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唐财税三教化

隋唐时代，儒佛道三教在国家财税的支持下既相互斗争又相互融合，这也是中国本土文化与外域文化的冲突和融合。皇权正统的儒学、土生土长的道教、舶来品的佛教三者有如一鸟两翼，共同为隋唐时期皇权统治者服务。

隋唐统治者对三教持兼容并包的政策，儒释道三教并举，是隋唐时期思想文化领域的基本国策。如隋文帝与炀帝皆在提倡儒学的同时，沉溺于儒道二教。沿及唐代，李渊朝对三教的主导政策还是三教并行，武德七年他到终南山谒老子庙，认老子为自己的祖宗，同时，又到孔庙祭孔，祭孔以后，命儒者徐文远讲《孝经》，沙门惠乘讲《般若经》，道士刘进喜讲《老子》，对三教持均平政策。他还亲临国学，宣布老先、次孔、后佛。

唐太宗于贞观十一年，明令宣布老子是自己的祖宗，道士的地位应在佛教僧侣之上。武则天时，佞佛达到了高潮，大修华寺，大造佛像，优待僧尼。唐玄宗上台努力复兴儒学，追封孔子为文宣王，对孔子后裔加官进爵，不过他同时也崇佛，更是崇道。三教在隋唐皇权财税的支持下得到繁荣和发展，这使得隋唐时期的财税文化在中国财税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创造了中国文化史上的一个顶峰时代。正如鲁迅先生所说：“那时，我们的祖先们，对于自己的文化抱有极坚强的把握，绝不轻易动摇他们的自信力，同时对于别的文化抱有恢廓的胸襟和极精严的抉择，绝不轻易地崇拜或轻易地唾弃。凡取用外来事物的时候，就如将彼俘来一样，自由驱使，绝不介怀。”这种对外来文化兼收并蓄为我所用的胸襟和气度，是隋唐时期尤其是唐代统治者有别于其他朝代的高明之处。

道教：轻徭薄赋

道教在隋唐时期得到进一步发展和兴盛。隋文帝开国年号定为“开皇”即出自道典，文帝称帝时出于对道士们在其篡周自立时的帮助，而下令拨巨款重修道观，增度道士，对道教采取吸收利用的政策。隋炀帝即位后因迷信道教长生不死之说，大起道观，让道士为自己炼金丹。到唐代，道教地位始终处于儒教和佛教之上。唐代皇帝利用老子姓李，攀附为同宗，尊老子为“圣祖”，自称老子的“圣裔”，以此来制造皇权神授的舆论，唐高宗时期，财政拨付巨款令各州建道观一所供奉，唐玄宗时期又命令各家购藏《道德经》一部，并在京城及各地学校设置道学，在科举考试中专门设立道举科。

公元589年隋军灭陈，结束了长达370年的分裂割据局面，再经过隋末农民战争的洗礼，于公元618年又建立起唐王朝，大一统的隋唐两朝为了稳定社会秩序和恢复农业生产，都采用过清静无为的政策。隋朝立国之初沿用北齐北周的赋役制度，男子18岁成丁，承担国家的徭役赋税，60岁为老，方可免除。每丁每年服役30天，向国家交纳的租调为：粟3石，绢1匹，绵3两。史称隋文帝“爱养百姓，劝课农桑，轻徭薄赋”，开皇三年（公元583年），隋文帝下诏改革：“初令军人以二十一成丁，减十二番，每岁为二十日役，减调绢一匹为二丈。”平陈之后，隋文帝又下令：“江表初定，给十年，自余诸州、并免当年租税。”开皇十年五月，“又以宇内无事，益宽徭役赋，百姓年五十者，输庸停放（防）。”唐承隋制，将这一措施发展为租庸调制，田租减为2石，并将输庸代役的措施制度化。这在不同程度上松解了农民对封建王朝的人身依附关系，起到了解放生产力的作用。

唐太宗在贞观初年就向大臣坦言：“国以人为本，人以食为命，若禾黍不登，则兆庶非国家所有。”为此，隋唐统治者制订和实行了一系统有利于农业发展的切实措施。隋文帝、唐太宗都非常关心均田制的实行，尤其是在“狭乡”的落实。隋文帝曾于开皇十二年（公元592年）“发使四方，出均天下之田”。唐太宗到临潼视察，亲自过问当地均田制实施情况。均田制虽然没有触动原有的私有土地，但迁民宽乡不足者请受，大都是在荒地上进行的，因此均田制无论是在宽乡还是狭乡都具有开垦荒地、扩大耕地面积的作用。贞观二年（公元628年）唐太宗在谈及农本政策时说：“夫不失农时者，在人君简静乃可致耳。若兵戈屡动，土木不息，而欲不夺农时，岂可致乎？”因此在国事的安排上，唐太宗一直把“不失农时”置于首要地位。如贞观五年（公元631年）皇太子将行加冠大礼，礼部官员根据阴阳家理论，提出“宜用二月为吉”。加冠礼是非常隆重的大型活动，需用人力较多，而二月正是春耕农忙之时，唐太宗不顾大臣劝阻，宁愿屈礼而贵农，他说：“吉凶在人。若动依阴阳，不顾礼仪，吉可得乎！循正而行，自有吉会。农时最急，不可失也。”即使一些必须征发的徭役，如贞观初为防备突厥侵边修葺长安城墙，当麦收农忙到来时，亦停止施工让民工放假回家收割麦子。

由于隋唐两代在开国之初实行了黄老之学的轻徭薄赋政策，使得人户迅速增加。隋代在公元589年平陈时统计全国总户数为700万，15年后迅速增至800余万户，4600余万口，已经接近东汉最高水平。隋末大乱，人口锐减。新建唐朝在高祖武德年间（公元618—626年）户数仅存200万，太宗贞观年间（公元627—649年）达300万户，经过高宗和武则天时期的发展，到公元705年，全国户数达615万户，3714万口。国家元气得以恢复，并于天宝年间（公元742—756年）达到最高点，户数突破900万，人口突破5000万。人口总量超过两汉。

佛教：财政支持译经

佛教经过魏晋南北朝的深入发展，已经扎根于中国大地，但经过两次损失惨重的法难后，佛教界开始反思和重视理论功底，在隋唐初期掀起了远赴印度取经的热潮。《西游记》产生在此历史阶段正源于此。隋朝开皇元年，文帝即位后下令财政拨付巨款修复毁弃的寺院，下诏整理佛经，“天下之人，从风而靡，况相景慕，民间佛经，多于六经数十百倍。”隋炀帝也崇信佛教，即位后广造佛寺。到唐代，唐太宗认识到佛教有利于统治和王朝巩固，所以开始重视佛教，并在洛阳行宫亲切接见取经高僧玄奘，并指示度支部拨款，财政支持译经工作，大力引进译经高僧。从唐太宗贞观三年（公元629年）到唐宪宗元和六年（公元811年）的近182年间，中央财政对译经经费给予了有力保障，中外著名僧人翻译家前赴后继的辛勤劳动，翻译佛经有2万多部计7000多卷，实现了中华民族第一个引进外来文化的伟大工程，取得了历史性的成就。

同时随着佛经的大批译出，中国僧人对印度佛教的不同理论观点有了更多了解，佛教宗派开始出现。从隋到唐，佛教出现了8个宗派，分别是天台宗、三轮宗、华严宗、唯识宗、律宗、贤首宗、禅宗、净土宗、密宗，前面2宗产生于隋朝，后面6宗产生于唐代。唐宋之交，禅宗与华严宗的禅教合一，净土宗和三论、天台、法相、律宗、密宗等五宗的合一，以及最后实现禅净合一的大融合，这标志着作为一种哲学文化的佛教最终真正实现了它的中国化进程。

唐前期朝廷财政上崇尚节俭，政治上从谏如流，因此经济繁荣，社会稳定，国库积累了巨大财富。据《文献通考》载，玄宗天宝年间“海内富实，天下岁入之物租钱二百余万缗，粟千九百八十余万斛，庸调绢七百四十万匹，绵百八十余万屯，布千三十五万端。”

唐中宗后，宫室生活渐渐奢侈，尤其天宝十四年（公元755年）十一月初九安史之乱在范阳爆发，紧接着潼关陷落长安震惊，精神全面崩溃的唐玄宗于六月十三日凌晨仓惶逃离长安，繁荣的唐王朝陷入一片混乱。直到公元763年正月，历时7年3个月才被平息，但此时的国家财政由于藩镇割据等原因已处于崩溃状态。到了德宗建中元年（公元780年），宰相杨炎鉴于均田制被破坏从丁而税的“租庸调”制无法推行，决计改革财政，实行依资产而税的“两税法”，但不久由于佛教寺院多将铜钱融化铸造铜佛像等原因，社会上又出现了钱重货轻的通货紧缩问题。

而此时独具中国特色的佛教各宗派正处于心心向荣的扩张时期，它们对社会经济的蚕食能力极强，它们凭借寺院经济的雄厚财利，以同宗庙产代代相传的私有化为驱动力，在唐初颁发的《均田令》规定僧受田30亩，尼20亩，老年僧尼退田转充常住田的基础上，额外大肆兼并土地，并强迫丧失土地的农民沦为寺院奴婢，使国有土地和劳动力大量流失，造成“十分天下之财，而佛有七八”的态势。

在国家财政面临危机的情况下，唐武宗不得不在会昌五年（公元845年）七月和八月，下决心夺回佛利，两次颁发敕文，省并天下佛寺，规定：两都（长安、洛阳）、两街（左街、右街、皆在长安）各留寺两所，每寺留僧30人；天下节度使、观察使治所（相当于今日省会城市）及同、华、商、汝州各留一寺，留僧5—20人不等；其余僧尼勒令还俗，非保留寺庙限期拆毁，资产充公；衣冠士庶之家，所有佛像限一月之内缴官，如有违反，依朝廷颁行的禁铜法处分。经过一个月的“灭佛”时间内，全国各地拆毁寺庙4600余座，招提、兰若（均为僧尼住房）4万多间，收回良田数千万顷，其他被国家财政没收的寺院财产更不可胜数，其中所没收的铜佛像、铜磬，委托盐铁使铸钱以解钱荒，铁佛像委托当地州政府铸为农器，金银佛像销毁后上交户部，还俗僧尼26万余人，释放奴婢15万余人，两者相加共增加纳税户41万余人。佛教从强势发展突然跌入历史谷底，无数典章文物毁于“会昌灭佛”期间，从此，随着唐王朝的日趋衰落，佛教的许多宗派也一蹶不振，佛教在北中国的衰落成了定局。

儒学：财税支持兴办儒学

经过长期的分裂，隋唐重归政治的统一。此无不影响到思想文化上来。隋唐的统治者大力提倡儒学，尊崇儒学是其总结历史经验、深思熟虑后作出的抉择。隋唐儒学是在汉魏两晋南北朝时期与佛道的相互冲突纷争过程中被统治者自觉加以复兴的。但是思想交融的客观局势不是统治者所能阻挡和控制的。

终隋一朝，由于隋文帝与隋炀帝的重视与推崇，儒学得到了相当的恢复，隋文帝号召天下“劝学行礼”，重用四方儒士，财税支持大力兴办教授儒学的学校，国家设有国学、太学和四门学，地方上从州、县到乡、社也都设有学校，文帝还经常巡视学校、亲听讲授，并实行一些奖励政策。开皇三年时，国家财政支持，遣使搜求天下遗存的儒学典籍，“总集遍次，存为古本”加以保护。

唐代朝廷将儒、释、道并称三教，儒学正式成为官方认定的儒教，推行三教并举的国策，把儒学视为封建君主实行政治和社会控制的基本手段，它可以“正君臣，明贵贱，美教化，移风俗，莫若于此”（《旧唐书?儒学上》）。唐贞观四年（公元630年），唐太宗诏令天下州县立庙，实行全国性的祭孔；开元二十七年（公元739年），唐玄宗追封孔子为“文宣王”；不过，在安史之乱前，唐代儒学基本上是在传统的框架内进行。儒学扮演的主要是促进王道与教化的工具作用。

安史之乱使儒家的传统外部体制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冲击，国家政权对思想的钳制大大减弱。唐代后期，因佛教在唐代达到鼎盛时期，儒学在思想界的地位受到冲击。许多儒家学派的代表人物不断的以儒学理论为基础，或辨别华夷，或强调忠孝，或以对社会的实际结果的方面，来反对佛教的教义。如唐中叶韩愈以儒家思想的承传者自诩，提出一个“尧以是传之舜，舜以是传之禹，禹以是传之汤、汤以是传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传之孔子，孔子传之孟轲”的所谓“道统”，同佛教的法统抗衡。柳宗元虽自幼好佛，但他也以“兴尧舜孔子之道”为务。这些复兴儒家的代表人物旨在恢复儒家在思想界的权威地位，理论建树不多。他们对儒家思想的主要贡献就是确立了“道统说”，突出了《论语》《孟子》《大学》《中庸》在儒家典籍中的地位。但儒学在这一时期也得益于佛道二教的刺激，因为佛道二教特别注重对人们精神世界的关注，受此刺激，儒学发展自已的努力也越来越得以集中在这个目标上，并开拓了从自身经典寻找发展自身的道路。

可见，儒释道三教的关系如此复杂，以至于在三者之间几乎没有平直的关系可寻。就儒学而言，其对佛教的排斥，往往援引道教；对佛教的融摄，又往往以道教之学为中介；而对佛道两学的排斥，则更是采取“入则垒，夺则淄”的办法，在坚持儒家基本原则的前提下，吸收两学的理论滋养，不断地摸索着改革自身，发展自身的道路。中唐后，儒学对佛教的排斥和融合才渐渐进入到理论层面，三教的相互斗争与相互融合给儒学的发展注入了新的观念，新的变化，新的生机，这是儒学在隋唐发展时期的重要特征，也开创了儒学的又一个高峰——宋明理学。

（作者系中央财经大学财政学院教授、财政系副 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