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政难题 第3期

在中国做企业，创业之初，必读《水浒传》；创业小成之后，非读《红楼梦》不可。

《红楼梦》里，荣国府的二老爷贾政，老实办差，勤奋做官，被安排了一个江西粮道的“肥差”。贾政家里有钱，又有世袭的勋职，立志当一个大清官――不但不搜刮民财，还从家里拿钱倒贴。可是，这个一心当清官、好官的贾政，有背景、有文化、有资历的大领导，却栽在了一帮小吏手里。

不是贾政无能，而是小吏太难对付。

“贾政难题”的起源

要解决“贾政难题”，必须先弄清楚：到底什么是官，什么是吏。

官吏二字，往往混用，其实不同。通俗地讲，官，是管人的人，管比他更小的官，管下面的吏，官不直接管事，不直接管老百姓。吏，是衙门里、机关里、企业里的中间阶层，他们直接管事、做事。老百姓、客户、消费者平时见不着官，与他们打交道的往往是吏。“现官不如现管”，“阎王好见，小鬼难缠”。

汉朝的时候，官和吏没有明显区别。当时每个部门的老大是官，其他的全是吏。汉朝的大官，常常由吏而来。甚至宰相从吏员升上去，也不是什么奇怪的事情。到了唐朝，吏和官，已经有了清浊、高下的区分了。

造成重官轻吏的罪魁祸首，是元朝的蒙古人。蒙古人马上得天下，以为骑兵就是一切，不学中国字，根本无法治国。而汉族的读书人，又被堵住了科举做官的路，正好适合蒙古人的需要，进政府当书记、文案，也就是吏。吏成了一条无可奈何的出路。从此官吏分流，遗祸千年。

到了明成祖朱棣时，又定了一条更坏的政策：吏不能当御史、不能考进士。这样一来，吏在官场上再也没有前途。结果，优秀的读书人都不去做吏，只有落第秀才们去充当。朝廷里充斥着读四书的书呆子，绍兴师爷则把握朝廷六部、地方州县的行政。明代有人去绍兴当官，朋友鼓励他说，“天下治乱在于六部，六部的吏完全是绍兴人，所以，治好绍兴就治好了天下。”可见当时吏的权力之大。到了清朝年间，吏的权力更大了。天下不管什么事情，到了吏的手里，铨选（考察提拔干部）可疾可迟，处分可轻可重，财赋可侵可化，典礼可举可废，人命可出可入，讼狱可大可小，工程可增可减。他们既被人看不起，又没有官场的前途，也没有正式的俸禄，索性自认流品卑污，自暴自弃，捞钱使坏。

明清的官员，别看是才子名臣，甚至像张居正、曾国藩、张之洞，其实都是管人的官，不是管事的官，基本没有地方基层的行政经验。所有的事务，都把持在吏的手里。一般人十年寒窗，进翰林院，天天读圣贤书，到了三十来岁出来做官，对于实际的事务，几乎一无所知，只能任由吏们摆布。书办的官称为“书吏”，大小衙门基层的公务，只有书办才熟悉，这一点就是他们的“本钱”，其中的真实情况，以及关键、诀窍，为不传之秘，所以书办虽无“世袭”的明文，但无形中父子相传，有世袭的惯例。户房书办简称“户书”，他之所以阔气，是因为额征钱粮地丁，户部只问总数，不问细节，当地谁有多少田、多少地，坐落何方，等则如何？只有“户书”才一清二楚。他们所凭借的就是祖传的一本秘册，称为“鱼鳞册”，没有这本册子，天大的本事，也征不起钱粮。有了这本册子，不但公事可以顺利，户书本人也可以大发其财。

中国企业现在又在走这条死路，走向“贾政难题”。企业里也开始官吏分流，管人的官不懂事务、管事的吏不顾大局。不解决吏这个“贾政难题”，其他的战略、战术、思想、理念、机制都是白费，就像张居正说的“浪费纸张和口水”。

治官容易治吏难

贾政自幼饱读诗书，也有多年的京城“部委”工作经验，家世更是显赫，四大家族同气连枝。然而，到了地方上当官，由于不懂“吏”情，结果被“吏”们收拾得服服帖帖，吃了大亏。

贾政是有心做个清官的，一是家里有钱，钟鸣鼎食，从来不用为钱操心；二是有这个可以世代传下去的爵位，不想为了眼前小利坏了大局，另外，贾政的个人修养，也是荣宁二府中最高的。可是，他想做清官，底下的吏们不干，他们联合起来收拾这位清官老爷，搞得这位贾大老爷事事不爽，样样不利。贾政想出趟门，没人打鼓、没人抬轿、没人吹吹打打，寸步难行。贾政没办法，只好向这帮吏的头目李十儿打听，李十儿告诉他：“那些书吏衙役都是花了钱买着粮道的衙门，哪个不想发财？俱要养家糊口。”说来说去，贾政要想把这个官当得舒服，只能默许这帮吏贪污受贿。贾政只能撂下一句：“我是要保性命的，你们闹出来不与我相干。”这些吏逼迫贾政默许之后，开始无法无天，终于弄到不可收拾的烂局。

李十儿这些恶吏，无非只是想捞点钱。《水浒传》中的宋江，就不是要钱这么简单。他区区一个郓城小吏，不但家财万贯，出手豪阔，还名满天下，居然有觊觎天下之心。宋江只是区区一个郓城小吏，县政府的小科长，家里虽然有点田地，但与柴进比，根本不是一个重量级。然而，正是这位宋江，将“及时雨”的品牌发挥到了极致。作为天皇贵胄的柴进，能量居然不如一个县城小吏，这就是“贾政难题”造成的后果。

俗世间的恶吏们爱财，佛祖手下的尊者也难以免俗。《西游记》第九十八回记载，唐僧师徒四人走了14年，终于到了西天，见了佛祖后，去阿难、伽叶两位尊者那里领经书，结果如来同意他们领经书的批示也不管用，二位尊者问唐僧索要见面礼。唐僧他们不识趣，不信邪，结果只能领到无字的白本。直到他把紫金盂献上，才算取经成功。

对于晚清的“老大”慈禧来说，李鸿章、恭亲王、庆亲王、左宗棠这些人，就是她的“吏”。北洋海军被看作李鸿章的私人势力范围，他的政敌为了防止其势力膨胀，阻挠北洋海军购买新的枪炮舰艇，把很多钱用在修颐和园上面，导致在军备上落后于日本海军，而在明知北洋海军外强中干的情况下，逼其仓促出战，间接造成了甲午战争中的惨败。可是，李鸿章的政敌们，也有他们的充分“正义”道理。当时光绪想要亲政，他的拥护者们为了让慈禧体面舒服地退居二线，修座园子给她安享晚年，也是无奈之举。让慈禧身边的宠臣们大发一笔“修园财”，以便交换到实际的政权，进行光绪的改革，似乎也理直气壮。然而，最终的结果是，这两派从自己的角度出发，都在做自己认为“正确”的事情，却导致了非常糟糕的结果。

吏，可以将善成恶政。北宋王安石的变法措施在宁波推行试点时，大获成功。为什么同样的政策，推广到全国就失败了？历史学家众说纷纭，但“贾政难题”是其主因。当时宁波的范围毕竟小，王安石天纵英才，亲力亲为，把吏的负面作用降到最低。然而，全国变法开始后，王安石纵有三头六臂也无暇顾及，只能由吏去推行全国。一支由宋江、李十儿、阿难、伽叶们组成的吏员队伍，可以把任何善成恶政。

解决“贾政难题”的五大药方

吏手中真正的权力来自于两个地方：一是信息，比如当年“户书”半世袭地掌握着“当地谁有多少田、多少地，坐落何方，肥瘦如何”这些信息，没有这些信息，地方官和朝廷寸步难行；第二是处理信息的经验，就是作为“不传之秘”的公务诀窍、关键、要害。

在现在的企业管理上，很多人在研究“关键员工的管理”，其实也是这个吏带来的“贾政难题”。关键员工带来的难题很多，比如高管投奔竞争对手之后的竞争、掌握核心技术的员工跟老板要挟、有能力的干部带亲信集体反水、创业元勋功高盖主、有野心的高管鸠占鹊巢反客为主。针对这些问题，其实药方不少，到书店一看，管理咨询的老师们会告诉你很多理论，比如学刘备摔孩子“情感留人”、针对绩效发奖金、按年资加薪、升职、期权、精神激励、企业文化、保密协议……可是，这些药方基本上没有多大用处，治标不治本，最多顶个两三年的药效，到时候企业的费用成本上去了，病症又恢复了，甚至还更严重。

第一药方：省吏主义，化吏为民

扬汤止沸，不如釜底抽薪，既然问题出在吏上，索性将其省去，这是遇到“贾政难题”时的直觉本能反应，也是第一药方。

唐朝晚期的“牛李党争”中，“李党”首领李德裕力图整顿朝政，有句话叫“省事不如省官，省官不如省吏”。这是一剂猛药，一般人不敢轻用，李德裕以一人之力，挑战整个官吏系统，最终仍难以力挽狂澜。

在企业管理史上，最激进的“省吏主义者”是亨利・福特。福特创造的流水线，绝不仅仅是采用通用零件、标准化装配而已。流水线和标准件更大的意义在于，它们把企业中的一个庞大阶层――吏变得无足轻重了。一切都是标准的，吏的自由裁量权被压到最小程度，讨价还价、上下其手的机会大大减少，吏的活动空间一小，内部的交易费用自然大减，成本下降，效率大大提高。所谓扁平化问题，其实也是省吏主义，化吏为民的一种体现。

福特在他的自传中，津津乐道于对付企业里的吏。“在雇佣人们工作的过程中，最令人头痛的是繁杂的组织及由此滋长的拖沓低效的办事程序。那种号称‘组织天才’的人，才是生产力发展的最大阻碍。我的工厂和企业均无组织，也没给任何职务附加特殊的职责，没有权力的继承和特权阶层，没有官衔和会议。我们只有精干的办事人员，因此也就没有任何繁文缛节。由于没有头衔及权力限制，任何一名员工可以找任何一个人。”

福特把企业的中间阶层视为天敌，而他管理工人的工具，除了标准化的流水线，就是他的亲信班奈特领导的队伍――由退伍军人、出狱囚犯、打手们组成。他们的谈判工具就是拳头、棍棒和高压水龙头。当然，福特日薪5美元的高薪，使工人们愿意忍受这一切。

可是，“贾政难题”并没有被消除，只是被延迟。由于对吏阶层的过度挤压，福特从目空一切的老大地位上滑落，直到被看似官僚当道、吏员充斥的通用超越。福特二世只能引进“蓝血十杰”，改弦更张。没多久，福特公司又成了吏的安乐窝，重新遭遇“贾政难题”，让后来的艾科卡等创新者受困不已。

当年通用电气的杰克・韦尔奇，之所以得到“中子弹杰克”的“美名”，正是指其推行省吏主义，大量消灭企业中的冗吏。可惜，大部分企业都只会用原子弹，不会用中子弹。一旦推行省吏主义，往往连吏带企业一起炸垮了，省吏主义应该慎行。

第二药方：重吏主义，化吏为官

如果吏实在难以省掉，不如试着使他们变成官，让他们摆脱使坏的动机。吏为什么总是使坏？因为他们知道自己不是“官”，不是政权、企业的所有者。顾炎武也说过，“国家兴亡，肉食者谋之。”既然官看不起他们，他们就索性放手追求眼前的利益。

化吏为官，让他们进入政权的统治阶层，变成企业的所有者，分享企业大局所能带来的好处，这就是现代企业激励机制的本质。互联网公司的员工最充分地分享了这一成果，比如GOOGLE的员工，GOOGLE股票上市以后，公司周围的豪宅价格大涨。为什么互联网公司喜欢用这招？因为互联网创业时的“本钱”太少，未来太不确定，对人才又太依赖。

美国的投资银行业，在过去几百年的绝大多数时间里，都实行合伙制。为什么？投资银行业拼的就是人的关系、能力、信誉。再比如管理咨询业，麦肯锡的马文・鲍尔当年强行将自己的持股稀释，扩大麦肯锡的合伙人的“沾光”范围，这是麦肯锡后来辉煌的重要原因。蒙牛的牛根生，创业之初就吸取了伊利的教训，除了他本人外，其他人如邓九强、侯江斌、孙玉斌、邱连军、杨文俊、孙先红、卢俊、庞开泰、谢秋旭，他们都有股份。他们之所以肯放弃当时伊利的“高官厚禄”，来到前途未卜的蒙牛，除了关系、感情和“企业政治”这些软因素，股权的“硬因素”功不可没。

不过，激励机制有个悖论。它的覆盖范围越广，摊到每个人头上的份额越少，激励的效果就越弱。激励机制的极致，就是当年国有企业的“全民所有”，人人都有份，结果成了“大锅饭、大家拿”。

贾政当年就曾经为这个问题苦恼，荣国府、宁国府中的吏，全都沾着两府的光。一荣俱荣，一损俱损，他们的待遇其实并不低。可是，这个看起来不错的激励机制，无法解决“贾政难题”。连王熙凤、贾赦、贾琏、贾珍这些有大量股份的“高管”，都想着从公家拿到私囊，更不用说赖大、司棋、柳家嫂子这些“吏”了。

第三药方：吏吏相克

省吏主义的化吏为民，重吏主义的化吏为官，都只能在表面上给吏换件外套，无法改变其内在。以毒攻毒，以吏克吏，或许是个办法。

通用汽车的斯隆，面对“贾政难题”，祭出了“委员会”这把尚方宝剑。他的办法是，在部门上面设置委员会，在委员会上再设置委员会……可是，今天委员会这个词，已经快成为的代名词，于是，又有了卡洛斯・戈恩的CFT（跨功能小组）。其实，不管戈恩承认与否，CFT和斯隆的委员会是一回事，都是为了解决“贾政难题”，逼着吏把信息、资源拿出来共享的权宜之计。

近几年最耀眼的企业明星卡洛斯・戈恩，因其拯救日产起死回生而扬名。他的拿手好戏就是CFT。所谓CFT（Cross Function Team），就是跨功能小组。戈恩回忆说：“组建CFT的想法在我的头脑中酝酿了很久，我曾和无数人反复讨论、协商过成立CFT的可行性和实际操作性。在讨论的过程中我渐渐明白，单凭部门内部有些问题是解决不了的，部门与部门之间，职务与职务之间隐藏着一种未知的力量，它总是会使问题搁浅或隐藏起来。”

戈恩所说的“未知的力量”，其实是吏的利益、心态，就是“贾政难题”。不过，戈恩创建的CFT，从长期来看并不乐观。因为它本身也是一个官僚机构，也需要由无数的吏来操作，只是在戈恩的超人热情、能力之下，它的许多问题被掩盖、延迟了。但这种戈恩式强人并不多见，可遇不可求，因此，CFT迟早也会沦为企业中被吏把玩的工具。到时候没准又要设置CFT的CFT。

第四药方：电脑代替人脑，化吏于无形

吏之所以麻烦，是因为他们的头脑太复杂。有没有一个办法，让他们变得头脑简单？很多企业进行思想教育，搞企业文化，但是往往口水标语费了不少，见效不彰。只有一个技术手段，就是用电脑代替人脑。

原来是用人脑，现在改成用电脑，是一种大大的倒退，电脑处理信息的能力，比人脑差得很远。那为什么大家还要花那么多的钱、费那么大的力，实施ERP、CRM这些管理软件？原因很简单，电脑软件虽然性能不如人脑，但是，电脑不会因为占有了信息而变成可恶的吏，软件没有自己的利益可以追求，不知道胁事权以自重。弃人脑而转电脑，是一种“必要的代价”，是一种“为了进步的倒退”。

电脑的应用，实际上是把个人头脑中的经验、智慧、信息，变成“企业头脑（电脑）”中的公共经验、智慧、信息。比如戴尔，它的整个业务链很少受到吏的“人脑”干扰，阿梅里奥跑到联想当CEO了，它没有什么大的震动。哪怕走一个比阿梅里奥更大的官，也不会伤筋动骨。

然而，“贾政问题”并没有因此根治。原因在于，电脑处理信息的能力毕竟有限，企业经营管理是混沌现象，一只蝴蝶扇动翅膀，会引起席卷大地的风暴，一个士兵感冒，会输掉一场战争毁掉一个帝国。现在最强大的电脑，也无法应付这种混沌。

正是由于这种混沌，使得这场针对“贾政难题”的革命很不彻底，留下了太多的后门。依然是电脑由吏操纵、程序由吏设计、信息由吏输入、处理方式由吏选择，吏的地位并没有真正下降，甚至在某些企业还得到了加强。纵使贾政今日复生，面对用上电脑的李十儿们，估计还是无可奈何。

应急之方：先做吏，再当官

以上四条，都是从制度上想办法，重新盖房子，伤筋动骨。对于眼前的培养高级干部、培养年轻接班人来说，还有一个应急的法子，先做吏，再当官。要想当官，就得比吏还懂得吏。这个方面，可以参考一下古代的官制。中国历史上最好的官制出现在汉朝。我们不妨来看看汉朝的官，是如何产生的，为何汉朝的官比较能够“治吏”。

汉朝的国立大学叫“太学”，进了太学的，都是未来大汉集团公司的干部。这个干部储备学校，学生毕业时分成两等，甲等为郎，毕业后先在皇帝跟前当侍卫，等外面的官位有空缺时再派出去，按现在的说法，“留京”、进大单位；乙等的学生是吏，大学毕业后，分配回家乡去做吏，等到在地方上表现好了，仍然有机会被推荐到中央，成为郎，再择机派出去当官。一个人先读太学、后来做吏、再到中央做郎，经过一番培训考察再派出去当官，这时候地方、中央的行政经验都极为丰富，一般的吏根本糊弄不了他了。汉朝的时候，有很多有名的吏，很多大官甚至宰相，都从吏升上去。这样的官，自然制得住手下的吏。

清朝的皇帝，公正地讲，综合素质比明朝高出太多。原因之一，是这些皇帝在年轻时，就被派出去“办差”，到地方上去办事，这比明朝“生于深宫之中，长于妇人之手”的朱家子孙强多了。

每一个官，在做官之前，都必须做吏。在几何学上，两点之间，直线最近；但在管理学上，两点之间，往往直线最远。在企业里，想当官，必先做吏；想做好官，必须先做好吏。尤其是那些第一代的民营企业家们，自己年轻时多半有极为丰富的磨难和历练，所以对付这些吏能够得心应手。可是，他们如果想培养自己的儿子接过自己的班，必须让接班人做吏，而且最好是在别人的企业做吏，否则接班之旅多半失败。清朝的皇帝，往往在登基之前派到地方上“办差”，也是这个道理。民营企业“第二代”想解答“贾政难题”，首先就得先放下贾政的架子，去体验“李十儿”们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