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异乡记》索隐

2010年底张爱玲又一部作品“出土”，那就是《异乡记》。这部作品和以往她的作品最大的不同就是，这是一部残缺的手稿。正因为它是“不完整”的，所以更需要读者和研究者去思考一些问题：为何在写到第十三章还未完的时候突然中断了？这部作品中所描述的旅行过程是否符合张爱玲真实生活中的情况？其中的很多场景描写与她的其他作品所构成的“互文性”是什么样的情形？张爱玲曾经提及人生有“三恨”：一恨鲥鱼多刺、二恨海棠无香、三恨《红楼梦》未完。[1]她所在意的应该是第三恨，以至于晚年在美国沉迷于《红楼梦》的研究数十年而终究写成《红楼梦魇》。或许是一种巧合，她给我们也留下了一部残缺的《异乡记》，是不是也有意让我们去探佚索隐呢？

一、故意没有写完？

《异乡记》并不长，只有3万余字，由于是残稿，留下了很多谜团。最大的谜团当然是原稿写到80页突然中断，后面的内容无从知晓。不过我们还是可以推测一下张爱玲写作突然中断的原因，无外乎两点：不能写下去和不愿写下去。从前者来看，这个理由似乎站不住脚。因为即便是自张爱玲离开中国内地后，她也一直没有停止过写作，尽管有眼疾，后来还患有某种皮肤病，身体状况的好坏并不足以影响她完成这样一部《异乡记》。那么就只有后者，即为身体之外的精神思想上的原因，让她放弃了构建一部完整的文本。

为什么张爱玲不愿写下去？因为再往下写就要写到她这次漫长旅程的终点“温州”了，这个旅程意义上的终点实际上就是她与胡兰成那一段刻骨铭心的感情的终点，她无法面对这个“终点”。从《异乡记》行文的从容余裕以及其中所记述的一处产生矛盾的时间来看，这部手稿不像是她当时旅行的日记，很像是事后或许还是过了若干年之后依据自己的回忆写就的。从上海到温州“寻夫”的这段人生经历对于张爱玲实在是太难忘了，她无法不记下它，既是对自己的一个交代，亦是一种情绪的排遣。可以想见，作为一个背负骂名的“汉奸之妻”，在全国轰轰烈烈查处汉奸的时候去探望汉奸，这一举动需要多么大的勇气。作为一个并不常出远门甚至还常会迷路的弱女子，跋山涉水去看望一个已经有了外遇的丈夫，这是一种多么痴心的情感，更何况是在寒冬腊月的季节！如果说旅程的艰难能够换来到达终点后的喜悦，无论怎么艰辛也都值得，但等待她的恰恰是更加残酷的事实——胡兰成竟然在周训德之后又有了范秀美，这让张爱玲彻底绝望了，所以她说：“我想过，我倘使不得不离开你，亦不致寻短见，亦不能再爱别人，我将只是萎谢了。”[2]本来怀着满腔的热忱和炽热的爱去看望落难的丈夫，希望能够给予他关怀和帮助，没想到换来的却是一盆冷水。当张爱玲到达温州时，胡兰成斥责她：“你来做什么？还不快回去！”[3]这盆冷水浇灭了张爱玲对胡兰成一往情深的火焰。温州之行后，张爱玲经历了一段情感调试之后，终于给胡兰成写了绝交信：“我已经不喜欢你了。你是早已不喜欢我了的。这次的决心，我是经过一年半的长时间考虑的，彼时惟以小吉故，不欲增加你的困难。你不要来寻我，即或写信来，我亦是不看的了。”[4]“彼时惟以小吉故”①，其实不过是张爱玲给自己的一个理由，也是一个与胡兰成分手的“台阶”。“我从诸暨丽水来，路上想着这里是你走过的，及在船上望得见温州城了，想你就住在那里，这温州城就像含有宝珠在放光”[5]。她越过山山水水去找胡兰成，当然不光是因为胡兰成在难中，最大的动力当然还是爱情。因为此行的目的还有一个，就是希望胡兰成在小周和她之间做出最后的选择。面对张爱玲的到来，胡兰成并未给出张爱玲想要的回答，却格外加深了两人感情的裂痕。

我们其实完全可以坦然地接受这个“未完成”的创作，因为确有可能是张爱玲故意没有写完它。难道残缺的文本就不是文本了吗？对于一个临死之前把一切都安排得妥妥帖帖的人，很难想象她会遗忘这部《异乡记》“未完成”的状态，更何况是她“非写不可”的创作。

二、时空线索

作为一部残缺的手稿，出现一点瑕疵是可以理解的。最明显的瑕疵就是宋以朗所指出的：“如第十章写正月底上路，到第十二章反而时光倒流为元宵节。”[6]6不过就通篇而言，《异乡记》的时空顺序是比较合理的。为了更为清晰和完整地还原张爱玲从上海至温州的这段旅程，我们可以梳理一下《异乡记》的时间和空间线索：

开篇第一句即点明了时间——“动身的前一天”，通过对钱庄小伙计的描写——“略带扬州口音，但已经有了标准上海人的修养”[6]9，我们可以判断出地点是在上海（上海这个地名张爱玲后文也有交代），张爱玲此次旅行的起始地点是上海，这是没有疑问的。接下来是在清早五六点钟坐火车，中午到了杭州，去蔡医生处投宿。从上海到杭州的路上，张爱玲提及“半路上有一处停得最久”，“许多村姑拿了粽子来卖”[6]15，很容易让我们知道此处是“嘉兴”。不过值得注意的是，张爱玲将其命名为“嘉浔”，似乎是“嘉兴”与“南浔”的结合，有种城镇结合的意味，好像代表她经过了许多城和镇；另外一点，文本从这里开始地名就模糊起来，仿佛她有意不写清楚地名。“在蔡家住了三四天”[6]29，即在杭州待了三四天，之后到“永浬”去是坐的小火车。这个“永浬”又像“嘉浔”一样，是张爱玲命名的地名。“永浬”笔者认为就是“诸暨”，理由有三：第一，抗日战争胜利后浙赣铁路通车的区段有两段——杭州至诸暨和江山至上饶，显然张爱玲坐的小火车不会是从江山至上饶的；第二，胡兰成在《今生今世》里转述过张爱玲的话——“我从诸暨丽水来……”[6]；第三，陪伴张爱玲同行的闵先生应该就是斯君，斯家的老宅就在诸暨的乡下（现在诸暨还有“斯宅乡”）。

斯君夫妇与张爱玲离开诸暨乡下，大约花了一个白天的时间到达一座县城——“傍晚我们来到县城里”[6]79。从地理方位上判断，诸暨斯宅乡到温州有两条路，一条走东阳，另一条走磐安。斯宅乡离东阳比磐安近，花一个白天的时间在当时的交通情况下是可以到达的。后文也证明他们是走东阳去丽水再到温州的这条路，而不是经磐安至仙居再至温州的路线。在东阳过了一夜后，“赶早去包了一部小汽车上路”[6]81，可惜小汽车半路抛锚，只好转乘公共汽车。在茶馆等公共汽车的时候，一个流亡学生说到×城（即温州）“从这里走是绕了路了！”[6]。因此可知他们走的正是东阳至丽水这条线路，磐安至仙居那条线路从距离上讲，到温州更近一些。“半路上据说有一个地方是有著名的饼的”，“是一种半寸高的大圆盆子饼，面皮软软地包着里面的咸菜碎肉”[6]90。东阳到丽水要经过永康，这种饼正是著名的“永康肉麦饼”，再次证明了上面所推测的线路是对的。

三、互文性

“互文性”（Intersexuality），又称为“文本间性”或“互文本性”，这个概念首先由保加利亚裔法国著名符号学家朱丽娅·克里斯蒂娃（Julia Kristeva）提出。其主要内涵是：任何作品的文本都是其他文本的吸收和转化，每一个文本都是其他文本的镜子，它们相互参照，彼此牵连，形成一个潜力无限的开放网络，以此构成文本过去、现在、将来的巨大开放体系和文学符号学的演变过程。在这里，本文所要探讨的张爱玲创作的“互文性”限制在其本人的作品内，这是首先需要说明的。

《异乡记》文本与张爱玲其他文本的“互文性”是显而易见的。《华丽缘》《小团圆》《秧歌》《怨女》等作品的不少情节与《异乡记》均有密切联系，宋以朗已有相关论述，②这里不再累述。宋以朗甚至认为《异乡记》“不但详细记录了张爱玲人生中某段关键日子，更是她日后创作时不断参考的一个蓝本”[6]2。这个判断是合理的。那么我们据此是否可以推测一下张爱玲写作《异乡记》的时间呢？从张爱玲作品的“互文性”来看，《异乡记》与《秧歌》的关联度最为密切。不仅因为《秧歌》中写茅厕、写谭大娘买黑芝麻棒糖、写赵八哥、写作年糕等细节都可以在《异乡记》中看到它们的“影子”，更为相同的地方是《秧歌》中的两位主人公——“月香”和“金根”已经实实在在地存在于《异乡记》中了。《异乡记》的第七章有一大段内容，[6]56-57写的就是月香与金根这对夫妇在农村的日常生活。主人公连名字都未改动就直接移植入长篇小说《秧歌》中，我们可以大体推断出《异乡记》的写作时间是不会晚于《秧歌》的。

1953年，长篇小说《秧歌》中文本在《今日世界》杂志连载，英文本在美国出版，美国《纽约时报》《星期六文学评论》Herald Tribune《时代》周刊相继发表书评。1947年4月，散文《华丽缘——一个行头考究的爱情故事》发表于《大家》月刊创刊号。《华丽缘》中的“闵少奶奶”以及在乡下看戏的情节[7]很容易让我们与《异乡记》中的“闵太太”和第九章关于“社戏”的描写产生联想。那么，《华丽缘》与《秧歌》大致可以构成《异乡记》创作时间的上下限，当然不排除张爱玲会一段一段来写《异乡记》。总的看来，《异乡记》主体文本很有可能就是在1947年至1953年间写成的。

《异乡记》原题是“异乡如梦”[6]1，那一段人生经历对张爱玲来说真的就像做了一场梦一样，只可惜这是一场“残梦”，或许张爱玲的“梦”还在继续，还需要我们继续去“解梦”。

注释：

① “小吉”是“小劫”的隐语。

② 参见宋以朗《关于〈异乡记〉》一文。张爱玲：《异乡记》，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0年版，第2-5页。

[参考文献]

[1] 张爱玲.红楼梦魇[M].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7：7.

[2] 余斌.张爱玲传[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7：274.

[3] 王羽.张爱玲传[M].上海：上海文化出版社，2009：147.

[4] 任茹文，王艳.张爱玲传[M].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10：172.

[5] 胡兰成.今生今世[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243.

[6] 张爱玲.异乡记[M].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0：147.

[7] 张爱玲.郁金香[M].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6.

[作者简介]

谢丽娟（1985—），女，陕西米脂人，云南农业大学思想政治理论教研部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农业思想与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