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联系强度对中国对外贸易的影响

内容摘要：本文运用经济联系模型实证检验了中国与32个国家（地区）基于文化、地理、制度及改进的三重距离经济联系强度对中国对外贸易的影响。结论表明：经济联系强度对中国对外贸易具有积极推动作用；文化因素对中国对外贸易的影响正逐步增强，而地理因素对中国对外贸易的影响正逐步减弱，制度因素对中国对外贸易的影响则不明显；中国与各国（地区）的文化、地理与制度距离各不相同。

关键词：经济联系强度 文化距离 地理距离 制度距离

引言

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下，中国与各国（地区）的经济联系越来越密切，经济联系表现为双边经济联系强度的增加。西方学者对经济联系的研究起步较早，学者Taaffe.E.J（1962）首次提出“经济联系强度”这一概念，他认为经济联系强度与城市规模与人口规模成正比，与两地交通距离平方成反比。国内对经济联系强度的研究起于二十世纪末，王德忠（1996）首次引入“绝对经济联系强度”与“相对经济联系强度”等概念。侯慧（2009）借鉴经济联系模型分析长三角城市群的经济结构，描绘了长三角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趋势，并提出政策建议。

从经济地理学来看，中国与各国（地区）间的经济联系包括双边的经济因素、市场因素与交通因素等方面。经济因素的表现形式为双边经济规模，市场因素的表现形式为双边人口规模，而交通因素的表现形式为双方的地理距离，这些因素通过经济联系强度的强弱反应出来。近年来随着中国对外贸易的不断发展，田晖（2012）、潘镇（2006）等学者注意到文化因素与制度因素对中国与国家（地区）经济联系的影响。经济联系模型主要考虑经济总量、人口规模与地理距离，鲜有学者从文化、制度方面对经济联系强度进行解释，因此本文从文化、地理与制度因素解释经济联系强度对中国对外贸易的影响有重要意义。

模型构建

（一）经济联系模型

经济联系模型衡量双边经济联系强度，经济联系强度既反映经济中心对周围地区的辐射能力，也反映周围地区对于经济中心辐射能力的接受程度，本文中经济联系强度的测算公式为：

（1）

（1）式中，Rhj表示中国与国家j的经济联系强度；Ph与Pj表示中国与国家j的人口数量；Gh和Gj表示中国与国家j的GDP；dhj表示中国与国家j间距离，这种距离可以是文化距离，也可是地理距离或制度距离。

（二）文化、地理与制度距离的测度模型

文化距离表示不同国家的文化差异。当前关于文化距离的研究大多基于Hofstede（1980）的“文化五维论”学说，Hofstede认为文化距离由权力距离、不确定规避、个人（集体）主义、男（女）性化、长（短）倾向五个维度决定。据此，本文的文化距离测度模型为：

（2）

（2）式中，cdj表示国家j与中国的文化距离，ckj表示国家j在第k个文化维度的指数，ckh表示中国在第k个文化维度的指数，cvk表示第k个文化维度指数的方差，n表示文化维度的数目，yjt表示j国家t年份与中国建交的年数。要说明的是，中国香港地区以1997回归年为基准年，中国台湾地区以1992年双方达成“九二共识”为基准年。（2）式可以反映文化距离随建交年份的延长而缩短这一事实，且文化距离的缩短遵循边际递减规律。

地理距离gdj代表国家j与中国的地理距离，本文用北京与各国的首都的地理距离来表示，地理距离是固定的，不随时间变化而变化。

制度距离表示国家的制度差异。本文借鉴世界银行的全球治理指数，将国家制度分为话语权、政治稳定、行政效能、治理质量、法治、反腐败六个指标，国家的制度量化值i由六个指标求和得到，制度值i越大，说明该国制度完善，行政效率高效。本文的制度距离测度模型为：

idjt=ijt-iht （3）

（3）式中，idjt表示t年份中国与j国家的制度距离。ijt表示j国家t年份的治理指数值，iht表示中国t年份的治理指数值。

（三）基于文化、地理与制度三重距离经济联系强度评价体系

考虑到文化、地理与制度因素对于经济联系强度的影响，本文将国家（地区）间的距离分为文化、地理、制度三个维度并进行0-1标准化处理，最终得到文化、地理与制度三重距离的评价体系：

cd=cdjt/cdjtmax （4）

gd=gdj/gdjmax （5）

id=idjt/idjtmax （6）

（7）

（7）式中，d表示改进的三重距离，cd、gd与id表示0-1标准化后的文化、地理与制度距离。本文将得到的cd、gd、id与d分别带入（1）式中，测出基于文化、地理、制度与改进的三重距离的经济联系强度。

（四）数据来源

本文的GDP与人口数来源于2002-2011年的《中国统计年鉴》；文化维度来源Hofstede的专著《文化与组织-心理软件的力量》 ；中国与各国的建交年数通过中国外交部网站查询后计算得到；地理距离根据北京与各国（地区）的首都（首府）的经纬度通过距离测量器算出；制度维度指标来源于世界银行2002-2011年的全球治理指数。

本文中文化、地理与制度距离相互独立，互不影响，为直观反映出中国与不同国家（地区）在文化、地理与制度上的区别，本文利用ArcGIS软件绘出中国与32个样本国家（地区）标准化后的文化、地理、制度以及改进的三重距离，结果如图1所示。

实证分析

（一）模型选择

为研究经济联系强度对中国对外贸易的影响，本文对贸易引力模型进行改进，以中国与各国（地区）的进出口额（万美元）为被解释变量，各国（地区）与中国的经济联系强度为主要解释变量，同时考虑投资的带动效应，国内消费和成本对贸易的影响，引入外商对华投资额（万美元）、人均可支配收入（元）与原材料价格指数为辅助解释变量，改进的模型为：

log（mt）=α+β1log（Rcdt）+β2log（fdit）+β3log（ct）+β4log（rct）+ε （8）

log（mt）=α+β1log（Rgdt）+β2log（fdit）+β3log（ct）+β4log（rct）+ε （9）

log（mt）=α+β1log（Ridt）+β2log（fdit）+β3log（ct）+β4log（rct）+ε （10）

log（mt）=α+β1log（Rdt）+β2log（fdit）+β3log（ct）+β4log（rct）+ε （11）

模型（8）、（9）、（10）、（11）中，mt为t年份中国和某国的进出口额，α为常数项，Rcdt为t年份基于文化距离的经济联系强度，Rgdt为t年份的基于地理距离的经济联系强度，Ridt为t年份基于制度距离的经济联系强度，Rdt为t年份基于文化、地理与制度三重距离的经济联系强度，fdit为某国t年份对中国的外商直接投资额，ct为t年份中国人均可支配收入，rct为t年份中国原材料价格指数，其他影响因素暂不考虑。

本文基于2002-2011年中国与32个样本国家（地区）的面板数据，利用Eviews6软件，运用最小二乘法（OLS）对式（8）、（9）、（10）、（11）模型进行了回归，比较不同距离状态的经济联系强度对中国对外贸易的影响。模型的变量采用对数形式，可有效减少异方差问题，使回归结果更为精确。

（二）回归结果分析

回归结果如表1所示。回归结果表明：采用最小二乘法（OLS）估算的模型的调整R2均大于0.8，表明数据与模型之间存在较好的拟合关系。模型中各解释变量的估计系数均接受5%水平下的显著性检验，经济联系强度的估计系数更是通过1%水平下的显著性检验，表明模型中各解释变量的显著水平良好，本文重点考察不同距离状态下的经济联系强度对中国对外贸易的影响，结果表明：

1.文化、地理与制度距离的经济联系强度对中国对外贸易的影响。由表1结果可知，经济联系强度作为单个变量时，估计系数均为正数，表明经济联系强度与中国对外贸易呈正相关关系，经济联系强度越大，经济联系越密切，双边的贸易量越大。这点与现实情况相符合，2011年世界十大经济体中的9个国家跻身中国的前10大贸易伙伴中。

2.文化、地理与制度距离的经济联系强度对中国对外贸易的影响之比较。比较表1中各个经济联系强度的估计系数可见，文化距离的经济联系强度对中国对外贸易的影响强度最大，地理距离的经济联系强度对中国对外贸易的影响次之，制度距离的经济联系强度对中国对外贸易的影响最小。上述现象产生的原因可能在于，一方面随着科学技术日新月异的发展，全球交通运输成本正大幅度降低，地理因素对国际贸易的影响正逐步降低，另一方面，伴随着国家间往来的深入，文化因素在双边交往中正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成为影响中国对外贸易的重要因素之一。

3.改进后的文化、地理与制度三重距离的经济联系强度对中国对外贸易的影响。根据表1的回归结果可知，改进后的三重距离的经济联系强度综合了文化、地理与制度等因素对中国对外贸易的影响，相对于某一种单一距离状态下的经济联系强度，更能反映实际情况。

4.其他解释变量对中国对外贸易的影响。分析表1中其他解释变量的估计系数可知，外商直接投资额，人均可支配收入与价格指数与中国对外贸易呈正相关关系，表明外国对华的外商直接投资对双边贸易也具有带动作用，中国人均消费水平与原材料成本的的提升也推动着中国对外贸易的发展。

结论

第一，经济联系强度是影响中国对外贸易的主要影响因素之一，经济联系强度与中国的对外贸易呈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在经济全球化，竞争日益激烈的今天，中国要加强与其他国家（地区）的经济联系，提升中国的经济地位，创造出更多经济价值。第二，文化距离的经济联系强度对中国对外贸易的影响较强，地理距离的经济联系强度对中国对外贸易的影响较弱。这表明传统的交通地理等看得见的“硬”因素对贸易的影响正随科技发展而逐步减弱，取而代之是文化、制度等看不见的“软”因素对贸易的影响正随国家往来逐步增强。中国在加大硬件设施投入同时，更应积极的与外国进行文化往来、制度学习等活动，努力降低文化隔阂、制度差异等不利因素的影响，扬长避短，全面提升中国的经济影响力与市场竞争力。 第三，改进的文化、地理与制度的三重距离的经济联系强度更能全面地反应文化、地理、制度等因素对于中国对外贸易的影响。中国要想在世界贸易中占据重要地位，就必须综合考虑文化、地理与制度等因素，降低贸易风险，妥善处理纠纷，合作共赢。第四，中国与各国的文化、地理与制度距离各不相同。未来中国与这些国家进行经济贸易活动时，应重点考察并掌握影响最深的距离因素。

参考文献：

1.Kogut.B and Singh.H. The Effect of National Culture on the Choice of Entry Mode[J].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tudies ，19（3）

2.Isard，W.Location and space-economy[M].MIT Press， Cambridge，1956

3.潘镇.制度质量、制度距离与双边贸易[J].中国工业经济，2006（7）

4.田晖，蒋辰春.国家文化距离对中国对外贸易的影响―基于31个国家和地区贸易数据的引力模型分析[J].国际贸易问题，201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