2100　年，很少（即并不是没有）　发生现代意义上的这种外交关系”。　但是，从清政府后期到民初，在中国与外国人进行屈辱的外交过程中，中国的外交在某些方面正在发生一些微妙的更新，在清朝的后期，外交的的这个职业已经是被职业化的了，并注重外交的与时俱进，并随着时代的发展更新换代。北洋政府时期，外交部内聚集了一大批留学欧美的职业外交家，他们了解世情、善于论辩、文辞精炼、谙于国际外交法规，他们应用他们的才智以及积累的一些外交技巧，开辟中国外交新的篇章，更新中国的以往外交形象，为了国家的利益赢得更多的机会。首先，中国外交代表在巴黎和会上，他们善于利用当时帝国主义之间产生的矛盾，特别是当时日美之间的矛盾，外交家们就采用了“以夷制夷”的方针，灵活的外交与斡旋，主要是为了达到获得欧美等西方国家的支持和同情，改善本国在世界上的孤立地位，达到孤立日本国的目的，让日本接管山东的霸权阴谋失败。中国的外交代表为了达到这一目的，有理必争，在后期，由于英、美、日等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很难协调，最终此策略不能奏效。其次，对威尔逊，中国外交代表提出了十四项原则，其中最值得一提的是不用秘密外交的第一项和主张各国对于一些殖民地要求应该公平调整的第五项，这两项都有很大作用，并在和会外交活动中利用这两项。在中日外交代表第一次正面交锋时，日本的外交就处于了被动的地位，对山东问题不愿意交到表示愿意交还，此外，在谈判中重大进步就是应用国际法，为中国的山东外交问题提供了一些法理依据。

关心国家民族利益和权益。顾维钧说：　“当办理重要交涉时，唯一影响你的考虑的应当是民族利益，而不是党派和政治利益，更不能考虑个人政治上的得失。”但是，从第一次鸦片战争爆发到十九世纪中下叶，在中国的外交关系上出现了一种奇怪的现象，中国只要求维护自己大国的形象和尊严权威，来满足他们自心的心理满足。不断放弃自己的和领土完整，进而形成了一种胆怯自卑与骄傲自大的交错式的外交模式。在中俄外蒙交涉中，袁世凯曾指示中方代表团用“彼有实事，我徒虚名”的方式解决问题，　遭到大众人民的反对。巴黎和会中，中国已经从丧权辱国的徒有虚名时的旧外交方针转变到实事求是的爱国方针上来，在整个和会外交期间，中国的外交代表们一直坚持他们的立场，即使有退让的情况，也是没有失去原则的退让。中国当时的外交代表对于山东问题的外交处理，从签字到拒绝签字，　从直接归还到五国暂管，在原则范围内最大程度的维护国家的利益和不受侵犯。顾维钧等代表在向政府引咎辞职的电文中感慨万千：“弱国交涉，始争终让，几成惯例。此次若再隐忍签字，我国前途更无外交之可言。”　中国的外交代表决然拒绝在合约上签字，既维护了我国的尊严，又保护了国家权益，又赢得世界舆论的同情。

独立自主的倾向已渐显露。随着鸦片战争的结束，帝国主义基本上控制了中国的经济命脉。在帝国主义的武力的威慑下，在帝国主义对中国外交的欺诈下，中国的外交已经没有了可言，哪还有外交的原则和立场，更没有自主的外交政策，这一情形在巴黎和会外交谈判时有所改善。中国外交代表虽然拒绝对德国签字，但是没有退出当时的大会，并签订了一系列的其他的外交合约，维护了当时的中国的尊严与国格形象。在这个会议可以看出，中国的外交已有自己的立场和原则了，中国的民国在外交上，在独立自主倾向上已显端倪了。尽管中国外交代表的一些提议被和会搁置一边，在山东问题作出了不利于我国的决议，从这方面说，当时中国的外交是失败了，但影响很大。

二、巴黎和会外交技巧的评价

中国代表团在和会上所表现的不急不躁、不急不气馁的态度，以及较高的外交技巧，对以后中国的外交产生重大的影响，远非失败两个字所能概括。

它在某些方面改变了中国丧权辱国的外交格局。鸦片战争到民国时期，中国的外交始终是没有太大的成果，而在和会上，中国的外交代表突然间拒绝在德国的和约上签字，并宣称当时的国际社会的不公，此举使和会，乃至整个世界都“为之鄂然”，进而结束了我国一直让而不争的外交格局，在中国的外交近代史上也是一个不可磨灭的里程碑。改变了以前秘密包办的外交特色，帝国主义想利用旧的外交来侵略我国的理想破灭了，同时也结束了我国军阀利用丧权辱国的外交来获得利益的权利也破灭了，然在和会期间，中国各政治团体与旅欧留学生时刻站在中国代表团周围，而国内的推动了我国民主思想快速的发展，这些对当时的政府与和会代表都有很大的影响，让政府看到了国民的力量，进而推动了中国的外交成为公开的外交，从而使“我国一部国权丧失史，一部帝国主义压迫史，一部外交失败史，　至此乃萌转弯回头之一线生机”。

拒绝在德国合约上签字并没有引起太大的严重后果。事实上，一些外交家们通过之前的研究和搜集资料，经过与奥签订合约仍然可以成为联合国的成员，如果共同收回在奥与德国的在华特权，对拒签德国和约的不好影响会大大的减弱。同时，由于中国拒签个和约，使日本无法继承德国的山东权利，实际上山东的问题就是一个未决的问题，为后来的华盛顿会议对这个问题的和解提供了依据。中国的这种外交处理，也使西方等帝国处于二难境地。因此，中国拒签对德和约，对国际与我国的外交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此外，和会上也体现了我国外交代表的果断的气魄和胆量，达到唤醒国人的民族精神和爱国精神，迎来了波壮阔的“五四”运动的新的高潮，掀起了反帝国主义的高潮。和会上帝国主义弱肉强食、勾心斗角，陈独秀也非常感慨的说：“各国都重在本国的权利，什么公理，什么永久和平，什么威尔逊总统十四条宣言，都成了一文不值的空话。” “公理战胜强权”不过是水中镜花，世界人民对帝国主义的幻想开始破灭。

三、小结

现阶段，通过外交的手段，维护国家发展的和平背景，中国人民为了共同的发展，在外交方面更多地聚焦于共同利益，而不是强化对立立场。中国在处理争端的过程中，体现了以下中国的外交技巧：外交要有感染力；通过一个国家的举止来表现这个国家的信心和决心。外交谈判的起点高；最初提出的要求要高一些，给本国留出回旋的余地，在经过让步之后，本国所处的地位一定比低起点要好得多。外交处理争端的态度不要动摇；确定一个立场之后就要明确表示不会再让步。随着时代的发展，我国的外交技巧逐步呈现进步特色：关注国际情势和民意舆论；熟悉并善用外交技巧；关心国家和民族权益；彰显外交的独立自主。

（作者：贵州师范大学法学院10级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法学教育）

注释：

李元明.世界近代国际关系史（下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5.723-724.

吕秋文.中俄外蒙交涉始末.文海出版社有限公司，1976.28.

秘笈录存.文海出版社有限公司，1976.223.

每周评论.1919，（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