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警惕繁荣背后的危机

黄教授，2007年1―3季度中国的GDP达到了11.5％的增速，有些人有“这样的速度是不是过快了”的担忧。您如何看待当前的宏观经济形势呢?

黄卫平：从2007年全年来看，我认为2007年GDP的增长速度达到11％应该没有问题，2008年达到两位数增长也没有太大问题。无论是在过去还是在今天，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都有它的合理性。另外，对于拉动中国经济的三架马车：消费、投资和出口，在2007年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已经很明确了，要重点调投资，也就是节能减排；消费需要拉动，因此要增加低收入人群的收入，公共财政要向低收入阶层倾斜；而出口的主要任务是减顺差。从目前来看，这三架马车运行的都很正常，各自的比例都比较适宜。因此从这个情况看，2007年经济发展会保持一个较快的速度，2008年的经济发展也会比较顺，在经济结构调整的过程中，也不会出很大的问题。

中国经济保持了近30年的高速增长，您认为经济增长的动力是什么?

黄卫平：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有两个：一个是新农村建设；另一个就是农村转移人口。从全球经济发展规律看，实现现代化，必须实现劳动力由传统部门向现代化部门转移，中国也不例外。

有史以来，中国经历了四次农村人口转移。第一次是明朝时期，当时杭州的制造局已经能容纳三四千工人，这些人都是从农村来的，在当时已经是很大规模的了；第二次是20世纪二三十年代抗战，我们提出发展民族工业，也造成了劳动力的转移；第三次是时期；第四次就是改革开放。从目前看，已经有1亿3千万人口从农村转移出来了，但是仍有大量劳动力没有完成转移。所以，中央一直在提倡城镇化、工业化，其重要目标就是转移农村劳动力，使生产和消费同步平衡发展。如果未能实现生产与消费同步平衡发展，情况会很糟糕，中国社会恐怕承受不起。所以，中央一直在提民生问题，主要针对的就是新工人，因而中国未来的消费主体将是从农村转移到城里的那些人，他们是未来社会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

今年下半年以来，CPI上升比较明显，对此您是怎么看的?

黄卫平：关于物价问题，除了大家一直所说的食品推动了物价的上涨之外，还有一个问题大家也应该重视。如果看统计数据，2007年上半年无论是在城市还是在农村，人们的收入都有比较大幅度的增长。与2006年同期相比，城市居民收入增长了1 4％左右，农村则超过了13％，再加上股市和房市的因素，人们手中的流动性比过去多了。假设商品数量保持稳定的增长速度，那么如果收入的增长高于这个速度，则总体的价格水平应该是上涨的。现在大家只是看到食品价格开始走稳，但是没有看到人们收入的增长并没有放缓。因此在未来几个月内，物价的走势无论是上升还是下降，都将是缓慢变化的。

有人担心，由于通货膨胀压力的存在，中国可能现在已经进入价格上升阶段，因此要密切关注2008年的价格变功趋势，并希望采取有力的措施，防止严重的通货膨胀。您是怎么看待这个问题的?

黄卫平：我觉得物价上涨是必然趋势，但是要说到严重的通货膨胀，恐怕这个问题还是值得探讨的。从中国宏观经济的角度讲，一般来说每年5％左右的物价增长率，属于可控可接受的，但是很长一段时间内，我们的物价一直控制在2％-3％，甚至有时候出现通货紧缩，所以，老百姓的承受能力跟过去相比是弱了一些。还有，从CPI的指教构成中，食品价格占了1／3，因此食品价格的波动，会造成CPI比较大的变动。

从这两个角度看，我认为由于我国的CPI中食品价格占的比重比较大，因此物价肯定会涨，但是严重的通货膨胀应该不会出现。

我们注意到2007年上半年央行连续上调了存款准备金率和利率，您对其效果如何评价?为什么?

黄卫平：坦率地讲，即便是加息，我们的利率依然是负的。我觉得大家不仅仅要关注金融领域，还要关注一下财政领域。比如说当猪肉短缺的时候，货币政策是在紧缩的，但是财政政策却是给养猪户很大的补贴，同时对于低收入的居民给予了医疗保障和最低生活保障，这些实际上加大了财政支出，是扩张。

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在中国目前的形势下，形成了松紧搭配的情况，这需要非常准确的判断和高超的技巧。如果要进行某个方面的调控，不仅是货币政策的调控，还有财政政策的调控，以及政策导向的问题，只有多管齐下相互协调，才能使经济从偏热恢复到正常，而不会进入到过热的阶段。

如何理解最近一段时间政府及时出台的一些调控政策?

黄卫平：2007年初，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重点强调了“调投资，促消费，减顺差”三个调控重点。

从“促消费”来看，2007年的国家政策调整非常到位。从取消农业税开始，到现在提高最低工资标准，再到增加低保人员的收入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这些实际上是促进了低收入群体的消费。因为他们的边际消费倾向高，多给他一分钱他就会多消费一分钱。另外年轻人的消费倾向要比老年人高，因为他们要买房，买车，买名牌，所以目前收入增长快的是年轻人，这也是正确的。不过值得我们注意的是，虽然2007年上半年消费增长率已达15，9％，但是这其中有一定的比例是对通货膨胀预期而进行的提前消费。

“调投资”就很明确了，主要的目的就是减排与节能，国家在这方面的政策力度也很大。

相对来说“减顺差”最为困难。原因有三：其一，政策要达到的目标同现实的实施结果正好背道而驰。在中国外贸出口中，近六成是加工贸易，。即从国外进口原材料，在国内加工再卖到国外，因此最终；产品的售价是高于原材料的。由于加工贸易占的比重比较高，所以这一块永远是顺差；其二，我们一直说要改变外贸增长方式，要增加加工附加值，但是附加值越高，产品的售价就越高，这会导致顺差进一步加大；其三，人民币越升值，顺差也会越大。具体来说，中国的产品在美国市场上是不可替代的，人民币越升值，进口原材料以人民币来计价就越低，而卖出去价格就越高，顺差就越大。

经济学家对未来经济走势的判断是理性的，超前的，比较而言，企业家从现实运行角度对未来经济走势作出的判断，相对要滞后一些。因此当问题真正降临时，企业的反应往往比较被动。

相关调查显示，2007年企业的经营状况呈现良好态势。但是从世界各国经济运行的周期规律来看，经济在最繁荣的时候往往意味着萧条和危机的临近。另外，国家统计局中国经济景气监测中心组织的经济学家调查显示，经济学家对未来经济走势的判断远远没有企业家那

么乐观。您对此怎么看?

黄卫平：企业家直接接触的是企业运行的层面。企业运行中最重要的就是维持“实物链”与“资金链”的永续循环。从经济学角度看，实物是指企业购入的土地、原料、劳动等生产要素，这些生产要素是由家庭提供的。实物链的循环就是企业不断把购进的实物与企业生产相结合形成产品，然后把产品再卖给家庭。资金链循环是企业不断重复用资金购买实物，然后家庭再用所得的资金去购买企业生产的产品这一过程。总体来看，家庭既是生产要素的供应者，也是产品的消费者；厂商既是生产要素的购买者，也是产品的供应者。因而，实物链与资金链的循环共同构成了企业的经营过程，它们对企业的生存与发展至关重要。

企业家对宏观经济形势的判断是基于实物流与资金流循环的具体情况而作出的。如果企业家认为这两个循环比较容易维持，他就会对经济形势持乐观态度。1996年以后，国内市场出现供大于求现象，2007年又出现物价上涨的现象，这都是由市场供求关系趋于平衡、供求两旺所致。在供求平衡的经济环境中，对于企业来说原料的采购及产品的销售比较容易，即比较容易维持实物与资金之间不问断的循环，这时企业家对宏观经济走势的判断自然是乐观的。

而经济学家并不直接参与企业的运行，他们对宏观经济形势的判断是基于一系列数据基础上的分析。所以，经济学家的判断是理性的，超前的。比较而言，企业家从现实运行角度对未来经济走势作出的判断，相对要滞后一些，因此当问题真正降临时，企业的反应往往比较被动。

对于目前我国企业表现出的经营态势，您如何评价?

黄卫平：我认为是正常的。从目前来看，需求仍在上升，因此企业的经营情况也会比较好。但是就像你刚才说的一样，按照经济运行的规律，繁荣的后面就是危机，市场经济的发展始终是在高峰的时候突然“硬着陆”。现在企业家们欢欣鼓舞，认为十七大、奥运会、世博会将会刺激经济增长。但是当这些都结束之后就该到下一个周期了，那个时候经济恐怕会急速滑坡。

我发现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每当地球上最高的建筑物封顶的时候往往就是经济开始走下坡路的时候。目前全球最高的建筑在迪拜，它将在2009年底封顶，而中国的最高建筑将于2009年10月封顶。当然这不一定准确，但是这条经验性的规律值得我们重视。

有种观点认为目前国有企业经营业绩好转，是因为国企占用了更多的资源。您怎样看待这一说法?

黄卫平：对于利润特别高的国有企业，人们往往习惯用“垄断”二字来概括其原因，认为国有企业靠垄断将利益全掌握在自己手中，我认为这至少是不公平的。垄断，长期以来就存在，在同样垄断的条件下，为什么过去的国有企业会面临经营困境，如今却获得巨额的利润呢?这至少部分应该归功于其所处的外部环境和内部的运行机制，以及国家政策的转变。

从历史的角度看，中国自汉朝开始，手工业就非常发达，究其原因，无一例外都是“官商结合”。在市场机制不健全的中国，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受到的约束不一样。国有企业受到市场、政府及政党三层约束，而民营企业一般来说只受到市场和法律的约束。因此，相对来说国有企业实际上受到的制约更多。

在最近一次访谈中，有大学教授告诉我他们的学生毕业后首选失去大国企，认为在国企工作是既贵又尊，而在民营企业或外资企业工作有贵无尊，去政府机关工作是有尊无贵。这也从一定程度上反映出民企、三资企业的社会心态，对此您怎么看?

黄卫平：外资和民营企业曾经从国有企业挖走大量员工，但现在多数人又倾向于回到国企就业，这说明国企有自身的优势。为什么三资企业现在做不到这一点?至少有一点原因，三资企业给员工再高的工资，员工的心理始终是不平衡的，始终觉得自己是打工的。而在国企中，工资虽然低一点，但员工觉得自己是主人，因此心理是平衡的。

目前股市是大家关注的一个热点，您如何看待未来股市的发展?

黄卫平：2007年中国的股市发展还是很好的，这与企业经营状况有着直接的关系。但是未来企业经营状况如果恶化，股市的走势也会令人担忧。

一般来说，市场经济的发展有三个周期：一是康德拉季耶夫周期，它是长周期，主要的推动因素是技术创新；二是优格拉周期，一个周期为10年，主要的推动因素是投资的调整；三是基钦周期，它是4―5年的短周期，主要的推动因素是存货变化。周期意味着经济从低向高再走低的过程，如果这三个周期发生走低的重叠，那么企业的经营就会很艰难。

从目前中国的情况来看，企业的存货在不断增加，固定资产的更新和投资也在逐渐加快，但又没有新的发明创造支撑经济的长期快速发展，因此很可能会出现三个周期重叠，处于下行的现象。如果长、中、短周期同时都处于谷底，经济不景气，对于企业是非常不利的，尽管中国经济在那样的情况下，往往增长仍然会较快，但企业的经营困难，对股市也会造成影响。

从时间周期看，1988年中国发生通货膨胀，出现供小于求的状况：1989年出现了，经济有所衰退；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经济发展迅猛，导致1996年第一次出现供大于求；1998年全球经济环境突变，结果2000年中国经济出现衰退。现在又临近201O年了，按照时间周期的规律，前景也是不甚乐观的。

您对企业家在企业未来发展战略的选择和形势判断方面有什么建议?

黄卫平：作为企业家，应多关注国内宏观经济形势及国际大环境的变化。因为目前摆在企业面前的最大难题已经不再是内部的微观管理问题，而是企业的战略决策。企业的战略决策决定了企业的成败。战略决策取决于什么?取决于国际、国内的大环境以及企业自身的竞争优势。国际、国内环境决定市场需求，企业自身竞争优势决定供给。因此只有将二者有机结合，才能做出正确决策。

随着新《劳动合同法》的实施。企业的人工成本会不断提高，企业的经营压力将会进一步加大。研发对企业来说是很奢侈的事情，风险很大。对绝大多数企业是可望不可及的，因此企业应当采取代工的做法。

有数据显示，超过九成的企业家认为目前人工成本增长过快，尤其是2008年新《劳动合同法》实施以后，人工成本增长速度会更快。您认为企业人工成本的过快增长会带来哪些问题?

黄卫平：从最低工资水平来看，1994年最高的是珠海，一个月170元；2007年最高的是深圳和宁波，一个月850元。由此看来，从1994-2007年的13年问，最低工资增长了5倍，这个增长率在全球范围都是很高的。但是要注意的是，从

1996年开始的一段时间里物价实际上是在往下降的。

员工实际收入增长速度更快。现在，山东半岛及长江三角洲地区的实际收入基本在1,100―1,200元，珠三角在1200元以上，东莞加上免费或廉价吃住平均大概在1,500元左右。这导致一方面企业不得不加快技术升级换代，提高劳动生产率，进而增加利润，这是大家所期望的；另一方面，由于中国最重要的资源是人力资源，它是可再生、可持续的，并且随着劳动时间的增加，劳动熟练程度也会逐渐提高，这是中国的优势。但是，大幅度增加劳动成本带来的问题是，中国社会是否能够承受的起并把它消化?如果中国社会承受不起，消化不了，有没有什么预案?实际上，中国对此没有预案。因此，由于人工成本的上升，企业经营压力将会进一步加大。由于原料在涨价，出口退税在降低，人民币汇率也在上升，劳动力成本也在提高，因此经营企业越来越难，而随着股市的火爆，很多做实业的企业家都纷纷把资金投向股市，这对未来并非福音。我开玩笑说，吃猪肉?等股市崩盘再说吧。

在这种情况下，您对出口型企业，特别是纺织、服装类企业有些什么建议?

黄卫平：目前，由于原材料涨价、工人工资上涨、出口退税率降低、汇率变动，导致纺织服装出口比较困难。因此对于这些企业的出口，一般性的建议是提高产品附加价值，但这是针对有品牌、有新产品以及产品成本低的企业而言。对于一般的纺织服装企业来说，我认为提高产品附加价值不容易做到，应采取降低生产成本的做法，比如代工。因为代工不需要去开拓市场，不需要自己做研发，这对于一般企业来讲实际上是节约了大量成本。

现在都在强调企业的自主创新能力，您为什么会建议一般的企业去做代工，而不是去自主研发呢?

黄卫平：因为目前中国还没有建立起筹措研发资金的社会化机制和风险的社会分摊机制。在机制没有建立起来的时候，如果你实事求是，一定会承认研发失败的比例远远高于成功的比例。搞研发对企业实际是很奢侈的事情，而且风险很大，因此对绝大多数企业是可望不可及的。所以中国企业一定要抓住批量代工的机会，尤其是给高端品牌做。因为高端品牌必然是稀缺的，但中国企业通过代工掌握了相应的技术之后，对中国而言它就不再是稀缺的了，品牌的含金量就下降了，与我们的竞争就在同一起跑线了。

谢谢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