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监控社会”的“被知道”危机

香港地铁推出的“八达通”是车票,亦是储值卡,可以用来购物,更可用作许多场所(包括私人住宅、商业大楼、学校课室等)的出入证件,而每回消费或行动,皆留记录,只是卡主毫不在意或根本懵然不知。然而数周前忽然传出新闻,地铁公司竟擅自把客户资料出售予几间商业机构,包括保险公司和传媒,对客户的隐私构成严重侵犯,特区议员乃穷追猛打,在立法会内提出质询。

若往较深层次的角度看,这件事凸显了另一个更值得深究、关乎“监控社会”本质的核心概念:信任。

“监控社会”(surveillance society) 一词源创于上世纪80年代中期。综观学者之论,公权力对民间社会的监控企图和方法,古已有之,并非鲜事,但电子技术之进步构成了“新监控”之诞生,其特色包括:

一、旧监控者的身份是清晰可辨的,主要是政治权力的操纵阶层,新监控者的身份则多元分殊,难以单一确认,他们来自四面八方,公商皆在,隐身幕后,更糟的是,能够极容易地把取得的监控数据转移交换。

二、监控技术是不可压制或逆转的科技生产力,监控者永远相信预先取得愈多的数据愈好,而电子技术恰恰可让他们轻而易举地达成目的。这就是说,监控技术的高速发展势态对监控者构成了不可抗拒的诱惑。

三、社会监控的关键步骤之一是对被监控者进行分类,如此始能对他们各施控制,别忘了surveillance翻译为“监”和“控”,监控者不仅意图察看你,亦努力操控你,而把被监控者分类得愈精密,察看和操控才愈易成功。可无论你采用什么判准,肯定有个体不符要求而变成漏网之鱼,难以处理,易引焦虑。因此,监控社会的终极目标必是自我转型为“自管社会”,所有个体随时随地按照掌权者的意愿(不一定是政治权,亦可以是商业权、教育权、文化权)把自我填塞进某些身份标签之内,按照掌权者的期待方向工作、消费、论政、娱乐……

如何达成“自管社会”的完美目标?最稳当的做法是令被监控者懂得遗忘、善于遗忘、喜欢遗忘,千万别记得在眼前既定的判准和标签以外还可以有、也应该有其他判准和标签。

由这个角度看,监控社会所侵占的便不仅是“隐私”而更是“自主”(autonomy)。

现代城市居民生活在所谓信息社会里,各种信息长期被四方八面涌来的商业消费或公共生活灌进脑子,此等信息看似繁复多元,但其实十居其九是经由收集我们的隐私隐资料并予以精准分析/分类之后,(市场学家美其名为“标靶营销”) 才度身打造出来的罐头信息,它们透过各式各样的宣传手法告诉被监控者,你属于哪类人/消费者,你当下身处什么地方所以应该做些什么、买些什么、看些什么,如果你不这样做,便是“不符类别”,便是“不合主流”,有可能被淘汰、被边缘化。

加拿大社会学家戴维・莱昂(David Lyon)在《电子眼睛: 监控社会之冒起》一书内特以专章探讨“隐私 Vs.自主”的复杂关系,他精准地指出,失去隐私只是表象和初阶,在消费型的监控社会里,人民被喂饲得久了,很难不失去自主的意志和能力;我们以为自己有选择,其实有的只是被筛选出来的选项。

此外,任何监控行动都意味着不信任,公权力也好,商业力也罢,惟有在不信任的前提下才会对市民又监又控,但问题是,谁又可以信任监控者呢?尤其如果被监控者根本不察觉自己被监控或不明白被监控的严重性,谁来保护被监控者的利益和自由以及生活自选权利呢?尤其消费者常常在填表时看似有权决定提不提供信息,然而一旦拒绝提供,便会被拒绝于申请门外,如此一来,消费者手里的所谓决定权到底有多真实又有多虚幻?

或许这样说好了:在监控社会里,当我们“被知道”得愈多,其实我们的自主能力愈低和愈脆弱,因为一切皆遭分类操控,因为一切都被度身打造,看似体贴,其实是排除了所有尚未出现的可能性,也就等于,排除了许许多多我们不知道的美好。

监控社会,监控生命,我们都是被罩在玻璃瓶里的飞蛾,只是茫然不察,还以为过得非常快乐呢。

作者为香港城市大学中国文化中心助理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