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制化视角下的学校教育惩戒现状研究

时间:2022-08-06 10:15:32

法制化视角下的学校教育惩戒现状研究

摘 要:当前中国的教育立法在授予学校惩戒权的同时,却没有具体规定学校实施惩戒的条件与程序,因此学校在惩戒学生上拥有广泛的自由裁量权。近些年来,学生因其受教育权受到学校非法惩戒而与学校诉诸公堂的现象日渐增多。实践中这些法律纠纷的产生,反映的是现行法律体制的不足。

关键词:教育惩戒:法制;现状;学校

中图分类号:D9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3)24-0301-02

在中国大陆,立法并没有使用惩戒二字,相当概念多用管理或处分等词替代。法律赋予学校这种教育惩戒的权力,目的在于维护学校的权威与自治。作为一个相对自由和独立的机构,学校有权利按照自己的标准和价值去培养接受教育的学生。但是,中国的教育立法在授予学校惩戒权的同时,却没有具体规定学校实施惩戒的条件与程序,因此学校在惩戒学生上拥有广泛的自由裁量权。

从目前的情况来看,现在大部分学校把都把教育惩戒视为一种内部行为,基本上都是按照自己的内部规定对学生进行各种惩处和教育,直至开除学籍。但对惩戒决定不服的补救措施、及对其恰当性以至合法性的认定等等问题,学校则没有最终的决定权。过去,由于受学校的办学体制等各方面因素的影响,其合法性、正当性问题并未引起教育界和学术界重视。近些年来,学生因其受教育权受到学校不公正惩戒,而与学校诉诸公堂的现象日渐增多。在大多数情况下,原告都是以其受教育权被侵害为由向法院提讼,其中有的被受理,并最终为自己讨回公道,有的却不被受理。实践中这些法律纠纷的产生,反映的是现行法律体制的不足。

一、教育行政立法的滞后

虽然中国颁布了不少涉及教育行政管理方面的法律、法规和规章,在教育立法方面取得了很大的进步,但是还是存在着很多问题。

1.学生权利保障实体法规较少。根据中国教育法的规定,作为受教育的学生应当享有听课权、活动权、学历权等基本实体性的权利和告诉权、申辩权、听证权等基本程序性的权利。但中国现有的法律法规,对于学生的这些权利,基本上看不到有相应的配套立法加以规定[1]。如整个《高等教育法》第六章“高等学校的学生”的七项条文内容主要是对高校学生个体行为的规定,而对学生权利仅以一句“高等学校学生的合法权益,受法律保护”一笔带过而已,学生权利被侵犯就会成为一种不可避免的现象。

2.教育行政部门、学校及其内部机构对学生处置权利的空间太大。《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规定了中国学校实行“依照章程自我管理”的运行机制,学校有权对受教育者进行纪律约束和学籍管理,受教育者应该严守所在学校的管理规定。但是法律在授权学校有权自定规则的同时,却没有对学校的授权权限作出明确规定。因此学校在进行行政管理的过程中,自由裁量的幅度很大,往往带有很大的随意性。

如当前部分学校出台的一些管理规定,如未通过计算机等级或大学英语四六级考试就不予颁发学位证书、擅自对学生的违纪行为进行罚款、向学生收取“就业违约金”等,不少已经超出了现有法规的范围。自行创设了法律规范中没有规定的新权利,其合法性和合理性都令人质疑。

3.程序法律的缺陷。程序乃法律之心脏,是正义与公平的保证。正当程序即是人们从事某项有意识的行为所必须遵循的步骤和方式。学校教育惩戒能直接影响到学生的受教育权利状况和法律地位,其在法律性质上相当于“行政处分”,所以必须遵循管辖、取证、调查、告知、申辩等正当程序的要求。程序的基本价值诉求在于对学校教育行为“是否合理”、“是否正当”的检查,即通过法定的程序、权利的限制等有效限定学校的教育惩戒行为,防止一些学校滥用自己的“教育惩戒权”[2]。由于缺乏应有的理论指导,加上受旧的行为方式惯性和传统观念的影响,中国学校的管理多存在着“重实体、轻程序”的倾向,较少重视学生程序性权利的保护。如中国颁布并实施的《教育法》、《高等教育法》等法规其条文多为原则性规范,从一定意义上说还是属于宣言性质的立法,程序性规范少,在实践中可诉性较弱。当前,中国教育主管部门已经意识到教育领域,特别是高等教育领域的这一重要问题。

二、教育惩戒救济途径不畅

教育惩戒权突出表现了教育的作用,但惩戒本身并不是目的,它不应改变教育的终极目的——为人的发展服务。学校给予学生勒令退学或开除学籍的严重处罚,不仅使受教育者丧失了取得学历文凭的机会,而且也被剥夺了提升人生境界、追求高深知识的权利。为保证学生受教育权的充分实现,必须给予受教育者抗御侵害的基本权利。从理论和实践来看,学生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获得救济途径:

1.在学生申诉方面,当学生对学校当局给予自己的教育惩处不服,或认为伤害自己合法权益的时候,中国教育法规也认可学生向学校内部专门处理学生申诉的部门来申诉,也可以向其所在学校隶属的上级教育主管部门提起申诉。但是在实践操作过程中,学生的申诉则往往因大多数教育惩戒为学校独立法人的内部管理行为,而难以实现。如多数学校“学生申诉委员会”的构成多为学校领导干部,较少有学生代表的影子,即使有,也大都是仅有与学校学生管理部门密切联系的学生会主席一名,代表学生利益的力量较薄弱。

2.在行政复议方面,也存在着一些制度上的弊端。中国现行的行政复议法是把行政复议定性为行政机关内部自我纠错的一种监管机制,其基础法律关系是行政隶属关系。因此,教育行政复议也难逃行政复议“自己判断自己案件”的诘难。由于上下级之间的千丝万缕的行政关系,主管单位在复议时难免有官官相护之嫌。

3.在司法诉讼方面。当学生认为自己的合法权益受到校方的非法侵害时,可以依法向法院提起司法诉讼,但是中国的各级学校均不属于国家行政机关,他们不具有行政主体的资格。这一现实又将学生的诉讼救济排斥在行政诉讼的范围之外。一般而言,学生为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就只能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但民事诉讼又无法审查学校的决定,,从而限制了学校对学生进行惩处时的救济权利。

参考文献:

[1] 刘燕玲.论高校自主管理权与学生受教育权的冲突与平衡[J].广西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8,(4).

[2] 张义清,拓玉林.论高校教育惩戒权的程序控制[J].经济与社会发展,200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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