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流坑村传统乡村聚落文化的研究

摘要：文化犹如传统乡村聚落的灵魂，它是自然、社会与人长期共同作用的产物。以江西流坑古村为例，从物质文化层、精神文化层和制度文化层这三个层面分析提炼了其传统聚落的文化内涵及品质，旨在探索文化这一要素在其形成、演变与发展过程中的重要作用。

关键词：流坑村；传统乡村聚落；文化；宗族制度

中图分类号：K825.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0432（2012）-09-0225-2

1 流坑村的历史与发展

流坑村位于江西省抚州市乐安县西南部的乌江之畔，北距县城38公里，西去所属牛田镇8公里。它上游有晹田村，下游分布着麻坑村、水南村、牛田镇，而它正处在乐安东南山去向西部中低丘陵的过渡带上，四面青山拱挹，三面江水绕流。当地人习惯将小盆地称为“坑”，故得名流坑村（图1）。全村总面积3.61平方公里，耕地3572亩，村民1280户，5600余人，除少数姓曾外，其余均为董姓家族。

据流坑董氏族谱记载，流坑董氏的远祖，可追溯到西汉名儒董仲舒，但有清晰世系可考的，是五代时居于抚州宜黄县的董清然，南唐时，他的曾孙从宜黄扩源村迁来，当时这一带还是荒芜之地，但后来迅速发展成千人大村落[1]。明末崇祯九年，大旅行家徐霞客在他的《江右游日记》中这样写道：“其处阛阓纵横，是为万家之市，而董氏为巨姓，有五桂坊焉”，高度概括了明末流坑村的繁荣景象。关于流坑村的历史，可简单概括为：始建于五代，以科第而勃兴于两宋，衰微于元朝，以工商业而繁荣于明清，最终败落于晚清、民国之际。如今的流坑村虽然落后贫穷，不被世人所熟知，但也正因为如此，使其深厚丰富的聚落文化得以完整地保留了下来。

2 流坑村传统乡村聚落文化的构成

2.1 物质文化层

2.1.1 自然要素——“天人合一”的朴素自然生态观 聚落形态的形成涉及人与自然环境的衔接与融合，其选址与其周边的自然环境有着密切关系。《流坑董氏族谱》中这样描写流坑村的自然环境：“天马南驰，雪峰北耸，玉屏东列，金峰西峙”，四面环山险若天障，盆地内丘陵起伏，幽如鬼谷，东南西北四个山坳系自然生成的“城门口”，东南北三面环绕的乌江水则是天然的“护城河”。这种绝佳的地势条件既顺应了人们传统的防御心理，又能很好地抵御外来侵犯。另外，村落受亚热带湿润季风影响明显，四季分明，日照充足，雨水充沛，无霜期长。这些都为该村农业的发展和村民居住生活提供了有利的条件。村西的金鼓峰与远处环绕的群山形成了高大的天然屏障，阻挡着北部寒风，迎纳着南部阳光和暖温气流，形成良好的小气候。水和土地也在一定程度上限制着村落的布局和形态。村中最重要的水体便是乌江和由董燧带领村民挖掘的村中内湖——龙湖。乌江是流坑村连接外界最重要的通道，而龙湖则对其生产、生活、防洪排水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形成了“活水排形”的良好格局[2]。村落主在乌江西岸的高地上，村西是一百多亩肥沃的水田，为村民的生活提供了保障。可见，丰富的自然资源是早期传统聚落赖以生存的前提，地理及气候条件是聚落形成的依托，而“天人合一”的朴素自然生态观则是传统聚落选址、布局的出发点和最终落脚点。

2.1.2 地域因素——多元文化的共加圈 地处吉州之东、抚州西南的流坑村，在南宋高宗绍兴十八年前隶属吉州永丰（即庐陵），那时当地便有“欧（欧阳修）董（流坑董氏）名乡”之称，十八年后划归抚州乐安。虽后来行政区划上归属抚州，但村落位于乌江上游，与吉州地区水系同属赣江流域，地理上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也正因为这双重地域环境的影响，使其文化既有吉州（庐陵文化圈）的传统，又受抚州（临川文化圈）的熏陶，形成了庐陵文化圈与临川文化圈共同叠加作用的产物[3]。此外，古江西地处吴头楚尾，各时期都有文化遗存，形成了具有自身特点的土著文化，经过传播与融合，逐渐形成了三苗文化圈、荆楚文化圈、百越文化圈和中原文化圈的结合产物，这种结合也构成了赣文化的底层，共同影响着流坑村的发展，具体表现在村民日常生活习俗及活动中[4]。所以说，流坑村是中原文化与吴、越、楚文化的交汇地，是临川文化与庐陵文化的集中体现，是赣江流域的文化代表。

2.2 精神文化层

2.2.1 传统风水理念 流坑村受风水理念的影响颇深。据《流坑村图述》记载，董氏就是听了堪舆大师杨筠松师徒的话才将聚落的选址定在如今这块风水宝地。远有青山环卫，近有江水绕流，形成山环水抱之势，完全符合风水中“负阴抱阳、背山面水、藏风聚气”之说。以风水“水法”论流坑村，乌江水东南入、西北出，符合传统风水所谓“水之来者曰天门，水之去者曰地门，天门宜开，地门宜闭”的基本原则。乌江绕流于村落东南北三面，正形成小聚和“金带环抱”之势，自然属于风水宝地。杨筠松曾留下“只要水朝庚，依旧好流坑”的箝语。村内交通呈“七横一竖”的格局，八条巷道之间还有密如蛛网的小巷与之贯通，符合“横补直泄、补泻相济”的风水理念[5]。另外，明代董燧在村西南方挖掘的龙湖，除了考虑到生活生产及防洪需求外，更重要是应了风水上的讲究。因为作为“龙穴”之地的流坑村，必须以水聚龙、活龙，有水方能聚财，其名亦应风水喝形而来。

2.2.2 陆王心学及理学思想 江西是宋学渊薮之一。心学的开山鼻祖——陆九渊便是抚州金溪人，元代有理学宗师吴澄，明代则有翰林学士解缙。更重要的是王阳明，他的学说在江西任巡抚的四年半中日趋成熟，故其死后“江右王门”最盛。而流坑村南宋的董德修服膺陆学，明晚期的董燧则醉心于王学。“江右王门”中的聂豹、罗洪先及王阳明的弟子王畿都和董燧交往甚多。董德修和董燧学成后在村中大力培养弟子，创办了心斋书院、雪峰书院、蓉山书院等，使得陆王心学在流坑读书人中占了主导地位。他们用儒家经典，尤其是陆王心学及理学思想，教化族众，巩固宗族血统。另外，他们还将理学思想运用到治村实际中，形成了一套理法相融的道德规范。按照道统的理念，董燧等人制定的“遵圣训”、“崇礼教”、“宗正学”等十四条族规，对族众的思想行为进行全面而严格的规范、劝诫和教育，使之“辅血脉而禅于无穷”。流坑董氏深知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只有道统，即理学，存理去欲，修齐治平，才能强化封建社会基层组织，使家族的维系超越原始的阶段，进到理性的境界。流坑村董氏百世不衰，成为中国古代文明的一个典型，正是得力于宗法制度的维系和儒家道统的教化[6]。

2.2.3 与传统民俗 流坑村是杂神信仰，有着深厚的傩文化。传说自北宋御史董敦逸将“傩”带回了家乡，它就被奉为神明。每年正月初二到十四日，凡头年有中举、添丁、嫁女、娶亲等喜事的人家，都要请傩神到各家中厅堂中表演一番。“玩喜”是流坑村对傩戏的俗称，它在保留古老驱疫逐鬼的祭祀内容的基础上，融合了明清时期社祭中娱神乐人的习俗，同时又寓传统的科举进士文化主题与和谐的生态伦理教育思想于其中，具有独特的人文精神内涵[7][8]。村中庙宇的数量庞大，多沿乌江的左岸分布在村落四周，有拱卫天门的三官殿，护卫水口的观音堂，玉皇阁，供奉地仙的武当阁、土地庙，还有五王庙、真君阁等。把为百姓生活解难的各路神仙都容纳进来，满足了乡民求助各种超自然力保佑的心理需求。

村中还有许多特有的传统民俗，比如明万历以前，村子有个旧俗就是每十年必举办一次规模盛大的水陆大会村，又称水陆道场。每逢端午节，族众会请来戏班演戏以驱灾辟邪。村落质朴而丰富的市井活动如赶集、摆摊、看戏、祭祀、神聊、喜庆、谷物晾晒等，形成了一种网络状的联系。这种网络状的联系既丰富灵活了聚落空间形态的层次和种类，又保证了生产、生活、贸易的沟通，使聚落发展有了经济上的刺激和保障，更重要的是，它起到了文化整合的作用[9]。

2.3 制度文化层

2.3.1 封建法规礼教制度 封建礼制是儒家观念的精髓，它要求山水景观都是“尊卑有序，大小有伦”，体现儒家“礼”的秩序。流坑村受其影响很深，主要体现在民居建筑的平面布局中。村中民居建筑的平面布局都是以礼制为前提，讲求长幼有序、内外有别、男女有避。民居空间严格按照礼制要求排布，前堂明亮气派，供宴客、行礼之用；后堂昏暗简易，为日常生活之用，两者有着明显的等级差异和装修档次的高低。沿袭了封建社会“左祖右社”的传统思想，流坑民居通常以左为尊，前厅左厢房为长者居住，右厢房为长子居住；次子及女眷则居于后堂厢房。礼制空间表现的是一种对家族至高无上的崇拜和绝对服从的精神意味。讲究礼制秩序的流坑村民居，在居住环境上追求儒家的教化性空间和等级空间。

2.3.2 血缘关系与宗族制度 南方传统宗族聚落的空间形态多为体现完整权力聚散的内聚性核心结构，形成一种“以宗祠为中心，由内向外自然生长”的布局，但流坑村却并不如此。整个村落的布局仿照唐宋时期城邑的里坊规制，像一座城池，亦似一方都会，这是一般仅拥用若干古建筑的村落难以比拟的。作为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古村落，流坑村表现出较大的封闭性、稳定性、对传统的延续性以及浓厚的祖先崇拜意识。为了凝聚族众、维系秩序、稳定发展，流坑董氏建立了严密的封建宗族制度，还大修族谱，兴建祠堂，从精神上训导族众“尊祖敬宗”，使宗族成员普遍地、形象直接地感受到宗族文化的精神。村内宗祠星罗棋布，房房有祠，巷巷有祠，房巷对应；大宗祠、小宗祠、总祠、分祠、家庙，系统支派严整，源流谱系清晰[10]。众多宗祠中属董氏大宗祠最为宏伟，它为祀奉流坑董氏的开基祖董合兴建，是流坑董氏“千门万户，聚居一家”的重要标志。可惜后来被北洋军阀烧毁，只遗下敦睦堂中五根花岗岩石柱，诉说着董氏宗族昔日的辉煌和经历的沧桑。如今村中仍保存有祠堂58座，成为流坑村一项宝贵的人文景观，映射着强烈的宗族观念和潜在的文化意识。

3 结语

聚落文化的形成是一个自然条件、地域因素、传统风水、宗教理学、社会制度与人的思想行为活动长期相互作用的结果，它的唯一性使得流坑村成为区别于其他聚落的独立个体。同时，它又反过来限制聚落中人的思想和行为活动，牵制着村落的演变与发展。通过研究我们看到了文化在传统乡村聚落的形成、演变与发展过程中的重要性，这也对我国传统乡村聚落的保护与传承和现代人居理想环境的构建有一定的启发意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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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刘沛林.古村落：和谐的人聚空间[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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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许飞进，刘强.乐安流坑村传统聚落形成与演变的特色探讨[J].农业考古，2008，3：236-2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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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周銮书.千古一村——流坑历史文化的考察[M].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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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张素娟，黄智凯.浅析湘南传统聚落文化对景观空间形态的影响[J].吉林农业，2010，5：132-133.

[10] 李秋香，陈志华.中国古村落——流坑村[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3.

作者简介：姚妍（1988-），女，江西萍乡人，中南林业科技大学风景园林学院研究生，研究方向：园林规划与设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