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照:听故事的人消失了

有人说，杨照之于台湾，就像梁文道之于香港，陈丹青之于大陆。他是小说家，也是诗人，但写得最多的恐怕还是政治评论；他做主持，也兼职讲师，同时还是出版人，戴着社长、总编辑的帽子。他悠游于不同身份，笔触和谈吐利落而不失幽默。

此次受澳洲青石文化的邀请，杨照来到大陆，带来新书《故事效应》―一本说故事的故事书。谈到这本书的创作冲动，杨照觉得有两点：一是在读了本雅明的《说故事的人》之后，他发现故事消失了。“在那个时候，台湾的文学圈一直在讲一件事情，为什么台湾的小说越来越难看？为什么大家都不会讲故事了？本雅明给了我一个方向。故事是有时代的，不是每个时代都有故事。”而另一方面，杨照一周要写好几篇政治新闻评论，写到第10年的时候，他厌恶不堪，于是想到用一种新方式来写评论，开了一个专栏叫“故事与新闻”。再后来，有朋友来找他开专栏的时候，他索性专门来讲讲故事，讲故事的创意与创价`。

“两年前，我们从里斯本出发，航行的第三天遇到大雾”这是属于大航海时代的故事。故事是“来自远方的亲身经历”，在那个时代，水手和大船的归来，总是在人群中引发骚动，所有人都跑出去迎接。但是现在，故事没落了。“我想不是因为没有好的故事，也不是因为没有好的说故事的人，而是因为听故事的人消失了，”杨照说，“现在的人不觉得有远方，不觉得有什么奇怪的事情，听到太奇怪的事情第一反应说这是假的，你在瞎掰。”

信息大爆炸的时代无法逆转，但是这是故事消失的唯一理由吗？“我知道这里有一堵墙，但是我们走到墙边了吗？我想我们离这堵墙还有一段距离。”在杨照看来，听故事的态度消失与教育有关。“每一件事要有标准答案，这让人们丧失了好奇心；现在人提的最多的是‘有用’和‘没用’，而故事在很多时候，表面上是没有用的。”

故事真的只是故事吗？故事其实是每个人情感的表达，是每个人连接他人的关系，也是每个人与世界的联系。杨照讲了一个自己女儿的故事：女儿12岁的时候，和他一起来北京玩，因为是第一次到北京，有一些常规景点要去―恭王府、长城、紫禁城。“我印象最深刻的是紫禁城，我们从后面走进来，走到一半我女儿非常不耐烦，我只能一直哄她，她说为什么一定要来这里。”后来回到台北，聊天中说到台湾一个公司老板，有一个习惯就是把员工叫来罚站，“我在车上讲，我女儿就笑，她说我以为只有小孩会被罚站，大人还要罚站。她后面又说了一句，说但是罚站都比去紫禁城好。”

而在德国时，杨照的女儿花了一整个下午寻找贝多芬故居，没有任何怨言。一直到回台湾，还在不停地问，贝多芬小时候不是很穷吗，为什么他的房子看起来还不错？“我想问题不是出在紫禁城或者是贝多芬故居，是我女儿。因为对我女儿来讲，紫禁城是个没有故事的地方，她没有办法从任何的事物去跟紫禁城发生联系。而她从小演奏贝多芬的曲子，这里面有太多太多的故事和感触。”

故事的没落，其实是一个社会的警讯。一个人拥有越多的故事，他就能够吸纳这个世界更多的东西。“我始终相信，不爱听故事、不会听故事的人群、社会，封闭、自我、功利，不可能太有创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