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资银行渗透对我国银行体系稳定性的影响

摘要:本文基于阶段论分析方法,从演化和发展的角度研究外资银行渗透对于我国银行体系稳定性的影响,并选取1999-2008年数据进行实证研究,发现在我国银行业开放的过程中,伴随外资银行的渗透,银行体系稳定性的演化过程可粗略地显示倒“U”形态,与阶段性理论基本相吻合。此外,在危机期间,外资银行在我国采取的微观战略也是影响我国银行体系稳定性的重要因素。

关键词:外资银行;银行体系;稳定性;阶段论

Abstract:Based on the analyzing method of stage theory and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volution and development, this article aims on the impact of foreign banks penetrating on the stability of China banking system. Select statistics from 1999 to 2008 for empirical research,and it can be found that when our country opening up the banking industry, with the process of foreign banks penetrating,the evolution course of stability of banking system roughly appears to be reversed “U”,and it basically coincides with stage theory. Additionally,micro-strategies foreign banks take in China during crisis are also important factors that influence stability of China banking system.

Key Words:foreign banks,banking system,stability,stage theory

中图分类号: F83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2265(2009)11-0008-05

一、引言

二十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银行业对外开放经历了从局部地区到全国范围、从外币业务到本币业务、从外国居民到本国居民的发展历程,在循序渐进中稳步推进。2006 年底我国金融业已全面对外开放,外资金融机构已与国内银行展开全面的竞争,中国银行业的寡头垄断结构显现向垄断竞争结构演变的趋势。虽然外资银行在我国的市场份额目前还较小,但其凭借丰富的管理经验和灵活的经营策略,全球范围的服务网络和雄厚的资金实力,以及高素质的专业人才和有效的公司激励机制等竞争优势,在我国市场逐步渗透,引发了国人对外资银行进入效应的广泛争议。在这样的背景下,深入研究外资银行进入对我国银行体系稳定性的影响,无疑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二、文献回顾与理论综述

外资银行进入对东道国银行体系稳定性影响的研究主要基于两个视角:时间性研究(基于一段样本期间的相关性研究)和阶段性研究(基于不同发展阶段的相关性研究)。现有可查文献中,早期的绝大多数是前一类研究,而且众多学者的研究结论出现分歧,至今没有形成一致的观点。直到近期有些学者认为,分阶段来研究演化过程才能科学、全面地解释外资银行对东道国银行体系稳定性的影响。

(一)时间性研究

时间性研究是通过一个“中介”因素传导其影响关系的。按照其研究路径,大致可以归为三类:

一是外资银行通过市场可竞争程度改变带来成本收益的变化,对东道国银行体系稳定性产生影响。Claessense,Demirguc-Kunt和Huizinga(2001)对80个国家1988-1999年银行部门的数据研究发现,在发展中国家,由于外资银行比东道国银行拥有更高的超额利润、盈利性和税收支付,不利于东道国银行体系的稳定性。发达国家则情况相反。但是,近年来,很多学者得出了相反的结论,即外资银行的进入有利于东道国稳定。Levine(1996)认为,外资银行进入有利于国内银行服务质量的提高,管理技术的进步,以及法制建设的加强。在实证方面,Leslie (2002),叶欣,冯宗宪(2004),张蓉(2008)都是运用Logist回归方法得出外资银行的进入有利于银行体系稳定的结论。此外,一些学者认为外资银行进入对发展中国家银行体系稳定性的影响微乎其微。Weller和Scher (1999)对发展中国家的95次危机进行了实证,发现外资银行进入引发东道国危机的概率很小。毛泽盛(2005)认为,外资银行在东道国的市场份额小于3%时,对其体系的稳定性的影响几乎没有。林亮亮,刘开林(2007)运用信号分析法测度了1997-2005年中国各月的银行体系脆弱性情况并运用Logist方法回归,也得出了两者关系不显著的结论。

二是外资银行通过改变银行信贷行为影响东道国银行体系的稳定性。有些文献指出在金融危机时期,外资银行往往倾向于“顺周期贷款策略”,即在危机时大规模收缩贷款甚至“撤资逃跑”,从而可能加剧金融危机的深度和破坏性,危机后的恢复过程中往往又会大规模增加贷款,并积极参与东道国国内银行的注资和重建。Claessen和Glaessner(1998)对墨西哥、委内瑞拉及中欧一些国家二十世纪90年代中期相关经验的考察证实了这一点。在亚洲金融危机的恢复过程中,许多跨国银行也有类似的表现。另外,Galindo,Micco与Powell(2003)的研究证明,外资银行的“顺周期贷款策略”具有不确定性,受监管水平和一系列政策配合的影响。之后,Micco与Panizza (2006)又进一步得出结论:外资银行与本国银行相比,其能否减少贷款的“顺周期性”,维持贷款的稳定,取决于国内存款的波动幅度。

三是外资银行监管制度强化影响东道国银行体系稳定性。这方面的研究尚未有定论,Paul Krugman(1998)认为应加强金融管制以防范危机的产生,而Barth、Caprio与Levine(2001a)对107个国家的银行宏观层面的实证研究证明较多的管制会更大可能地带来系统的银行危机和较低的银行效率,不过,他们没有专门研究微观层面的银行监管与银行效率和稳定性的关系使得该结论仍具有争议。但基本一致的看法是取决于东道国监管制度的一致性和执行的公平性;监管歧视也是影响外资银行在东道国经营的主要因素之一。

(二)阶段性研究

综观时间性研究的国内外文献,会发现有如下几个特点:一是研究切入点比较分散,没有形成系统的研究框架;二是研究结论分歧较大,尚未形成一致的观点;三是多以各国案例分析的方式展开,缺乏充分的理论论证。为了解释这些现象,近年来,一些学者从演化和发展的视角来研究外资银行渗透对于东道国银行体系稳定性的影响程度的演进。崔磊等(2002)对银行业开放与稳定性进行了探讨,发现存在阶段性特征。林可全,王韵亭(2008)认为对东道国银行体系稳定的研究不能仅仅局限在宏观层面或微观层面,也不能使用单一模型进行实证检验,应采取阶段性研究而非时间性研究,并从演化和发展的角度进行分析。通过“阶段性”方法的分析,他们发现外资银行进入对东道国银行体系稳定性的影响随着开放阶段的深入呈现倒“U”型的变化。即随着外资银行渗透程度的加深,银行体系的稳定性分别表现出稳定性逐步上升的低水平的表面稳定、达到高水平的实质稳定、稳定性逐步下降最后趋于恒定水平的特征。

三、外资银行渗透对我国银行体系稳定性影响的实证研究

本文基于“阶段与演化论”,以我国为背景,对于外资银行渗透的影响演进情况进行实证研究。从1999年开始,伴随着金融改革、利率市场化的进程,外资银行在我国的渗透程度开始明显加大。因此,本文的样本期间设定在1999-2008年。研究主要涉及银行系统、金融、宏观经济以及银行市场结构方面的月度数据。其中,外资银行份额以及银行系统的数据来自《中国金融年鉴》和中国人民银行网站。宏观经济数据来自《中国统计年鉴》和中宏数据库。

(一)模型建立和变量选择

,t=1999,2000,……2008

其中, 表示银行系统稳定性程度,用BSSMI来替代;

代表主要观测变量外资银行资产份额,用其来测度外资银行在我国的渗透程度;

表示各控制变量;

是随机误差项。

本文借鉴西方国家选取指标的共同经验和各位专家学者的研究成果,并结合我国银行体系稳定的特殊影响因素以及月度数据的可获得性,从三方面选取了13项指标作为控制变量,尽可能全面地排除其他各方面因素对银行体系稳定性的影响。

(二)银行体系稳定性测度――BSSMI

许多早期研究都认为大量的挤兑和提款、大量的贷款或银行部门外汇债务的大幅上升是降低银行体系稳定性的主要指标,近来一些学者加入了很多宏观因素来构建指数。但是,一国银行体系在某一时期是否处于稳定状态是直接通过银行内部的一些基本指标反映出来的,宏观的因素只是起到间接影响的作用,最终还是会通过传导反映在银行内部指标的异常中。这也是近期一些学者加入庞杂的宏观指标进行分析却一直没有得出一个较好的银行体系稳定性指数的原因。本文倾向于回归早期研究思路,借鉴Aykut Kibiritcioglu(2002)提出的BSF月度指数,并进行了两点改进:第一,具体指标的选取有差别。考虑了我国的实际情况,兼具数据的可获得性,准确性以及可量化分析的原则,选取了五个指标,并对其进行标准化处理。第二,改变权重提取方法。本文摒弃以往研究中使用算术平均法和加权平均法无法避免主观性问题,尝试使用因子分析法来提取权重,即以各因子对方差的解释力作为权重构建一个银行体系稳定性的度量指数BSSMI。因子对于信息的解释力在数学上主要反映为该因子对于总体数据方差的解释力。指标波动越大,则其所揭示风险对于总体风险的重要性也越大。

BSSMI的公式:

其中: 为上述5个指标的季度同比增长率,即

是他们各自对应的权重。

为五个指标各自的均值,代表五个指标各自的标准差。

对各指标进行标准化处理是为了使各指标在同样的概率分布下具有良好的可比性,而且可以使其中任何一个指标的变化都不会主导BSSMI指数。本文采用季度同比增长率来代替环比增长率的好处在于排除了季节性因素的影响,避免得出误导性结论。

BSSMI可以用来反映银行体系稳定状况的变动。从公式可以看出,BSSMI在整个样本期间的均值为0,只要BSSMI的值不显著地偏离0,表明银行系统不会出现严重的问题。依据国外历史数据经验,每次严重的银行危机发生前BSSMI的值都会显著变大,这说明银行存在过度承担风险的行为,银行系统发生危机的概率增加,BSSMI积累变大后伴随的就是急剧下降,进而引起银行存款锐减,不良贷款增加以及外币债务的变化等。种种情况的发生导致了银行体系的严重不稳定。但是,BSSMI的每一次下降并不都简单地说明银行体系正走向深度危机之中,因此,本文参照Aykut Kibiritcioglu(2002)定义了两个临界值来区分中度不稳定时期和高度不稳定时期,即BSSMI≤-0.5为高度不稳定;-0.5

运用因子分析法得出的权重将五个指标的月度值加权平均,即可得出BSSMI值。根据不稳定性临界值的设定,我们将十年样本期间的稳定程度分为三类:一是稳定阶段;二是中度不稳定阶段;三是高度不稳定阶段。其中,我们尤其关注两类不稳定阶段。

从BSSMI的变化来看,我国银行体系的不稳定阶段大致有三个:第一,1999年第四季度到2002年第三季度。在这一时期,我国银行体系稳定性呈现急剧下降趋势,到2000年5月进入了高度不稳定,直至2001年11月出现了自1999年至今以来的历史最低点,2002年后稳定性开始有了好转,逐步回升,至2002年9月进入了一个相对稳定的阶段。结合经济及金融情况来看,1999年是我国金融改革起步阶段,加之1998年东南亚金融危机积累的风险使得我国银行系统处在高度信贷风险和市场风险之中。1999年成立的四家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可以看作是政府当局对银行系统不稳定状态的一种解救方式。虽然这并没有使得银行不稳定性状况短期内得到改善,但长期来看,这一举措对于后几年稳定性指数回升是功不可没的。第二,2004年8月到2005年7月,我国银行体系持续处于中度不稳定状态。我国商业银行由于体制原因,一直存在着不良贷款率高、盈利水平低,流动性差、资本充足率低等诸多严重弊端,虽然由于国家信用的隐形担保,我国银行业没有爆发过大规模的危机,但这也使得我国银行业很难应付日趋激烈的市场竞争,以至于政府于2004年和2005年不得不动用600亿美元的外汇储备向三大国有商业银行注资,以提高其资产质量。这一事件从另一角度也反映了我国银行体系在这一期间稳定性存在较为严重的问题。第三,2007年5月到2008年6月,我国银行体系又一次出现了严重的不稳定状态。主要原因是受到国际金融形势恶化的影响,我国经济接连出现了人民币持续升值,流动性过剩,股市泡沫等一系列问题。这也给银行系统的稳定造成间接的影响。

(三)模型分组回归

各变量之间由于数值相差较大,必须对指标进行无量纲化处理,以期在回归中消除量纲影响。无量纲处理如下所示:。其中 是第 月第 个指标的原始值,为所有月份第 个指标的平均值。为了研究外资银行在我国渗透程度对银行体系稳定性影响的演化情况,本文将全部月度数据按年份分为十组,用SPSS15.0分别进行回归。在控制变量的筛选过程中,首先进行了因子分析避免了多重共线性的问题;然后逐步筛选出最优的控制变量,并剔除了影响不显著的变量,最后形成了拟合优度最佳的回归方程。十组回归结果汇总见表3。

(四)实证研究结论

1. 从回归结果看到,各组方程拟合优度都不错,均在84%以上。主要观测变量外资银行资产份额,除了2003年外,绝大部分也通过了检验,说明外资银行的渗透对于我国银行体系稳定性的影响是显著的。但是这种影响程度和影响方向并不总是相同的,而是随着时间的变化呈现出一定的规律。

首先,1999―2001年外资银行的渗透对于我国银行体系稳定性产生了不利的影响,但是不利影响程度越来越小,稳定性逐步上升。总体来讲仍呈现低水平的表面稳定,依据阶段理论,这正符合保护期特征。这一阶段,由于我国国内银行缺乏竞争力,并依然存在产生不良资产的机制,外资银行的进入加剧了国内银行体系的脆弱性与不稳定性。其次,2002-2004年这种影响逐步演变为有利影响,达到高水平的实质稳定,成熟期的特征出现。这主要得益于外资银行的进一步渗透带来的各种“外溢效应”:技术示范效应、市场竞争效应、人力资本效应等。国内银行与外资银行之间的有效合作有助于加强国内银行对客户信用水平的评估能力,以及降低金融体系的风险水平,增加整个金融体系的稳定性。再次,2004年以后,外资银行与国内银行的竞争进入了更加充分的阶段,在这一阶段,外资银行资产份额与我国银行体系稳定性又呈现显著负相关关系。这主要是由于外资银行较之国内银行能提供更高效率且优质的服务,抢走了大量高端客户,使我国国内银行的利润空间下降。从总体趋势来看,我国银行业开放的过程中,伴随外资银行渗透,银行体系稳定性的演化过程也可粗略地看出倒“U”型的形态,与阶段性理论基本相吻合。

2. 我们也注意到07-08年曲线尾端有个回升,表明银行体系稳定性有所增强。这正是最近一次国际金融危机影响的结果。一方面,在华经营的外资银行,其母银行大多在欧美市场上难以逃脱此次全球金融危机的冲击,但他们并没有撤资退出,而是将我国当做“避风港”,采取在我国继续扩张的政策。这是保证我国银行体系稳定的重要原因。另一方面,国内银行在金融危机助力下获得了对外资银行的反击机会,过去3年中不断流失的高端客户出现了从外资银行大量回流的现象,促使我国银行体系稳定性有所上升。可见,在危机期间,外资银行在东道国采取的微观战略是影响东道国银行体系稳定性的重要因素,这是被大多数学者研究所忽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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