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2-08-06 06:33:33
摘要： 隋唐以前的碑文与诔文均源于诗，吸纳铭文与颂文“述德”的功能，并且在思想内容、文体功用、表现手法、艺术风格诸多方面存在不可隔断的相似性。本文对此二者进行了研究，得出结论：碑、诔两种文体特征相近但并不完全雷同，而且在发展过程中出现了合流的趋势，唐以后诔文被碑文所取代。
关键词： 碑文 诔文 并举 合流
刘勰在《文心雕龙》中有《诔碑》一篇，碑、诔两种文体的并称并不是始见于刘勰，早在陆机的《文赋》中就有并称趋势的雏形，汉以后马融、蔡邕等人的人物传记中，均有碑诔并举的例子。“写实追虚，碑诔以立”（《文心雕龙・诔碑》），考察碑与诔两种文体的特征后，不难发现，碑、诔同源，虽然分属两种实用文体，但在内容形式风格等方面具有高度的一致性。
一、碑与诔同源，吸纳《诗经》的文学表现手法，文辞化用五经，体现深刻的儒家思想内蕴。
姚鼐《古文辞类纂序》：“碑志类者，其体本于诗。”《文心雕龙・诔碑》：“诔述祖宗，盖诗人之则也。”诗是碑、诔产生的源头，并对其发展影响深远。
首先，碑、诔同时吸收《诗经》中颂的文体功能，继承颂德的写作范式。颂诗以四言为主，韵律整齐，隔句押韵，节奏感强。碑文与诔文也传承这一特色。我们翻阅汉魏六朝的碑、诔作品，行文结构由“序文”和“铭文”组成，序的部分可韵可散，铭的部分（即正文）都是四字一句，工整对仗，一咏三叹。
其次，碑与诔借鉴颂诗的文学表现手法，在序文开头追述先祖世系、歌颂先祖功美。《诗经・周颂・武》曰：“允文文王，克开厥后。”这是歌颂周武王的诗，却在其首追述其父文王的功绩。“念兹皇祖，陟降庭止。”（《周颂・闵予小子》）这是周成王哀悼武王的诗，也提到祖父文王的事迹。“赫赫姜，其德不回。上帝是依，无灾无害。”（《鲁颂・s宫》）这是歌颂鲁僖公的，同时也述及周始祖姜和后稷。碑文和诔文中对先祖的记述，既表现了儒家孝道中“敬”的一面，又有祈求祖先庇佑后代之意。如东汉《北军中侯郭仲奇碑》开头即曰：“其先盖周之胄绪，虞部建国，享土受胙。”沈休文《齐故安陆昭王碑文》：“稷契身佐唐虞，有大功于天地。”曹子建《王仲宣诔》，其诔曰：“猗欤侍中，远祖弥芳，公高建业，佐武伐商。”傅毅《明帝诔》：“武伏蚩尤，文胜孔墨，下制九州，上系皇极。”这些在碑诔中歌颂先祖功美的手法均源于颂的写作手法。
再次，翻阅碑文与诔文，随处可见行文中对儒家经典的化用。“观杨赐之碑，骨鲠训典。”（《文心雕龙・诔碑》）蔡邕《郭有道碑文》是化用《论语》“循循然，善诱人”之语。王仲宝《褚渊碑文》则是化用孔子对孟子的评价：“优哉游哉，聊以卒岁。”哀公诔孔子化用《小雅・十日之交》中的语句，曹植的《王仲宣诔》化用《论语》：“其生也荣，其死也哀。”碑与诔对儒家经典的继承，在一定程度上是对中国古代封建社会伦理本位观的宣扬。儒家“以祖为宗，以孝为本”的观念深入并根植于各个文化阶层中，反馈出“见贤思齐，内自省”的个人人格修养。
最后，在哀悼所碑所诔之人的同时，深刻体认先祖功美，增强自我满足感和家庭成就感，收到“垂示后裔、作范后昆”的效果，最终回归儒家的政治教化功能。“石墨镌华，颓影岂戢？”（《文心雕龙・诔碑》）死者的形象无法消失，已经作为一种衡量后人德行的教化标准，后代纷纷敬仰与效仿的，至此，封建宗法制度下宗族的凝聚力加深。
二、碑与诔吸纳铭文与颂文“述德”的文体职能，且溢美之词颇多。
《文心雕龙・碑诔》篇曰：“夫碑实铭器，铭实碑文，因器立名，事先于诔。是以勒石赞勋者，入铭之域；树碑述亡者，同诔之区焉。”可见，碑、诔、铭、颂在文体特征方面相互通融，联系紧密，有各自的区域，又有交错的地方。
李充在《起居诫》中说：“古之为碑者，盖以述德纪功。”《文心雕龙・诔碑》云：“诔者，累也，累其德行，旌之不朽也。”碑与诔在内容上均有称述功美之辞，其实，在翻检隋唐的文献资料后，便可看到一个显著的特征：碑诔铭颂四种文体有一个相互沟通的桥梁，是“述德纪功”，且其他方面也有一些隐性的继承。下面讨论碑与诔对铭文、颂文的各种吸纳。
1.碑与诔同时吸收铭文的方面
《礼记・祭统》曰：“铭者，自名也，自名以称扬其先祖之美。”彦和在《文心雕龙》中也指出，铭文有两种功能，其一是劝诫，其二是纪功。由帝王“刻舆以弼违”。到夏商周“天子令德，诸侯计功”，铭文“歌功颂德”的文体职能充分被碑与诔所吸收，产生了周穆王“纪迹于m山之石，创古碑之意”和“周朝之诔，称天以诔之”（《文心雕龙・诔碑》）的结果。后世以来，碑、诔逐渐与铭合流，“碑铭”、“诔铭”并称的情况也很普遍：《后汉书・翟T传》：“学者为T立碑铭于学云。”《晋书・天文志上》：“崔子玉为其碑铭曰。”曹丕《典论・论文》中“铭诔尚实”《三国志・凌统传》：“权闻之……使张承为作铭诔”之句。可见，碑、诔在称颂祖先功美和所碑所诔之人行迹上与铭文“述德咏功“兼容。
2.碑与诔吸纳颂文的方面
首先，《文心雕龙・颂赞》篇云：“颂者，容也，所以美盛德而述形容。”上文我们已知碑、诔起源于诗，又受颂的影响，彦和在《文心雕龙》中指出：“颂有两种功能，其一为讽刺，其二为赞颂。”“至于秦政刻文，爰颂其德。”就是颂“述德”的最早代表。而碑、诔则充分吸收颂的赞颂功能。
其次，颂文的创作风格和写作方法上要求“颂惟典懿，辞必清铄，敷写似赋”，“揄扬以发藻，以树义”（《文心雕龙・颂赞》），还要跟着情意的变化。这些都与碑、诔的行文风格相类似。碑文要求“标序盛德，必见清风之华；昭纪鸿懿，必见峻伟之烈”（《文心雕龙・诔碑》），这是碑之制也。碑文的“清华之风”与颂文的“清铄之风”相近，碑文以形容为主，“俊伟洪深”之风与颂文运用藻饰，铺采の模恣肆的风格相近。而诔文“传体而颂文”的特色有颂文之风范，用“呜呼哀哉”四字，表达愈积愈浓的情感，又与颂文“与情而变”的情感叙述方式暗合。碑文与诔文均有自觉吸收颂文“述德”内容，只是在艺术风范和抒情表达上各有偏重而已。
碑、诔共同对铭与颂的吸纳兼容，使得碑、诔的文体特征趋同但不雷同，它们在继承铭、颂的基础上，形成了独具风格的写作格局。但应该看到，由于“述德”功能的无限膨胀，带来大量的溢美之词，也是文学发展的弊端所在。
三、碑与诔的适用人群由帝王向平民普及，内容由简到繁，向既述德又述哀发展，风格清丽与弘深并举。
《文心雕龙・诔碑》：“树碑树亡者，同诔之区。”树立石碑，表述死者的，就同诔一个区域了。其实，碑最早不是一种文体，《礼记・祭义》中有记载，碑用来系牲畜、识日影、悬棺木。孙何亦云：“碑非文章之名，后人假以载其铭耳。”后来，人们在悬棺木的碑上刻立文字，形成了碑文，才与诔文同区域。而碑也逐渐成了碑文的代名词，发展成为一种约定俗成的文体。追溯到上古时期，碑与诔的使用有严格的等级制度的规定，不是所有人都有立碑诔的权利。“上古帝王，纪号封禅，树石埤岳，故曰碑也。”到秦王刻石以记功勋，再到“后汉以来，碑碣云起”。骆鸿凯在《文选学》中指出：“碑文之作，乃子孙为其父祖，弟子为其师尊，亲故为其亲故。”可见碑文的适用范围的扩大化。诔亦如此，“夏商以前，其词靡闻，周虽有诔，未被于士。”“又贱不诔贵，幼不诔长。”（《文心雕龙・诔碑》）直至春秋战国，打破格局，有哀公诔孔子，柳下惠之妻诔惠子之文，诔逐渐也由官诔向私诔转化。
碑与诔使用阶级的广泛性带来写作形式的自由性和内容由简到繁的变革。上古帝王将相的碑、诔，形式严谨，内容严肃，氛围凝重，虽有溢美之词，但字数有限；发展到汉朝，尤蔡邕碑诔为例，“其碑莫非清允，其叙事也该而要，其缀采也雅而泽；清词转而不穷，巧义出而卓立。”（《文心雕龙・诔碑》）孔融有摹伯喈，“其文辨给足采。”诔文的字数也由十几字向几千字过渡，并且，碑与诔均是由前序文和后铭文组成，在文体发展过程中，序文越来越长，铭文更加骈俪化。
碑与诔的体制功用由最开始的碑述德、诔述哀向碑与诔既述德又述哀转变。趋向两种文体内容与风格的合流。前文我们已知碑、诔同时继承与兼容铭、颂“铭德纂行、纪德彰功”德性的一面，也有显示哀情的一面：《杜氏文谱》云：“碑以志悲贵哀慕。”《初学记》亦云：“碑，有悲意，悲往事也。”“诔，荣始而哀终，论其人也，暧乎若可觌，道其哀也，凄焉如可伤。”（《文心雕龙・诔碑》）故而傅毅之诔北海，其文叙述哀情；曹植的诔卞太后，也尚及哀情。因此，述德述哀的表情方式，是对先祖及已故之人的歌颂和缅怀，通过“巧于序悲”的艺术加工，在盛德中彰显哀情，与王国维“借景抒情”从“有我之境到无我之境”的升华，至此“自成高格”的手法异曲同工。使听者读者“观风似面，听辞如泣。”
陆机《文赋》云：“碑披文以相质，诔缠绵而凄怆。”我们翻检汉魏六朝的碑文，浑朴高古，遒劲凝重，诔文亦在缠绵中隐寓历史的厚重，文情并茂，文质相半。《文心雕龙・定势》曰“箴铭碑诔，则体制于弘深。”碑与诔的总体风格是清丽与弘深并举，它们或多或少渗透两种风格，但两种文体根据文体特征又各有偏重，诔文偏重清丽，碑文偏重弘深。所谓的“碑宜雄浑典雅”（陈绎曾，《文说》）。但是碑与诔都要求避免玄渺浮艳，正如陈懋仁在《文章缘起注》中指出：“宏邈淫艳，非碑诔之施。”
四、结语
由上述可知，碑与诔在起源、内容、表现手法、艺术风格上有很大的相似性。这势必在文体发展过程中形成一种合流的趋势。根据“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的文学发展规律，碑以“变”获得了强大的生命力，在唐以后的碑文创作实践中，作者吸收史家笔法，与“志传”结合，内容饱满，表现手法多样。“若无新变，不能代雄”，新变后的碑文彰显了竞争的优势，使得狭窄的诔文最终贪埽退出了历史舞台。唐以后，碑文取代了诔文的文体职能，并且向更宽广的文学道路上迈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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