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团主义“传奇”

临近20世纪时，教皇利奥十三世（Leo XIII）为人类在无神论社会主义和腐败自由主义间的选择而备感神伤，于是委托天主教知识分子设计一种更好的发展出路。利奥十三世的继任者庇护十一世（Pius XI）率先在1891年通谕中为社团主义命名，并认为它“规定了人类正确解决‘社会’难题的最可靠的规则”。

社团主义（有别于20世纪70年代以“新社团主义”名义在众多国家兴起的三方谈判机制）是现代史上对经济学进行道德干预的制度中最具影响力的一个。作为天主教社会教义的社团主义直到20世纪末仍然影响着世界各地的宪法、法律和处事态度。社团主义可以提炼为四个原则：

平等仅仅是种残酷的幻觉：由天主教义合法指定等级地位的人是最幸福的。

竞争是一种对人类灵性的贬损。天主教企业主、劳工领袖和官员委员会社团必须以纵向联系的经济实体（称之为企业）为单位制定配额、价格和工资。一个典型的社团经济包含食品、重工业、纺织、化工等各个领域共30家左右的公司―每家公司都下辖原材料、生产、分销及零售企业。国际贸易和新企业不受欢迎，因为它们有损于协会的权力。

服从教会和协会的业主私有财产可以合法化，但私有财产不可用于竞争。

根据辅助原则，高层不必要的权力应尽可能向等级制度的底层转移。

建成首个社团经济的是墨索里尼，但所有的“天主教”元素都用“法西斯”代替。国有控股公司直接控制关键上市企业，其余企业则由协会控制，将极权主义和名义上的私有制结合在一起。

由于彻底压制对外贸易，意大利躲过了“大萧条”时期的贸易战。1931年庇护十一世出来邀功。“哪怕对这个问题有一点点关注的人也能轻松看出……这套制度的明显优势……社会各阶层共同和平努力；社会主义组织及其活动因此受到抑制。”他欣喜地断言利奥十三世“在社会问题上的天主教原则已经……逐渐成为人类社会的世袭遗产……在非天主教书籍刊物、立法及司法机构中均有所体现”。

事实上，社团主义在国家间迅速传播，并于1932年受到恩格尔贝特・道尔福斯治下奥地利法西斯分子克莱里科的推崇。推崇社团主义的还有弗朗西斯科・佛朗哥治下的西班牙长枪党和安东尼奥・奥利维拉・萨拉萨尔治下的葡萄牙。两次大战间的波兰、希腊、阿尔巴尼亚、保加利亚、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和立陶宛也采用社团主义的形式。同样采用改良社团主义制度的还有希特勒治下的德国。

法国维希政权信奉天主教社团主义，持同样观点的还有遍布比利时和捷克各地的德国保护国，以及约瑟夫・蒂索治下在名义上保持独立的斯洛伐克。截至20世纪60年代，多数拉美国家公然实行社团独裁统治。黎巴嫩长枪党则是马龙派天主教徒的代表。

社团主义扩展到基督教国家以外，包括阿塔图尔克治下的土耳其和其他阿拉伯国家（并用别名来掩盖其天主教出处）。精英天主教学校面向法国、西班牙和葡萄牙殖民地的独立领袖讲授社团主义。

事实上，社团主义在天主教教育中的地位非常显著。在3人合著的《年轻的特鲁多》中，马克斯・奈姆尼、莫妮卡・奈姆尼和威廉・约翰逊引用加拿大领导人皮埃尔・特鲁多1930年代在精英耶稣会学院课堂上针对社团主义问题的笔记：“民主原则因阻碍精英发展而起到破坏文明的作用。”同样地，“自由主义很容易引发失业和无政府状态等过激行为。理想状态是不分党派而能够联合利益的社团主义”。

今天，天主教和伊斯兰教国家，以及前法国、西班牙和葡萄牙殖民地往往残留着社团制机构的痕迹，而且生活水平也受到压制。这种现象并不奇怪：社团机构确实在经济发展中起阻碍作用。神圣的等级制能够扼杀积极性。

庇护十一世认为“教会在上述领域的领导和训诫指引”也能避免滥用权力。但他似乎并未意识到不受制约的权力丝毫不亚于竞争对人类灵性的贬损程度。社团原则让等级结构的最高层决定其自身权力，而废止竞争能同时产生不平等和低效率。

由于上述缺陷在1960年代越来越明显，约翰・保罗二世终于否定了社团制度。如今，多数天主教徒甚至从未听说过这项制度。

社团主义传奇警示经济学家不应无视市场的伦理问题。但它同时警告神学家，无论他们多么不愿接受，经济学依然包含绝对的真理。最后，它提醒某些国家的技术官僚不要采取以教条为导向的经济政策。

本文由Project Syndicate授权南风窗独家刊发中文版。 兰德尔・莫克是阿尔伯塔商学院大学教授， 伯纳德・杨是新加坡国立大学商学院院长兼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