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史英华 政迹流芳

【摘 要】欧阳修是北宋历史上著名的文学家、历史学家、金石学家、政治家，在当时社会具有重大的影响力。综览其一生的成就，文学创作重视内涵、“微言大义”，与紧贴现实、弃恶扬善的史学理想有一定的相通之处。另外，欧阳修所坚持的文学观、治史观集中体现了他努力践行的“君子道德”，尤其反映在其跌宕起伏的政治生涯中。基于如此丰富的经历，才使得欧阳修的人生充满了传奇色彩。从古至今，人们都能从不同角度，对于多重身份的欧阳修做出相应的定位。

【关键词】北宋古文运动；新五代史；金石录；；君子道德

一、“文起五代之衰，造极宋世”的典范

欧阳修是北宋举世公认的大文学家，其主要贡献在于对唐代韩愈“文以载道”思想的继承。《宋史·欧阳修传》载：“宋兴百年，而文章体裁犹仍五季余习，锼刻骈偶，淟涊弗振，士因陋守旧，论卑气弱。”宋初文坛以骈体占据主导地位，当时苏舜钦、穆修等进步文人曾试图发起改革，“然力不足”，这样的局面与中唐“古文运动”前，李华、萧颖士等人针对魏晋骈文转变之尝试，却屡屡受挫的经历十分类似。

宋仁宗嘉佑二年（公元1057年），欧阳修奉命主持当年的科举考试，然而，“时士子尚险怪奇涩之文，号‘太学体’”。（《宋史·欧阳修传》）这是由北宋中期石介等人倡导的一种文学体式，本意为复兴儒学，推崇“上古先王之道”，可见在思想意识方面，“太学体”相对于骈文已经有了一些进步，但是，这类文章用笔“怪癖生涩，佶屈聱牙”，使用不便，另外，过分脱离实际的“尊崇仰慕”，在北宋积贫积弱的社会中，几乎是毫无意义的无病。

“骈文”与“太学体”的并驾齐驱，使欧阳修认识到了北宋文坛的畸形现状以及对时局的消极影响。在他心目中，“知古明道而履之以身，施之于事，而又见于文章而发之，以仿后世。”　①上古先贤的“内圣”之道是用于人格的自我完善，然而，当代文人士大夫应当懂得抨击时事，并通过古代的治乱兴衰的经验，为今日之统治提供文本上的参考。

因而在接下来的科举评卷中，一大批钟情于“太学体”的考生被欧阳修毫不犹豫的淘汰，史书记载，大刀阔斧的改革引发了保守者的强烈抵制，然“场屋之习，由是遂变”。（《宋史·欧阳修传》）虽然北宋文风的革新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但是，欧阳修将“通纯则充于中实者，中充实则发为文者辉光。”　②作为文学创作的出发点，通过文章内容阐释深刻的义理，北宋文人注重思辨的精神逐步发展，并影响到后来苏轼、曾巩等人的文学创作。陈寅恪先生曾经指出：“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年之演进，而造极于赵宋之世。”（《宋史职官志考证》序）宋人以宽广的思维，严谨缜密的治学精神，开创了以“宋学”为代表的高度发达的文化。【1】其中，继承“行之乎仁义之途，游之乎诗书之源”　③的文学改革与创作，当是“造极文化”中浓墨重彩的一笔。

二、“忧国忧民，理性思辨”的史学工作

除却欧阳修的文学成就，他在历史学研究方面也是成绩斐然。《二十四史》中的两部《新唐书》、《新五代史》就出自欧阳修之手，这在中国史学发展史上是一个极其罕见的现象。另外，欧阳修的作品《集古录》，是我国金石学，也就是最早考古学研究的开山之作。

（一）《新五代史》与民族气节

近现代许多学者认为，《新五代史》是继《史记》之后，中国最好的一部纪传体史书。从体例方面来看，《新五代史》在本纪编写中重开“秉笔直书”的义例，恢复了“表谱”，另外在地理志方面贡献显著。【2】从内容方面分析，由于《新五代史》所述史实因为与北宋相隔最近，许多问题也与北宋社会密切相关，因此欧阳修“以史为鉴”的尝试才会如此成功。下面拟以本书中涉及的民族问题为切入点，对欧阳修的史学思想做一简要分析。

契丹与北宋的民族矛盾由来已久，北宋历代君王内心最强烈的愿望，就是收复五代后晋时期丧失的“幽云十六州”，甚至后来金人势力崛起，北宋曾一度与之达成共同灭辽的荒唐协议，目的还是为了恢复北部边防。关于幽云十六州“被迫割让”的始末缘由，《新五代史》中有明确记载，欧阳修对此还发表了一段深刻的感慨：

“呜呼！自古祸福成败之理，未有如晋氏之明验也！其始以契丹之兴，终为契丹所灭。然则晋氏之事，维翰成之，延广坏之…盖夫本末不顺而与夷狄共事者，常见其祸，未见其福也。可不戒哉！可不戒哉！”

史论中提到的桑维翰，作为幽云十六州割让的始作俑者，提出与契丹交涉的条件，一度让刘知远也觉得十分过分。他曾经面见辽太宗耶律德光，“跪于帐前，自旦至暮，涕泣争之。”　④后来，石敬瑭顺利当上后晋皇帝，桑维翰也因此屡获高迁。欧阳修对于这种典型的“卖国求荣”之行径十分不屑，但还是希望当世统治者能够认清时局，在用人方面保持清醒的头脑，避免重蹈前朝的覆辙。

欧阳修修史的时代，北宋与辽通过订立“澶渊之盟”，维持和平友好的交往已经多年。但是，真正意义上的大一统从来没有实现，北宋实际控制的疆域与历代中原王朝的面积相比，十分有限。相对于其他时代的政治家，史学家，欧阳修对于本朝的现状有着更为深刻的理解和同情。因而在《新五代史》所记述的民族问题中，也不乏大义凛然的英勇事迹。对于英勇抗击契丹将领的倾心歌颂，至今读起来仍有虎虎生气。【3】比如通过后唐将领王晏球，后晋将领皇甫遇同契丹人顽强搏斗的史实，与桑维翰、景延广出卖民族利益的劣行形成鲜明对比，从而刻画出欧阳修心目中异于普通“气节”的民族大义，并且表明了“北伐契丹，乘其胜威，击其昏怠…而其功不亦壮哉”的坚定信念。

综览《新五代史》，欧阳修在通篇以“呜呼”发端的独特史论体例，抒发历史兴衰得失，兴亡治乱的深沉感慨。【4】当然，新五代史的政治讽喻意义绝不仅限于此，又如在《伶官传序》中，欧阳修从后唐庄宗李存勖任用乐官而贪图享乐的史实出发，提出了“忧劳可以兴国，逸豫可以亡身”的经典论断。《新五代史》通篇以国家和民族利益为纲，将史学的现实意义发挥的淋漓尽致。

（二）“金石证史”的先驱

值得提出的是，欧阳修的史学贡献并不仅限于故纸堆似的埋头苦读，而是更加注重对于历史的考证。依据现代考古学的理论，传世典籍与出土文献的比对分析，有利于还原更加真实的历史风貌。欧阳修收集上古以来的金石遗文、断编残简加以整理著录的意旨正在于此。

在《集古录》中，欧阳修对传统史书中的人名、官名、地名及对具体事件的错记、漏记等情况作了一定程度的订正，同时还注重对典章制度渊源的论证。其中以“纠史之妄”为典型。他对各种“天命论”、“轮回观”的传统信仰有一种天然的鄙薄与排斥，却注重一切从实际出发，言之有故。比如唐代佛教发展繁盛时广泛流行的报应学说，对于其中荒诞不经的内容，虽然欧阳修不能加以科学的论证，亦不能以宗教学家的身份阐明，但还是通过碑文资料，得出了对于佛教“信向者未必获福，毁贬者未必有祸”的结论。【5】有一种观点认为，欧阳修是宋学的先驱，我觉得，这样的推理虽然略显单薄，但是从“金石证史”的开创性成就，至少可以证明欧阳修注重理性思维的治学态度。

纵观欧阳修的史学成就，是他高度的国家责任感与求真务实精神相结合的产物，这与之前提到的文学信仰亦有相通之处。对现实国运，民族危机的深切关注，以“理”来看待历史变动，主张从人事方面总结兴亡原因，体现出欧阳修尊王、大一统的观念，从这种历史兴衰论中，体现出北宋史学哲理化的一种发展趋向。【6】从前面的分析亦可以看出，这种历史观同欧阳修一身践行的“君子信念”也是一致的，关于具体问题，将在下面的内容中加以明证。

三、崎岖坎坷，志犹不悔的政治行动

欧阳修的政治活动贯穿了仁、英、神、哲四朝，可谓劳苦功高，却又在起伏升降中艰难前行。王安石曾经评价：“上下往复，感世路之崎岖，屯邅困踬，既压复起，遂显于世，果敢之气，刚正之节，至晚而不衰。”　⑤庆历年间，因支持范仲淹的新政改革而被反动派攻为“结党营私”，晚年又是“王安石变法”的主要反对者，北宋一朝两个著名的政治事件，欧阳修虽然不是发起者，却都参与其中并且发挥重大作用，所以可以看做其一生政治经历的集中反映。

（一）《朋党论》与庆历新政

“庆历新政”在推行一段时间后，由于触犯了大地主大官僚阶级的利益宣告失败，范仲淹惨遭贬谪，欧阳修因是范仲淹的鼎力支持者而受到牵连。他向仁宗上奏《朋党论》，文中指出：“君子为朋，同道相益，以之事国，则同心而共济，终始如一。”“君子”聚集在一起讨论治国大道，为努力构建内心的理想社会而不断努力，由于政见的一致性，所以才会形成所谓的利益集团，而不是小人之间的利益勾结。接下来，欧阳修对于反对派所谓“结党营私”的诬陷，做了一些解释，指出小人谗害忠贤，为了确保肃清自己的“敌对势力”，所以才会不惜一切代价，以“结党”为名，扩大打击面。我觉得，东汉末年的两次“党锢之祸”，李膺、范滂等进步太学生的经历与北宋范仲淹等人十分相似，有学者分析指出，党锢事件只是镇压持不同政见者的冤案，所谓“共为部党”云云全是诬陷不实之词。【7】同样，欧阳修的《朋党论》也表明了小人为伪朋，而君子坚守道义，爱惜名节的事实。代表中下级地主阶级的士大夫，面临对外“夷狄骄盛”，国内吏治腐败的局势，为稳定与巩固宋代的封建统治秩序，而进行了广泛的政治改革，这是以范仲淹为首的改革派人士共同的认识。【8】

《朋党论》作为支持庆历新政的有力工具，虽然因为仗义执言引起了神宗的不满，进一步加强了皇帝对范仲淹的厌恶与排斥。但是，文章体现出的“气节观”，关于君子“结党”的真相说明，让我们重新回顾中国古代历史上不计其数的“党派斗争”时，会从国家、民族的切身利益出发，作出新的审视与思考。

（二）王安石变法的反对者

“王安石变法”是继“庆历新政”后，北宋历史上一次以“整顿财政”为中心的改革。由于政策涉及到国家经济生活的各个方面，并且兼有军事、教育等法律创新，所以使得“熙宁改制”面临了更加激烈的“党争风波”。关于欧阳修与此次变法的关系，《宋史·欧阳修传》中载：“修请止散青苗钱，为安石所诋。”表明欧与王在变法的具体政策方面的确存在分歧，现就这问题的真相做一简要分析。

文中提到的“青苗法”，又称常平新法，即规定凡州县各等民户，在每年夏秋两收前，可到当地官府借贷现钱或粮谷，以补助耕作。当年借款随春秋两税归还，每期取息二分。从表面上看这项法律似乎体现了百姓的切身利益，然而，许多学者的研究表明，这是王安石变法内容中争议最大的一项。依据户等高低规定的借贷数目，使得实际需要迫切的主户中下层与客户并不能得到实际的利益，另外，保守派还指出，“出息二分”的规定，对于普通百姓来讲，也并非一笔轻松的数目。所以“青苗法”具有很强的聚敛财富之嫌。【9】

欧阳修在整个变法中，也是持有上述观点的“保守派”之一，钱穆先生曾经指出，王安石变法的很多反对者都是当时社会知名的“君子”。虽然在这一事件中，欧阳修已过花甲之年，在政治方面发挥的作用自然不及在仁宗一代、在庆历新政时的巨大影响力。但是，从宋史中这一处零星的记载，我们或许也可以看出晚年的欧阳修对于国运一如既往的深切忧虑及关心。

北宋名相韩琦曾经评价欧阳修“襟怀洞然，无有城府，常以平心为难，故未尝挟私以为抱怨。”（韩琦：《欧阳公墓志铭》）欧阳修一生的跌宕起伏，是他作为典型的儒家士大夫，表现出“学而优则仕”的积极态度；也正是由于欧阳修的“真性情”，才能使他在北宋前中期民族矛盾与阶级矛盾错综交织、日趋激化的社会背景下，通过文学改良、史学创作，为当世治国提供文本上的经验借鉴，另外，身体力行的政治活动，也是他一生不畏权贵，忧国忧民的深刻体现。虽然，欧阳修作为文学家的名气最大，但是许多学者指出，如今对于欧阳修的研究，不能再仅限于文学领域的专家，而是需要调动历史、哲学、政治、军事等各专业领域专家参与研究，并从客观角度把握其文化地位、人格魅力及当下意义。【10】 “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的意义，或许才是古人真正想要留给我们的现实财富。

【注释】

①欧阳修：《欧阳文忠公文》卷66《与张秀才第二书》

②欧阳修：《欧阳文忠公文》卷67《答祖择之书》

③韩愈：《韩昌黎集》卷58《答李诩书》

④欧阳修：《新五代史》卷29《桑维翰传》

⑤王安石：《祭欧阳文忠公文》

【参考文献】

【1】邓广铭.宋代文化的高度发展与宋王朝的文化政策[J].历史研究，1990(1).

【2】赵吕甫.欧阳修史学初探[J].历史教学，1963.(1).

【3】韩兆琦，吴莺.欧阳修《新五代史》简论[J].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92(3).

【4】张新科，吴竞泽.褒贬祖《春秋》，叙述祖《史记》—欧阳修《新五代史》传记风格探微[J].陕西师范大学学报，2012(2).

【5】余敏辉.欧阳修的金石证史[J].史学史研究，1999(3).

【6】吴怀祺.对欧阳修史学的再认识[J].史学史研究，1991(4).

【7】樊树志.国史概要[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0.

【8】邓广铭.范仲淹集团与庆历新政—读欧阳修《朋党论》书后[J].史学史研究，1992(3).

【9】钱穆.国史大纲[M].上海：商务印书馆，1996.

【10】裘新江.2010年滁州·欧阳修全国学术研讨会综述[J].滁州学院学报，201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