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析大足石刻创作的思维倾向

摘 要：艺术作品能够映射出创作者的心路历程，体现创作者的知识结构、文化修养以及民族的、社会的、时代的印迹。本文从中华民族的思维特征溯源；从宋代佛教的转型谈起；从宋代社会意识形态展开；以宋代文化历史、民族背景进行分析，探寻大足石刻创作的思维倾向，思考这一创作思维倾向的优劣，以及对当代雕塑艺术的影响。

关键词：大足石刻；思维；转型；世俗化

中图分类号：J3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312（2013）23-0024-02

一、引言

原始社会、由于对自然缺乏了解，出现了巫术……。到了汉代，战争使人的生命变得更加脆弱，佛教的出现，化解了人类对生死的困惑，近代，科学的的引进，解决了许多人们难以理解的事物。

从巫术到宗教再到科学，这是人类对宇宙，对自然，对生命，对生死，对生活的思考与反映。中国经历了漫长的封建社会，宗教在封建社会影响是非常大的，通过宗教艺术现象去分析它的思维过程，往往能发现一个民族的心理历程。

佛教艺术从云岗、龙门到大足石刻。从粗旷、雄伟到典雅、精致；从佛像的庄重、神圣到菩萨、罗汉的世俗化。这一创作思维的转变到底是怎样形成的呢？让我们落脚在大足石刻上，去认识这一转变的来龙去脉。

二、大足石刻创作上的主要思维特征

统观大足石刻，在创作上的主要思维特征非常明显：1、内在的整体与联系，结合设计者整体思维理念、一气呵成的气魄，以及石刻内容与形式的内在联系进行阐述；2、连环画式的图文，诗画结合的表达，连续性的说明，更加通俗易懂，渲染了石刻的感染力；3、含蓄、内敛的表达，如观音的面部、衣褶、体态方面的刻画，表达更符合中国人的习惯；4、宗教多元化，佛教本土化，佛、道、儒对立统一的发展到三教会同，在造像创作思维上相互渗透。

三、大足石刻创作思维倾向的根源

第一、农耕文明，它的第一个特点，就是传承性。这首先是由它生产方式决定的。农业种子、技术对季节变化、工具制造等方面、知识积累方面都具有传承性。一个作物种子被发现，那么它就会一代代被传下来。人们会不断地加深对这种植物的认识。农耕与天气季节变化密切相关，对季节变化的观察总结也是不断地积累。也就是因为这种生产上的传承需要，后来发展到了对祖先世系记载的认真程度。农耕文明的最大特点，是安土重迁，因为缺少变化，所以很容易建立一种稳定恒常的秩序。农耕文明发展，必然出现中央集权。从文明发展的进程看都是渐进的，反应在国家制度上也是渐进的。与此同时，对能制造各种灾难的自然，也有一种神灵崇拜。《吕氏春秋・恃君》篇说，人的性能，手与脚不能自己保护自己，肌肤不能抵御寒暑，筋骨不能避免被伤害，勇猛不能抵抗更勇猛的，况且还要制服禽兽、害虫，季节变化等，只有预先做好准备，以群体的力量去应付这些力量，这就是神力。农耕文明因为匍匐在大地上，自给自足，由于这种生产生活方式，自然形成了这种文明中的保守、和平、中庸和“稳定压倒一切”的文明心理。而中国内陆的重庆大足，地处四川盆地，少战乱，生活安定，人们的这种心理自然存在。

第二、从中国的文化历史、民族背景等方面纵向分析中国人的思维方式，从佛教传入中国的过程逐渐被人们吸收可以看出中华民族的认知方式：1、经验与直觉，中国古代科学和哲学的各种范畴是靠向内思维得到的，是将各种经验现象酝酿体会，豁然贯通而提出的。这是通过想象、联想而达到认知的过程，这是向内型思维。2、整体与综合的特征，就像在姓氏排列中一样，中国人的姓氏先是宗姓，辈份，然后是自己的名字，突出的是氏族整体。中西方价值观与人生追求的比较，在中国古代，儒家给中国人提供的价值观念，出现这样的历史现象：当官不成，求当圣人：报国不得则退做隐士，或吟诗饮酒自得风流，于是道教，佛教兴起，贪生的自去修道，厌世的不妨念佛。而西方文化中人生价值呈多元化。从政也是人生价值的实现，经商也被认为相当有价值。西方人眼中最好的职业莫过于律师，医生。

第三、层层深入，落脚宋代艺术思维。首先是宋代佛教的转折期，从佛与儒、道的斗争可以看出，佛教迎合时局，逐渐兴盛，而且有了新的发展――禅宗开始盛行。其次，从宋代社会意识形态推进，由于宋代的政治、经济的发展，影响宋代社会整体意识形态，而影响最大的是宋学，理学融合了儒、释、道三家学说，宋代文人士大夫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政治地位。然而，宋代文人士大夫表现出一种隐逸的思潮，含蓄、内敛的审美的特征是他们的艺术体现。宋学对艺术的影响更是深刻的，一方面，穷理与尽性，对应的是写实性与写意性，另一方面，是禅宗对艺术的影响，艺术作品里处处充满禅机，是当时非常流行的一种方式。由于诗词、绘画更适合宋代文人抒情遣兴，以及皇家对绘画的重视，所以，宋代绘画占了艺术的重头，而绘画必然影响雕塑，特别是雕塑作品运用绘画中的线，让雕塑在抽象的线中更有体感。

第四、大足石刻创作者赵智凤等人的一腔宏愿，耗毕生精力，营造了佛教的密宗、禅宗道场。儒、释、道三家思想，时代的审美观，民族的思维习惯，个人的经历等熔于一炉，于宝顶山佛湾一气呵成。据明人刘畋人《重修宝顶山圣寿寺院记碑》，宋高宗二十九年（1155年），大足米粮里出生一个赵本尊（智凤），幼年就进古佛岩为僧。年十六，西往弥牟等地云游三载，既还“传柳本尊法旨，立柳本尊教派”，称“六代祖师传密印”。他在宝顶山建立中心地区，相继在安岳茗山寺设分教区，改变柳氏自残苦行的方法，以“发弘誓愿，普施法水，捍灾御患”为手段，广布密教于两川，“德治远近，莫不皈依”。他发誓：“假使热铁轮，于我顶上旋，终不以此苦，退失菩提心”，率其徒众募化集资，于南宋淳熙至淳佑年间，连续七十年，琢诸佛像上万躯，创建了我国独无仅有的、规模宏大的密教曼荼罗。在天堂和地狱之间的岩壁上，赵智凤感慨地刻下了“相识满天下，知心能几人”十个大字，让人深思。可见，当时许多人并不理解他，所以才有此感叹。

四、大足石刻创作思维倾向的思考

大足石刻创作思维倾向的思考。分四个方面：1、从儒、释，道分别逃向“心学、禅宗、玄学”可看出中国传统思想向内思维的特点，这是一种更成熟更智慧的思维模式；2、从人与自然的关系阐述意象思维“天人合一”的宇宙观，意象思维在今天的公共艺术上的运用，让思维的空间更辽阔、更广大；3、从中西医的比较以及中国传统的宏观哲学视角去认识中国含蓄、内敛、整体、联系的审美特征，这种审美观对今天的艺术也是潜移默化，润物无声；从绘画与雕塑的关系探索雕塑艺术的意境，绘画中线条的运用，用抽象的线表现雕塑的体感，塑绘结合，浮雕与立雕结合，色彩与空间结合，体会另一种意境；4、从中国传统绘画中体会气韵、传神等形而上的观念，升华雕塑的内在美，佛性含摄人间的大秩序，佛的观念在人的心理上的意义是超越生死烦恼的终极追求，佛性就是大足石刻的内在气韵。

总之，从大足石刻创作的思维倾向中，我们可以看到中华民族的思维心理历程。做为一个东方文明古国，改革开放以来，国人一直在向西方学习，而忽略了中国本土自身创作思维的精髓。而今，我们发现，在艺术创作的思维模式上，中国人有其独特的魅力，我们自身的这种思维模式是否值得发扬，特别是对当代雕塑艺术而言，是值得我们审视和反思的。

参考文献：

[1]王子云.中国雕塑艺术史.长沙：岳麓书社，2005年.

[2]孙振华.中国雕塑史.杭州：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1999年.

[3]王家斌，王鹤.中国雕塑史.天津：天津市人民出版社，2005年.

[4]刘长久，胡文和，李永翘.大足石刻研究. 成都：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5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