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教合一”新探

【关键词】传统文化 文化史 三教合一

【中图分类号】B9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3089（2014）04-0008-01

儒、道、佛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体，三教的分合是贯穿近二千年中国思想文化史中一股重要的思想潮流，对中国文化乃至中国社会的变迁产生巨大影响。然而，从儒学的兴起、佛教的传入、道教的创立――三教并立到三教的发展融合，则有一个在不同时期三者相互斗争、相互借鉴、相互融合的过程。可以说是三教间关系已经具有内质的演变，但仍保留其自身的独立性。

对于此种现象，学者多以“三教合一”这种思想统而论之。我觉得这种思想有点勉为其难，体现不出这三者相互融合、相互吸收的内在特点。我觉得“三教合流”更能体现出其相互融合与相互独立的实质。现将本人的观点陈述如下，如有不妥之处，请各位同仁和专家多多指教。

我国是一个多民族、多宗教和多种文化的国家，宗教、哲学的产生和发展有着长远的历史。在先秦时期，儒学则是一种以政治、伦理为主的学说，它缺乏哲学的内涵，疏于思维和论证的方法，再加上其思想不符合诸侯争霸战争的需要，因此在战国分立时代的百家争鸣中没有占居主导地位。汉初统治者推崇黄老之说，汉武帝定儒教于一尊后，出现了两汉经学，经学是对儒学的第一次改造。他们在解释儒学经典中提出了一套以“三纲五常”为基本法度，以道家思想为基础并附以阴阳五行学说等等的思想体系，经学家们在他们的儒学中引进了神学的内涵，儒学开始儒教化，他们对至圣先师进行祭祀，使孔子祭礼成为和天地百神、祖先崇拜并列的三大祭祀系统之一。孔雀王朝统治者的大力推崇和西域僧人的传播，到三国时期，佛教思想大量的传入我国，到魏晋南北朝时期，第一：由于国家战乱不休、社会动荡，广大人民群众痛苦不堪、流离失所，人民的物质生活没有办法得到保障，人们也只能追求精神上的解脱，而佛教教义正好宣传：人生来就要受苦，才能获得来世的幸福。因此，在来世的幸福的召唤之下，人们也心甘情愿的受苦。这也迎合了广大劳苦大众的心理认同。第二：由于此时统治阶级为了缓和社会矛盾，稳定社会秩序，佛教也受到帝王的信仰和重视，国家政策明文规定：佛教寺院拥有大量土地，并且免收赋税徭役。第三：人民在经济利益的驱使之下，纷纷开始落发为僧。第四：由于佛教受到帝王的信仰和重视，印度佛教经过改造以后适应中国社会的需要，逐渐在民间扎下根来，并取得重要的发展。由于当时的背景、国家政策、经济的原因，三教也从此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出现融合的趋势。相传南北朝的傅翁头戴“儒冠”，身穿“僧衣”，脚着“道履”，集儒、释、道于一身。另外，传说中的“虎溪三笑”（名士陶渊明、僧人释慧远、道士陆修静在庐山的会见）也成为后人的美谈。道教提倡“三教一致”的思想始于晋时葛洪。葛洪使道教思想系统化时，提出以神仙养生为内，儒术应世为外，将道教的神仙方术与儒家的纲常名教相结合，所谓“以六经训俗士，以方术授知音。”（《才包朴子・释滞》）以后宣传“三教合一”思想的有梁朝的道士陶弘景等。在葛、陶之后，道家中人提到的“三教”的愈来愈多，论证也愈来愈深入。

从以上可以看出，儒、释、道三教在魏晋南北朝时期有过互相靠拢、互相吸收、互相融合的情况，但这种“一致”、“合流”并不能掩饰彼此之间的排斥和斗争。三家之间的争论有时表现得很激烈，震动朝野，甚至发生流血的事件。其苹苹大者有：在南朝宋文帝时的儒家与佛教之间有关因果报应之争；齐梁之间的神灭、神不灭之争；在北朝时由于佛、道斗争的原因所引起的北魏太武帝和北周武帝的二次废佛法难事件，以及北齐文宣帝时展开的佛、道之间的倾轧，导致灭道的举措。

隋唐时期，我国统一的封建帝国，幅员辽阔，经济繁荣，文化灿烂缤纷，儒、释、道在这个时期都有重要的发展，进入了繁盛时代。纵观这个时期，由于各代帝王信仰的不同，在不同历史时期，对儒、释、道的态度也有所不同，或抑或扬，但总的说来，对宗教是采取扶掖、支持、利用和限制的政策。儒、释、道虽然在意识形态从而在政治上呈现出鼎立的局面，但三教为了从自身发展的需要和迎合大唐帝国的大一统之政治的需要出发，也不时提倡“三教无胭”、“三教归一”或“会三归一”等等。其重要表现是：隋开皇年间的三教辩论大会；大业时令沙门、道士致敬王者而引发的斗争；唐武德年间的儒道联合反对佛教的斗争；贞观时的释、道先后之争；高宗时的多次佛、道大辩论；高宗、武后和中宗时的“老子化胡说”之争；唐中后期多次举行的佛、道大辩论；武宗时的灭佛；韩愈等儒者的反佛、道思想等等。

宋元以后，儒、佛、道三教之间的融洽关系日益见深，“合流”的思潮为中国学术思想发展的主流。在宋明时期，儒学经过了第二次改造，出现了理学。宋明理学包括程朱理学和陆王心学。理学仍然以孔孟创导的伦理思想为核心，它虽然竭力排斥释、道，特别是释、道的出世主义与虚无主义，但实际上仍然“出入于儒道”。宋明理学的思想体系中明显地可以看出吸收了释教的“空有合一”的本体论，“顿渐合一”的认识论，“明心见性”、“返本复初”的修持观等，因之有人说是“阳儒阴释”，或者“三教合一”的新形态。理学的开山祖周敦颐的著作《太极图说》明显地是三教融合为一的代表作。二程主张“性即理”，强调“天理”与“人欲”的对立，并通过内心的修养功夫来“窒欲”，以恢复天理，这明显的受到过佛教心性论和禅宗修持方法的影响。王阳明是心学的主要代表，通观他的“良知”道德本体论及“致良知”的修养方法，与禅学的佛性论及修持方法有着很多相通之处。总之，理学派的“援儒入佛”、“儒道契合”使儒学在很大程度上佛学化、禅学化、道教化，使三教之间的鸿沟，变得越来越小，终至蔚成一源。

综上所述，“三教合流”除了有着深刻的社会政治、经济原因外，还有着自身理论的种种特点。封建统治阶级深深懂得，儒、释、道三家对维护封建统治这一根本任务是不可偏废的，三者有着各自的特点，起着不同的社会作用，儒可以治国，佛可以治心，道可以治身。他们为了自身宗教势力的强大，同时为了得到统治阶级的支持，他们之间既有斗争也有融合，但融合是发展的总趋势，而“三教合一”往往会忽视其三者之间相互斗争、相互倾轧的过程，所以我觉得“三教合流”更符合三者之间的演变趋势和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