拯救首次轰炸日本本土的美国飞行员

1942年4月18日凌晨,美国16架B-25轰炸机在杜立德中校率领下,从距日本650海里的“大黄蜂”号航空母舰上起飞,轰炸东京、大阪、神户等地。这是日本发动侵略战争以来本土首次遭敌国机群轰炸,损失巨大,朝野震惊。这一历史事件,影片《东京上空30秒》和《珍珠港》中都有反映。

B-25机群原定计划是到浙江衢州机场加油后返回。然而,由于空中与地面失去了联系,轰炸机群无法着陆,在油料耗尽之后,机组人员被迫弃机跳伞。当时16架B-25轰炸机中,1架(8号)迫降于苏联远东地区,5位飞行员被苏联当局羁押。另外15架坠毁在浙江、安徽、福建境内(浙江10架、安徽2架、福建3架),机上75位美国飞行员中,除5人丧生、8人被日军抓获外,其余62人被中国军民救助脱险。我一直在衢州工作生活,为弄清这一事件的真相,对当时事件的亲历者进行了走访,对遗迹实地进行了考察,特撰写此文,以飨读者。

B-25轰炸机群衢州加油未遂之谜

对这次轰炸东京归来的美国飞机未能按计划在浙江衢州机场降落加油,曾有一种说法:由于天黑雨大,衢州机场当局误以为日机侵犯而关闭机场。

为弄清事实真相,20世纪90年代初,我访问了当年任中国农业银行衢县办事处主任、1989年从台湾回衢州定居的戴允铭先生。戴先生对我说,那天(1942年4月18日)确是雨天。晚上七八点钟,衢州有警报声,也有飞机声,但这飞机声不同于日本蚊式飞机的声音(日机一般晚上不出动)。次日,才知道是美国飞机。这些飞机轰炸东京返航,计划在衢州机场加油。“大黄蜂”号航空母舰将此事通知华盛顿最高指挥部,华盛顿再通知重庆中国最高当局。重庆将这一指令通知衢州机场,已是午夜12时。尽管衢州机场立即开放,但未见美机降落――原来,当晚8时至10时,返航美机飞到浙江上空,已油尽而坠地,有的落入海中。

戴先生说,当年衢州机场的负责人是陈诚的侄儿陈又超。戴允铭与陈又超时有往来。事发后,陈又超曾同戴先生讲起过,当时空军官兵也听出不是日本飞机,但没有重庆最高指挥部命令,即使知道是美国飞机,也不敢擅自开放机场。后来等来了命令,却为时已晚。

在由中国军民救助脱险的62位美国飞行员中,有34人由驻军、行政机构或游击队护送到衢州空军第十三总站集中。他们稍事休整,即由衢州乘军车到湖南衡阳,由衡阳机场登机飞抵重庆。衢州空军第十三总站位于衢州城西5公里处常山港南岸汪村的红土丘陵中(当时的空军官兵称其为“石头山”)。1947年,将衢州空军第十三总站的营房改建为“雨农中学”,以纪念戴笠。衢州解放后,雨农中学即被撤销,遗址仍在。

中国军民冒死拯救美国飞行员

B-25轰炸机群的飞行员,有一些会书写出发前上级告知的赴集中地点的求救中文信件。例如,一位飞行员降落后,从日记本上撕下纸片,用铅笔写道:“我是一个美国人。我须要到处州(株州)或者到中国飞机场。然后我能得一架飞机到达重庆。假使有人能领我[去]飞机场,那末,我们到那边的时候,此人能得到赏格。假使飞机场离此远的话,那末领我们到最近中国兵队那里去。”另一位飞行员则写道:“你们知道美文否?我是一个美国籍航空员,我的飞机被伤于昨日。现在我正在往重庆进行,但先要到处州(?株州)一行。现在如何可以到达处州?其余美国人,何时到此地?”值得注意的是,这两封中文求救信中的地点,都用了“处州”、“株州”字样,其实,应该是“衢州”。因为在外国人听来,“处州”、“株州”、“衢州”的发音是一样的,且“衢州”的“衢”字那么难写,于是便写成了“处州(?株州)”。

杜立德所在的1号机坠落在浙江与安徽交界处的昊天关。5位飞行员跳伞后,落在临安县境的天目山一带。第二天,几位青年学员发现在水稻田里露宿了一晚的杜立德,即将他护送到浙西行署。其他4位飞行员在粗通英语的小学老师朱学三以及村民张根荣等人的救护下,也被送到浙西行署。

鲍勃・格雷中尉驾驶的3号机没有在雨夜里看见海岸线,最后看见云下大片的灯光,才知道已经进入大陆,并且是在一座城市上空,格雷投下了仅有的两枚照明弹,希望能借助照明弹的光亮发现可以迫降的平地,但在黑暗中什么也看不见。晚10时许,燃料马上就要用完了,格雷只好下令弃机跳伞,这是浙江遂昌附近的山区,地形相当复杂,格雷中尉降落在一个山坡上,等他看清周围后,惊出了一身冷汗――他降落的地点离一个陡峭的悬崖只有几步之遥!格雷和投弹手阿登・琼斯中士天亮后被当地的百姓护送到衢州。副驾驶雅各布・曼奇中尉也降落在山坡上,他知道黑夜里在地形复杂的山区乱走是非常危险的,干脆就地把降落伞当被子蒙头大睡。天亮后他来到山下的村庄,把第一个遇到的老妇吓得调头就跑。还好第二个村民将他带回家,由于语言不通,这人先画了日本的太阳旗,曼奇指指自己的高鼻子,然后将太阳旗抹去。接着村民又给他看了英国的米字旗,曼奇还是摇头。最后给曼奇看了报纸上的罗斯福照片,曼奇这才笑着点头。村民笑着与他握手,随后将他护送到衢州。领航员查尔斯・奥扎克中尉的遭遇最惊险,他落到悬崖下,右膝盖狠狠地撞在岩石上,伤得很重,万幸的是降落伞被悬崖上的树挂住了,才使他没有坠崖,但他就这样被吊着过了整整一夜,天亮后被当地农民刘芳桥营救并将其送到乡公所所在地。但幸运之光却没有照到年仅20岁的雷兰德・法克特上士身上,他在降落时坠崖身亡,老百姓发现后,按当地习俗,夜里在山上守尸,以防尸体被野兽吃掉,次日用上好棺木入殓。遂昌县政府派人将查尔斯・奥扎克,还有雷兰德・法克特的棺木一道护送到衢州空军第十三总站。

7号机坠落在浙江三门县海域。当地百姓把5位受伤的飞行员送到附近海游镇做简单包扎,然后用轿子将4位伤势较重的飞行员送至当时医疗条件最好的临海恩泽医局救治。医生陈慎言和闻讯赶来的美国医生怀特为伤员威尔逊成功地实施了截肢手术。为照顾他们的生活,还请来两位英国修女当翻译,做西餐给他们吃。

15号机坠落在象山南田大沙洋面。5位机组人员在当地渔民的帮助下,安全地通过了日军封锁线。但另一架坠落于爵溪附近洋面,生还的3位飞行员,在当地乡公所派出10名壮丁将他们送往象山县政府途中,被日军警备队截住,3位飞行员被俘,10名壮丁被日军就地枪杀。

日本对美国飞行员迫降地区

进行疯狂报复

日军最高指挥机关从在宁波附近俘获的美国飞行员口中,了解到B-25轰炸机队的加油地点是衢州机场后,为摧毁浙赣两省的中国空军机场,集中9个师以上的兵力,发动了大规模的浙赣战役。1942年5月15日至8月中旬,日军对衢州发动大规模进攻,并使用了细菌武器。军事重镇衢州于6月6日陷落。但日军在进攻衢州的过程中,也付出了沉重代价。5月28日,日军在兰溪市郊遇军六十三师顽强阻击,师团长酒井直次中将和4名幕僚在兰溪城郊被击毙,以致赶到现场处理善后事宜的日军南京留守处的石川少将惊呼:“现任师团长的阵亡,自陆军创始以来,这是首次。”

日军在占领衢州及所属县区后,即大抓民夫犁毁机场,烧毁街市房舍,掳走机器设备和金属制品,且随意杀人示威。据邑人汪梦松先生1942年7月17日日记载:“昨一和尚由衢城逃下云,五人只其一人逃出,余皆被难。敌已将电灯机件、电话线、瓷瓶等尽拆载于汽车待发,机场已破坏三分之二,城内不过千人。”1942年8月9日出版的《群力周报》记载:“敌溃后,街道尸首狼藉,尤以法院及衢中附小内横陈倒毙,何止数百。”又据1942年9月2日《东南日报》消息:“衢县敌溃退时,在城内外大肆纵火,城外民房尽成瓦砾,城内民房亦仅十分之一。”整个城市的生命财产,遭到日军毁灭性摧残,衢州成了“死城”,“城亦无市面,只少数物摊而已”。此次日军犯衢,“总计损失,就衢一县言之,士兵死亡约一万余人,民众被杀害者二万余人,被掳而失踪者三万余人,房屋被焚者十万余间,耕牛被杀者七千余头,猪被杀者十一万九千余只,粮食被劫者九万七千余石。江山损失亦重,龙游次之,常山又次之,开化之华埠等处,亦惨遭焚劫。至因敌寇蹂躏,其间接损失尤不可数计。”另据衢县党部统计,此次日军犯衢,仅衢州市区,经济损失达1.42亿元。

在有美国飞行员获救的江山县长台镇和清湖镇,日寇采取了疯狂报复,两镇居民被日军残杀27人,烧毁房屋88间,房产和财物损失达40万元。被杀害的居民中,有81岁的老公公和67岁的老婆婆。

“飞虎将军”陈纳德在其回忆录中,也记载了日军在浙赣战役中的暴行:“在这次为时三个月的战役中,日军把战争的矛头直指中国东部的中心地带,在两百平方英里的范围内,实行‘三光’政策,犁毁机场,并把所有协助过杜立德轰炸机队的嫌疑人统统杀掉……中国人为杜立德的轰炸付出了惨重的代价,但他们并不抱怨。在后来的战斗岁月里,他们也从未停止过对那些降落在日本占领区的美国飞行员进行帮助。”

跨越半个世纪的友谊

杜立德因此次行动成为美国人心目中的英雄,1942年9月升任驻北非的第十二航空队司令,1943年任驻地中海的第十五航空队司令,1944年1月任驻英国的第八航空队司令,军衔升至中将,而且他指挥的飞机轰炸过三个轴心国的首都:日本东京、德国柏林和意大利罗马。1945年战争结束后他退出现役。鉴于他对美国空军的杰出贡献,1985年里根总统授予他四星上将军衔。1988年布什总统授予他美国最高文职勋章――总统自由勋章。

1990年,杜立德的朋友、美国西北航空公司原副总裁穆恩组织一支5人考察团来浙江、安徽等地寻访当年参加救护美国飞行员的中国老人。

1992年3月13日,陈慎言、赵小宝、朱学三、刘芳桥、曾健培5位中国老人,应杜立德轰炸机队协会的邀请,赴美参加“杜立德行动”50周年纪念活动。在访美的十多天时间里,5位老人备受美国人民的种种礼遇和热情款待:美国总统乔治・布什致信问候;国防部长切尼在办公室接见他们;美国明尼苏达州政府颁发给他们“荣誉市民证书”。

在“杜立德行动”50周年纪念活动上,出现了一件有趣的事情――11号机组飞行员开普勒将特制的50瓶“BUSCH”啤酒赠送给曾健培先生。此事,还得从开普勒等飞行员获救时说起。当年,11号机坠毁于浙江与安徽交界的山区。当地百姓将5位飞行员送往安徽歙县。在那里,当翻译曾健培问他们有什么需要时,飞行员波尔茨说要一瓶啤酒。当时,啤酒是非常稀罕的奢侈品。让波尔茨惊喜的是,曾健培居然为他弄来了一瓶“上海”牌啤酒。此后的岁月中,波尔茨将这瓶“上海”牌啤酒称之为“一生中喝到的最可口的啤酒”。正因为如此,波尔茨的战友开普勒策划了这一出乎人们意外的“啤酒行动”。

在“杜立德行动”50周年纪念活动上,美国总统乔治・布什对这段历史作出了高度评价:“在突袭以后,那些善良的中国人不顾自己的安危,为我们的飞行员提供掩护,并为他们疗伤。在具有特殊意义的时刻,我们也向他们表示崇高的敬意,感谢他们作出的人道主义努力,是他们的帮助才使我们的飞行员能够安全返回。杜立德行动虽然已经过去了半个世纪,但这些英雄们一直受到美国人民的敬仰和尊重。我们永远不会忘记他们作出的伟大功勋,也永远不会忘记为自由和正义事业作出贡献的中国人。”

1997年,衢州的友好城市美国雷德温市市政当局赠送给衢州市政府一架B-25轰炸机模型。与这架B-25轰炸机模型一同珍藏在市档案馆的,还有一块1990年9月美国杜立德航空考察团到衢州考察时团长布莱恩・穆恩赠送给衢州市政府的“多谢铜牌”,这块铜牌制作精美,上有健在的44位获救飞行员的签名。

1998年12月,当年在江山县双溪口东积尾村获救的约翰・伍尔德里奇,携夫人专程来到东积尾村,探望毛继富及其他村民。约翰意外地得到了毛洪章老先生小时候从遂昌北洋村捡来的一块0.5米见方的B-25轰炸机残片。